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瞻礼大菩提寺佛舍利瑞象时玄奘的心理及精神状态，即两次“昏厥”。三种记载中，唯《续传》本传有记录：“奘初到此，不觉闷绝，良久苏醒，历睹灵相，昔闻经说，今宛目前。恨居边鄙，生在末世，不见真容，倍复闷绝。旁有梵僧，就地接扶，相与悲慰。虽备礼谒，恨无光瑞。”
二是与玄奘法师一同前往瞻礼舍利瑞象的人，《法师传》明确记为杖林山居士胜军，瞻礼间，二人还“共论舍利大小不同”；《续传》本传记为“大乘居士”，虽省略了名字，但仍可推知他就是胜军其人。《续传》本传说：胜军在与玄奘前往瞻礼佛指骨舍利瑞象前，还在为其开释《瑜伽师地论》。对此，《西域记》没有记载，但并不等于不存在。在瞻礼舍利瑞象时，胜军与玄奘也有过一次对话：《法师传》记为胜军问玄奘是不是对寺中舍利比他处舍利大而产生过疑惑，玄奘承认有过疑惑；《续传》本传则记为胜军问玄奘在目睹瑞象时是不是“心疑其火（即舍利所放照烛天地之光）”，玄奘如实告以所疑。胜军说：以前自己也有所疑，但“其瑞既现，疑自通耳。”
从以上有关记载异同的罗列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到大菩提寺瞻礼佛指骨舍利瑞象，这是玄奘整个求法巡礼行程中最具轰动效应、最具指标性的事件，原因有三：1.大菩提寺是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也就是佛法的源头所在地，因此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性；2.瞻礼佛指骨舍利瑞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舍利放光和菩提树一夜落光而又长全两项，瞻礼活动具有传统性、一贯性、群众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3.瞻礼舍利瑞象能获得“有疑自通”的“神变加持”法益。玄奘对大神变月的瞻礼法事极为重视，充满了期待和渴求。
那么，玄奘究竟在期待什么，在渴求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在期待和渴望见到佛指骨舍利的真容。由于期待迫切，心情紧张，而瞻礼现场气氛庄严、凝重，所以，玄奘一到来便“闷绝”过去，良久才苏醒；又等了很久时间，仍未能见到舍利真容，所以再次“倍复闷绝”。一直等了七天七夜，最后才圆了心愿。两次闷绝说明了其期待、渴望的迫切程度。求法归来后，玄奘通过笔记、口传，将大菩提寺佛指骨舍利及其瑞象第一次介绍、传播到中国境内，换句话说，世之有佛指骨舍利存在并呈瑞是玄奘《西域记》第一次在中国境内披露的，此后，则由其弟子慧立及道宣律师广泛宣传开去。
联系玄奘在瞻礼舍利前夕所做的一个梦分析，甚至还可以大胆设想：玄奘已经从大菩提寺请得了佛指骨舍利。据《法师传》记载，玄奘曾梦见那烂陀寺这个印度佛学中心庭院荒芜，僧徒散尽，大火焚烧村邑，文殊菩萨现金身告曰：“汝可早归。此处十年后，戒日王当崩，印度慌乱，恶人相害，汝可知之。”玄奘将此梦告知胜军，胜军说：“三界无安，或当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图焉。”这个梦，说透了，其实是玄奘在印度游学求法十几年对当地政治、宗教发展形势的观察所得出的印象和判断，即：印度佛教至此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瑜伽有宗虽然将佛教哲学推向了极致，但空有之争却仍然无休无止，“惑者不能会通，谓为乖反”，这是由于传承者（传人）不了解“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的缘故，实际上也就是说，印度没有了深谙佛法真淹的继承人。此外，小乘势力也仍然非常张狂，说什么大乘佛教为“外道空花，非佛所说”。诸如此类等等，都在说明印度佛教已经走到了尽头，缺了活水，少了动力，没了生机。而玄奘本人呢，在国内及西游途中（迦湿弥罗）对小乘诸部三藏早巳“遍皆学毕，具悉其宗”，经过师从戒贤论师及其弟子胜军居士，对瑜伽有宗的经典《瑜伽师地论》真髓也有了更深的认识领会，既能破小乘歪曲大乘的恶见，又能会通大小二乘、空有两宗的意旨，乃至于在印度这个佛教的天国和故乡竟然无人能够抗衡。当此之时，玄奘理当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继承、弘扬、发展佛法“舍我其谁”的沉重责任感，也理所当然地会预期和渴望震旦神州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用自己的努力，当此印度佛教趋于衰落之时，在震旦神州建立一个新的弘法根据地和大本营。抱负和责任感不仅需要有崇髙的理念来支撑，将期待和渴望变成现实，则更需要塑造一个引起举世瞩目的形象。于是，如何请得佛指骨舍利，在震旦神州建造一座华夏式的大菩提寺，难道就不会成为一种诉求吗！能不能大胆地设想：玄奘已经从大菩提寺请得了佛指骨舍利。
关于这个设想的合理性，还可通过对以下一件事的分析来进一步加以佐证：《法师传》和《续传》本传都有差不多相同的一句话；前者说“众睹此已，咸除疑网”，后者说“其瑞既见，疑自通也”。在玄奘整个求法行程中，往往有类似“遇难求签”的举动。其实，大家毋宁将这看成是假借神明指示来表明当事人在遇到难题而举棋不定时最后作出决策的一种方式。同时也不要拘泥于“咸除疑网”和“疑自通也”仅仅是局限于有关舍利为什么大小不同和舍利为什么会放光这样的具体问题，而毋宁将它看作是佛法中常说的“神变加持”，即在佛力的加附任持下变得更加通慧，甚至无所不能。玄奘既然已经见到了佛指骨舍利真容及其瑞象，自然也就获得了这样的“神变加持”。这一“神变加持”无疑为玄奘对自己在佛学上的独创、建树增加了自信。那么，什么是玄奘在佛学上的独创、建树呢？答案是两个字：“会宗”和“独尊大乘”，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会通大乘中观、瑜伽空有两宗的旨趣，证明“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借以消解教门阋墙、同室操戈的纠纷和矛盾；彻底批驳、斥破小乘论师对大乘的诽镑攻击，独推大乘，“令无量人返邪入正，弃小归大”。众所周知，玄奘西行求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取得佛教真经《瑜伽师地论》，到了印度后又曾师从戒贤及其弟子胜军学习此《论》，但直至瞻礼舍利瑞象期间，胜军仍在为其开释此《论》，可见玄奘直到此时似乎对此《论》尚还“意犹未尽”，或者说觉得胜军乃至于戒贤的阐释还停留在就《论》而讲论，与自己会通空有的见解还存在歧异；他为批驳小乘的攻难而写成《制（破）恶见论》虽然博得了其师戒贤及徒众的称赞嗟赏，但能否说服并得到五印广大小乘信众的认可、拥护，也同样心中没底。谁对谁错呢？自己的论点能承受得起考验吗？自信心不够。既然见到舍利瑞象便可“咸除疑网”，“疑自通”，那就等于说，玄奘在瞻礼舍利瑞象时获得神变加持后，对自己“会通”见解增加了自信，认定自己是正确的，是“无师自通”的，是印度本土僧人所不及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即在那烂陀寺讲《会宗论》，对大乘中观学派论师师子光关于“一切无所得”、连《瑜伽师地论》所立的“圆成实性”亦应破除的主张进行了彻底的批驳；针对南印度王灌顶师老婆罗门般若掏多攻击大乘瑜伽行派“所缘缘义”的《破大乘论》写成《制恶见论》，不仅博得了大乘本宗人的称颂，解决了自陈那以来唯识宗未能解释的“带相”问题，而且还在全印僧俗并18国国王数千人参加的曲女城的辩论大会上赢得了“大乘天”和“小乘天”的最高荣誉。这次瞻礼，这次“神变加持”，无疑也进一步坚定了玄奘回国建立东方佛国以及震旦大菩提寺的决心和信心，因此，也使设法请得佛指骨舍利的欲望更加强烈和变得更具现实性。
道宣律师与玄奘前后共事14年，从玄奘讲述求法经过和译经弘法实践中，自然非常了解他的心路历程，所以，趁着显庆四年至龙朔二年迎奉扶风法门寺阿育王塔地宫的佛舍利时，遂将其最终鉴定为“佛指骨舍利”。这是一种做法。其次，也不排除，就像前文设想的那样，玄奘已经从印度大菩提寺请得佛指骨舍利，然后转手道宣律师奉安到了法门寺。这是另一种做法。而无论是哪种做法，法门寺的佛指骨舍利都与玄奘到印度大菩提寺瞻礼那枚佛指骨舍利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从显庆年间开始，法门寺也就变成了震旦神州大地的大菩提寺。这就意味着：中国从此取代印度而成为佛教的弘传中心和最广阔的新家园，中国作为新崛起的“东方佛国”的地位也因法门寺这个“中国大菩提寺”的建立，以及由玄奘归国译经弘法事业的蓬勃进行，并推动整个中国佛教走向鼎盛而宣告正式确立。
(陈景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