书城政治蓝海博弈·世界顶尖学者中国演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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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礼制传统与明清京师文化(9)

迎神时燔柴,这是远古以来留下的习惯,人们相信燔柴冒起的缕缕青烟能够建立与上苍对话的通道。第二程序奠玉帛,典仪赞“奠玉帛”,司乐赞“举乐”,皇帝到神位前,跪进玉帛于案上,然后复位。祭天用苍璧,黑色圆形中间有孔,帛是丝织品,宽大约二尺一寸,呈卷状,功能类似民间的烧纸。第三程序进俎,典仪赞“进俎”,司乐赞“举乐”,皇帝到神位前,将供神的食品高举供上,然后复位。第四程序初献,典仪赞“行初献礼”,司乐赞“举初献乐”,音乐奏起,舞蹈队跳起武功舞又称干戚舞,皇帝到神位前,跪奠爵之后,俯伏趴在坛面,这时读祝官高声朗读事先撰写好的祝文,朗读完毕,皇帝行三叩礼,然后复位,乐队照旧奏乐,再跳文德舞又称羽箭舞。第五程序亚献和第六程序终献的仪式与初献大致相同,只是不再读祝,舞蹈队不再跳武功舞,只跳文德舞,分献官、陪祀官开始随行礼。三献之后,第七程序饮福受胙。饮福受胙是示意性的,表示在祭天过程中,得到了苍天赐予的福胙。福胙只能由皇帝代表皇朝接受。皇帝升坛至饮福位跪下,奉爵官酌酒,奉胙官奉胙跪献给皇上。皇上接受爵、胙以后三叩首,站起来回到二层拜位,率领群臣行三跪九叩礼。第八程序微馔送神,典仪赞“微馔”,司乐赞“举乐”,皇帝率领群臣行三跪九叩礼。然后职司人员依次奉祝文、帛、馔、香,分别送到燎所,准备焚烧。第九程序望燎,典仪高唱“望燎”。皇帝至望燎位,微下的供品投入燎炉。待燃烧至一半时,皇帝下坛回到幄次,换下祭服,乘舆还宫,祭天仪式结束。

从祭天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老幼体弱的皇帝是不胜其力的。皇帝要在一二层之间往返多次,又要频繁地下跪叩首,因此,如有身体特殊情况,派大臣代行也是必要的。

如果皇帝不能亲自出席,派大臣代行,仪式就不能完全仿照皇上亲临的模式。首先,拜位降到三层阶下,升降从西阶上下;其次,行初献礼朗诵祝文时,代行人只能俯伏于二层阶下,不能像皇帝一样停留在一层;其三,减去饮福受胙程序。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直接从上天那里得到赐福,哪怕是皇帝指定的人也不能代替他承受。最后,望燎时退立西边。其他程序与皇帝出席一样。

祭天是要获得上天的启示与眷顾,表现皇帝代表天行政的绝对权威。王夫之说“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天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容空间与时间的一切,构成观念上的绝对意志。祭天是皇帝的专利,他人未经批准,不能行使。也许是赋予天的政治文化理念积淀太深太厚,人们难以摆脱观念习惯,只能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其实中国人智慧,早已明白世间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不付代价的收益。朝廷千方百计地禁止民间祭天,铸就了人们畏天敬天信天的习惯,一方面,为朝廷政治秩序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隐含着政治危机。谁都知道,天可以赐予恩惠,同时也可以降临惩罚。反叛力量积聚也恰恰利用了天的启示这一手段,来反对现实政府,譬如晚明李自成以天示“十八子,主神器”为号召,表明自己是天选的代替明朝的人。虽然历朝都在祭天方面投入了巨大的政治智慧与物质财富,却不能保证皇朝永固,不被他人取代。

明朝中期以前,祭天时,由坛门外大次通往圜丘的路上铺满了席子,祭天君臣要脱鞋行走于上。皇帝临坛,人幄次,脱鞋升坛。执事、导驾、赞礼、读祝官和分献陪祭官皆脱鞋于大次外面,升坛供事。协律郎、乐舞生跣袜就位。祀曲完毕,下坛穿鞋。

此礼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革除。

大家在看电视剧的时候,都说雍正皇帝夺的是皇十四子的位,民间好多人特别相信这个,通过这个祭祀,你就会知道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发现了康熙皇帝的满文遗诏。当然,现在也有人会怀疑啊,遗诏雍正皇帝也可以造假,遗诏上都是满文,雍正皇帝也可以用满文,但是有些东西,出席的人和没出席的人,是造不了假的。雍正皇帝的皇位来自于皇十四子,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个原因是,清朝就有皇子做大将军的先例。你不光看到皇十四子做了抚远大将军,觉得那是康熙皇帝对他的重视,其实,康熙时代康熙的哥哥,比如二哥福全、五哥常宁,一个做抚远大将军,一个做安北大将军。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死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七,崩于康春园。当年的这个冬至日,据记载,康熙皇帝曾经在他死的前五天,命令后来的雍正帝,也就是清世宗,当时叫胤稹,是雍亲王,代他到天坛祭天,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代表皇上去祭天,和皇上派一个大将军不可同日而语。

再者,康熙皇帝命令皇十四子做抚远大将军时,是康熙五十七年。康熙六十一年,抚远大将军从西边回来过一次,康熙皇帝又让他回去了。你别忘了,过去人的寿命和现在人的寿命是不一样的,过去的医学非常不发达,人只要一感冒就可能死。所以,过去为什么五十岁就称老夫,道理就在这里。清朝也好,明朝也好,皇上活过五十的并不多。清朝皇帝过五十的是不少的,明朝皇帝大约过了四十就死了。所以,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七年的时候,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他能够让一个他想传位的人去西宁吗?这与中国文化不相吻合。

对祭天,我刚才举这个例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祭天时皇帝可以不出席,可以由潜官代祭,但是,潜官在代祭的时候刚才讲了,皇帝在二层,潜官在三层,然后“迎神”到第一层上去,怎么去?刚才讲的皇帝走东边这个道,潜官代祭的人走西边的道;另外在“燎炉”的时候,在西而且往后,别的都一样,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丝毫不能弄错。

祭地和社稷的礼仪

祭地是在夏至,阴历六月二十二日,大致也是这么一个程序,但是比这个程序少,比如不燔柴。所谓不燔柴是什么?就是祭地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瘗坎”,先把那个东西埋了。祈谷的日子就是正月“上辛日”,这个日子是变动的,它不会像夏至冬至,因为夏至冬至它是节气。就是说地球绕太阳一周,中国人对太阳旱有认识,节气就是将一年这时候分成二十四等分。所以,节气永远是固定的,每年的十月二十二日都是冬至。正月也就是“孟月”,上辛日是阴历的第一个出现“辛”的日子,所以,后来在嘉靖时候认为,如果上辛日在正月初五以内,为“上辛日”。一个“上辛日”是十天,我可能讲得有点绕嘴,因为现在中国记事法,它不用这个法子。

大家可能知道算命的所谓“八字”,所谓“八字”者就是生年、生月、生日、生时。那为什么叫“八字”呢?这是因为年是用干支的,月也是干支的,日也是干支的,时也是干支的,所以这种记事法是干支法。这点很清楚,一个“辛”日就是十天,因为“干支”那个“干”就是十个的意思,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如果在正月五日之内,那就是“上辛日”,这个第一“辛”日,可能就是正月初三;“次辛日”肯定就是正月十三,这个是所谓祈谷。尊庙的时间是祀孟,所谓孟,就是咱们过去讲的记月法。孟、仲、季,孟实际上就是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即每一个季的第一个月。孟就是一,仲是二,季是末。

太庙的祭祀,一年至少有五次正式的祭祀。因为太庙是先祖之庙,所以,国有大事必须要告庙,就是说,告庙者随时都可以进,如果没有这种告庙的事情,那么,这样的祭祀一年至少有五回。然后祀孟月,等于月初然后岁末嘉吉。这个“嘉”过去有一个字叫“地”,“地嘉”过去是连用,但是在清朝没有地祭,只有嘉吉。为什么,因为地祭,是祭远祖。就是说“嘉吉”祭五代之内的祖,有时候远祖缥缈,考证不出来,最后只能是虚问一下,所以,有人认为虚问一下于礼不公,所以将这个“祭”去掉,是没有这个。所以,尊庙的“五祭”你就记住,这个岁末之祭,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过的那个。过去有一句话:不祭祖父不过年。现在,可能诸位年轻人不明白了。

过去中国人的除夕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祭祖,把祖宗祭完之后,才能过年。这个从皇上家,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就是尊庙。

我刚才说的国家的皇帝亲自出席的五种,已经介绍了四种,还有就是社稷。每年二月与八月的上戊日在社稷坛举行祭祀仪式,也是朝廷必不可缺的大祀。社稷坛在天安门西边,即现在的中山公园。祭社稷是皇朝祈祷普天之下物阜民丰的祀典。社稷坛上的五色土象征着皇朝各处所有的耕地,而非人们寻常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为了表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含义。古人认为:稷非土无以生,土非稷无以见生生之效。

所以祭社时必然要同时祭稷,种植物与土地是人类生生世世须臾不可离的。《山堂考索》说:土爰稼穑,其本一也。是则社稷之祭,合而为一,自古以来如此。

农业立国的时代,人们最关注耕地和耕地上作物的生长与收成状况了,极为惧怕自然灾害的侵袭。因而,自从人类有了农业,就一直祈盼年年五谷丰登。设坛祭社稷之神是通行全国的制度,都城以下,府、州、县皆立社稷坛,坛制仿照朝廷社稷坛式样,宽度减十分之五,高度减十分之四。明代之藩宗室诸王还要设王国社稷坛。清代废除了宗室诸王之藩制度,所有王公都于京师建邸,府邸内也不再建社稷坛。

古礼以为天子应有三社,为群姓而立者,为太社;其自立者,为王社;还有所谓胜国之社就是亡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国虽亡而存之,以重神也。汉高祖以后,朝廷只在京城设立太社太稷举行祭祀,不再建帝王的“王社”和上一皇朝的“胜国之社”,明初亦复如此。至嘉靖年间,世宗对古礼发生浓厚兴趣,因此,在京师之内,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坛庙,其中就有帝社稷坛。帝社稷坛属于皇帝自立的“王社”。

通常用社稷代表国家,从行政上讲,朝廷以至省府州县一体化,社稷坛遍布全国。

在地方上,府、州、县都建设社稷坛,到时候地方长官率领从属祭祀。这一祭祀是各级政府的职责。说来也不奇怪,只有各地都物阜民丰,朝廷自然安定。祭社稷不像祭天那样仅属于皇帝专有,民间乡村祭里社也非常流行,一直流传到近代。“里社”一词源于明代户口的里甲制,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下分十甲。明太祖时定制,每里设立一处社稷坛,祭祀五土五谷之神。里社即是人们常说的乡社或春社,在民间历来是一件乡土社会的盛事。

除此之外还有中祀,还有群祀。中祀里面比较主要的有先师庙、历代帝王庙等等。

日月坛在明朝为大祀,清初降为中祀。先师庙就是孔子庙,清朝光绪年间提升为大祀。

历代帝王庙,明清一直都是中祀,祭祀的是历代有为的皇帝和名臣。从而表现历朝之间的政治传承,也是一种尊重历史的表现。在日月坛,祭日是在早晨八点,叫卯时;祭月是在晚上八点,叫酉时。祭日的时候,皇帝穿的服装是红色的,祭月的时候皇帝穿的服装是白色的。祭日是隔年祭一次,甲乙丙丁,要逢甲的那一年祭,然后隔一年祭一次;祭月是三年一祭,两年不祭,逢戌丑辰年祭,也就是十二年祭四次。祭日是春分日,祭月是秋分日,所以两至两分正好将一年分成四个等分。

至于小祀、群祀,皇帝肯定不出席。明清时期北京的庙宇林立,如火神庙、土地庙、马神庙、关帝庙、药王庙、三官庙等等,有些是官办的,有些是民办的。这些庙都属于祭祀祈福的范畴。严格地说,类似的庙宇与宗教寺庙不是一码事,祭祀表现得更多的是崇敬与迷信,而不是宗教信仰。中国人向来缺乏宗教热情与宗教献身精神,因此神庙的性质与分类,在民间没有太大意义。善男信女逢神必拜,而跪拜的神灵与神灵之间的差别,并不是祈福者所关心的。

人们建造一座城市,居住生活在这里,当然希望河山永固,不受自然灾害的侵扰,尤其京师的意义还不仅局限于本地。但是,无论朝廷还是民众,谁也不会完全相信,修建几座庙宇,祭祀供奉多位神灵,就能保证城市与皇朝从此远离灾害。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乐此不疲?其中深义,值得玩味。实际上,礼制神庙性质的建筑,从来都是凝结情感与情感宣泄的复合物,一方面,人们愿意通过对神灵奉祀来表达自身的各类希望,同时,用神灵来警示人们的安全忧患意识;另一方面,这是一种人类的自我估价和时代心态,在不可抗拒的灾害面前,束手无策之际,仍然满怀能够随时获得解救驱除灾难的希望,因而在无可奈何的境地中自然想到神灵的眷顾。政府热衷于修坛建庙定期举行祭祀,除了显见的如政治等功能之外,同时也可以在灾害发生时逃避救助不力的责任,把灾害归结于不可抗拒的上天惩罚,让人们反省自己的行为,从而不过多地责难政府。

实际上,人们虽然随时可以产生畏惧失去、畏惧灾难的心理,却不可能永远地保持精神警惕,只有灾害降临时才是如此。一旦灾害过后,人们的紧张心情很快就会放松,那种期待神灵保佑的迫切需求也随之远去。中国人对待神灵的实用态度与对待宗教一样,完全要视情景、境遇而定,不能保持连续一贯的态度,但取所需,往往是临时抱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