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洛阳关林118号唐墓出土的细颈瓶（图一，采自《美乃十字路展》），口沿外展，细直颈，球形腹，圆底内凹。口径3厘米，腹径11.5厘米，高11厘米。淡绿色，半透明，表面有细密起伏的波纹，现器表已出现黄色的风化层。无模吹制而成。经测试分析为钠钙玻璃。这种细颈瓶是罗马后期至伊斯兰初期用于盛香水的器皿，伊朗37世纪的玻璃器中多有发现，可能是萨珊玻璃。
图三法门寺刻纹蓝玻璃盘法门寺出土的玻璃共有20件，主要为外来物品，多数属伊斯兰玻璃器。咸通十五年（874)镌刻的《物账碑》提到“瑠璃钵子一枚”、“瑠璃叠子十一枚”。据目前已经公布的资料，有1件黑和橘黄相间的釉彩玻璃钵，6件刻纹蓝色玻璃盘，2件素面蓝玻璃盘。釉彩玻璃钵，敞口，圆唇，直壁，平底微突起，口径14厘米，底径13.1厘米，高2.8厘米，呈淡黄绿色，透明度很高。盘的内壁沿口沿处绘十二个黑色半圆弧纹，腹壁下部绘两周黑色弦纹，底部绘黑色石榴纹，内壁除黑色纹样外，还满施不透明的黄色作底色（图二，采自《法门寺》）。“瑠璃叠子“中的刻纹蓝玻璃盘，形制稍有差异，但基本上是侈口，平沿，浅腹，平底。呈深蓝色，透明。刻纹各不相同（图三，采自《法门寺》）。最精美的是刻纹描金蓝玻璃盘，花纹描金（图四，采自《法门寺》）。这些玻璃器皿都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型，多因使用铁棒技术使盘心内凸。刻纹是用坚硬的工具在玻璃表面刻划出的各种线条，这是伊斯兰玻璃装饰特点之一。釉料彩绘是伊斯兰玻璃装饰工艺的一种，纹样线条描金色的做法不多见。这些器物中带纹样者，主题纹样都是植物的枝叶和几何图案，风格细密繁缛，也是伊斯兰玻璃纹样最常见到的。
法门寺出土的玻璃器的时代、产地未必相同，除前述贴花盘口玻璃瓶时代早，并可能是萨珊制品外，两件未见《物账碑》记录的直筒杯的时代也可能略早。直筒杯口径8.2厘米，高8.4厘米，稍有淡黄色透明，壁面有菱纹、双环纹和扁联珠纹，似为印制而成（图五，采自《法门寺》）。直筒杯在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地宫中也曾发现，地宫是宋代封闭的，出土玻璃杯、钵、瓶、珠、环等，由于出土玻璃有当时碑刻记录可参考，能够区分是不同时期放人的器物。其中大小直筒杯各一件，小的高7厘米，浅色无纹；大的高8厘米，蓝色有简单竖线磨纹。唐大中十二年《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记载大中二年（848)发旧塔基时获得“银塔内有琉璃瓶二，小白大碧，两瓶相盛，水色凝结”。这里提到的“小白大碧”的琉璃瓶可能就是出土的大小直筒杯。由于隋至唐大中二年（848)地宫没有开启，年代的下限应在大中二年以前。这种杯的形制在唐代比较少见，陶瓷器中极少类似器物，经X射线检测分析，成分为钠钙玻璃，并含有一定量的钾。类似的直筒杯在伊朗高原经常发现。应是伊斯兰玻璃制品。
唐扬州城内一处唐晚期建筑遗址中发现许多玻璃碎片，分蓝色、白色两种，多光素无纹，形制是瓶、碗、杯类器物（图六，采自《文物》2000年第1期）。也有少量饰乳钉纹，显然是来自西方。遗址中伊斯兰陶片也有相当数量的出土，还有50余枚钱币和三块黄金，黄金呈不规则的扁方块形，每块均有切割痕迹，像是市场流通时切割所致。这个基址面向扬州最繁华的南北大街，可能是便于货物买卖、具有邸店性质的商业用房，或为波斯邸胡店。
图四法门寺刻纹描金玻璃盘。
图五法门寺淡黄色直筒玻璃杯。
伊斯兰玻璃是以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为基础飞速发展起来的，9世纪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唐高宗时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唐与中亚、西亚的交往减少，公元751年，中国唐朝军队与阿拉伯人在中亚怛逻斯之战后，交往陷人低谷，以致文献记录骤然减少。伊斯兰玻璃器的发现，虽不能证明其后的大食人仍与中国交往的频繁，却证明玻璃仍不断输入。
图六扬州城出土的玻璃残器。
三、唐代的玻璃制造中国至迟自战国、汉代就形成了以铅钡为成分特色的玻璃产品，并长期影响着中国的玻璃制造业。有迹象表明隋代初步掌握了外来玻璃的生产技术。李静训墓出土玻璃器中的蓝色小杯、绿色小杯、无颈瓶、绿扁瓶为钠钙玻璃，造型特点多与中国传统器物相同，因此尽管带有某些西方工艺特征，仍是中国制造的。
唐代的玻璃器皿类有一些盘、瓶、碗、杯等，造型、装饰、工艺技术和原料都与外来玻璃相差较大。湖北郧县李泰墓出土了4件玻璃器。据安家瑶介绍，两件矮颈玻璃瓶，黄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型。器形与隋及初唐时期的罐极为相似。经检验过的样品，含氧化铅高达64%。另两件绿玻璃瓶和绿玻璃杯，均为绿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型，玻璃条缠贴出圈足，打磨后未抛光。残片检验是钠钙玻璃，含较多的镁和钾。陕西三原县李寿墓出土3件残玻璃瓶，发掘简报介绍了玻璃瓶两件，一为淡黄色，一为翠绿色半透明。翠绿色玻璃片经化学分析是高铅玻璃。这些器皿应是中国本土制造的器物。
陕西临潼庆山寺出土的外国输入的网格纹玻璃瓶外，还有2件均作长颈球形体的绿色玻璃瓶，壁厚1毫米，大瓶高4.5厘米，小瓶高2厘米，瓶下均有铜质莲花座，皆出土在金棺内。塔基遗址出土玻璃瓶较多，据安家瑶介绍，甘肃泾川唐代延载元年（694)塔基出土的玻璃瓶无色透明，长颈，球腹，凹底，无模吹制。陕西西安东郊唐代塔基出土的玻璃瓶绿色透明，长颈，球腹。无模吹制。黑龙江宁安县渤海国故都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玻璃瓶淡绿色，长颈，球腹，凹底，无模吹制。瓶的样式多是中国式的长颈瓶，经过测定的成分主要是高铅玻璃，应是中国传统工艺的延续。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的20件器物中，玻璃托盏为中国制造（彩版ID之11，采自《法门寺》）。在《物帐》碑中称为“瑠璃茶椀柘子一副”。呈淡黄色透明，造型采用中国传统器皿的造型，其样式在陶瓷和银器中常见。郑州西郊唐景龙二年（708)李文寂夫妇墓，也出土翠绿色透明的瓶类器物和淡黄色透明的杯类器物，可惜均为残片。
呈珠状的玻璃制品在唐代发现较多，与战国至东汉时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不同，一般中空，形体较大被称为玻璃果。陕西临潼县庆山寺玻璃果，作圆球形，壁厚1毫米，中空，半透明，有一个小孔。分别呈乳白色、褐黄色和绿色（图七，采自《中国美术全集》10工艺美术编）。这种出土于寺庙遗址中玻璃果，有人推测可能属于佛教文物中的“七宝”之一。但珠饰在唐代可能应用广泛，墓葬中也经常出土。
宁夏盐池发现的3号唐墓出土墨绿色玻璃球2件，直径3.6厘米，孔径0.7厘米，晶莹透明，上皆有一个小圆孔，圆孔边沿稍有残破。六顶山渤海贵族墓地出土玻璃珠、管12件。有蓝色，翠绿色，通体磨光，半透明。形状有扁圆形，中贯一孔。还有六瓣瓜棱形，制作精细。
咸亨元年（670)温绰墓(图八，采自《文物》2002年12期）、金乡县主墓，都出土果、珠类的玻璃（图九，采自《唐金乡县主墓》），据报道，李寿墓、李徽和阎婉墓、李凤墓、房陵大长公主墓，也有果、珠类的玻璃出土。墓葬中出土的果、珠类的玻璃显然和佛教七宝无关，大约是a-〇3t何耽墓玻璃花饰才墓，有玻璃珠2、玻璃饰22枚。
这些各式各样的玻璃珠、花、棒等，也是多用于器物或服饰上的装饰。玻璃珠串花饰的分布很广。《新唐书车服志》载：“庶人女嫁有花钗，以金银琉璃涂饰之。”可见当时用玻璃制造梳妆用具。还一些用途不清、无法定名的玻璃器物也经常出土，唐长安西明寺出土蓝色玻璃鱼(图一三，采自《遣唐使疗见亡中国文化》）。元和六年（811)唐惠昭太子陵出土的圆柱体，直径0.3厘米、长31厘米的玻璃棒1件。这些玻璃可能是器物和服装上的装饰或发饰用品。
史诃耽墓还有一件六曲玻璃杯，直沿稍外撇，腹壁呈瓜棱形，为六瓣。高1.8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2.3厘米，表面风化呈银白色，内部风化层则出现暗红色（图一四，采自《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其形制小而薄，似其他器物或首饰上的装饰。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鎏金团花铜马饰，中间镶嵌一玻璃珠子。阎婉墓、温绰墓、新城长公主墓宁夏固原总章二年（669)史诃耽墓还有一些玻璃花饰（图一〇，采自《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阎婉、温绰出土的被推测是冠饰上镶嵌物（图一一，采自《文物》1987年第8期、图一二，采自《文物》2002年第12期）。四川万县永徽五年（654)永州刺史冉仁图——阎婉墓玻璃花饰图一二温绰墓玻璃花饰可排除实用性的可能。棱间有槽，槽中粘贴宽0.1厘米的鎏金铜箔，底部稍厚，口沿处较薄，有剪痕，更可能是装饰品。西安唐代总章元年（668)李爽墓也出土这样的器物（图一五，采自《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用玻璃做服饰、发饰在唐代应该很多。西安韩森寨的玻璃梳背，花纹依旧可见(图一六，采自《寻觅散落的瑰宝》），与陕西长安出土的角梳几乎完全相同。唐代有头上插梳为装饰的习俗，这件玻璃梳背虽经侵蚀，仍可遥想当年以光亮透明的精美名贵。陕西唐僖宗靖陵出土的一组玻璃佩饰（图一七，采自《宫廷(7)荣华》），在风化层下仍能辨认出流畅的龙凤纹样，这是仿玉图一四史诃耽墓玻璃杯唐代国产玻璃器皿和装饰器类多发现于寺院遗址、贵族或中亚移民的墓葬中。寺院是人们为信仰而贡献财宝之处，佛教信仰和膜拜中，佛舍利是极为重要的圣物，盛放舍利的器皿最受重视。除法门寺出土玻璃具有明显的财宝性质外，大多数寺院玻璃都是瓶和珠之类，前者一般用作盛装舍利之用，后者或作为七宝。
出土玻璃的墓葬主人有李寿、李泰、李徽、惠昭太子、新城长公主、房陵大长公主、李凤等，都是皇族，而李爽、李文寂或地位很高，或出身官宦之家。说明玻璃使用还主要在上层社会。发现玻璃球的宁夏盐池3号唐墓，墓志记载墓主为“都尉何府君”、“大夏月氏人也”、“终于鲁州”。鲁图一五李爽墓玻璃杯，图一三长安西明寺玻璃鱼，的作品，在唐代罕见，可知即便在皇室中也将玻璃看作是珍贵物品。州为唐代着名的“六胡州”，为“突厥九姓部落所处”，居住着许多中亚移民。何姓即中亚粟特人移民，出土六曲玻璃杯的史诃耽也是中亚粟特人的后裔。
图一六西安韩森寨玻璃梳背，图一七僖宗靖陵玻璃佩饰。
无论是寺院或是贵族墓葬、外来移民墓葬的遗物，玻璃虽然保存完好的不多，但仍可看出当时玻璃器有增多的趋势，使用范围扩大，唐代诗句中“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等，也说明玻璃已逐渐出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四、玻璃的东传
玻璃作为实物见证着横跨欧亚的东西交流。西方玻璃不仅传入中国，还转输到海东，同时中国制造玻璃也一同东传。古代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外来玻璃十分罕见，受到皇室、贵族和寺院的格外珍视。
曰本正仓院收藏有不少玻璃器，其中有些产自西方。如淡褐色透明、外表有四层各十八个磨制龟背纹的玻璃碗（彩版HI之12，采自《正仓院展》1984年)。用钴料发色呈深蓝色、杯身外粘贴的圆环装饰的蓝玻璃高足杯(彩版HI之13，采自《正仓院展》1994年)。淡绿色透明带把玻璃瓶（彩版El之14，采自《正仓院展》1984年)。这些玻璃都是钠钙玻璃，采用吹制技术，应是来自西亚的物品。由于几乎没有当时日本与中亚、西亚直接交往的文献记载，而中国却发现不少类似的玻璃器，所以这些遗物可能是经中国传到日本的。
中国仿造的西方玻璃也出现在日本。正仓院藏有一件十二曲绿玻璃长杯(彩版DI之15，采自《正仓院宝物》），圜底，采用吹制手法成型。长22.5厘米，宽10.7厘米，高5厘米，重775克。器物外壁刻花草，两侧瓣还刻兔或猪等动物。器物造型与日本自身文化的容器毫无关系。原料成分中含铅高达55%，绿色以铜为呈色剂，与中亚、西亚玻璃不同，却与中国制造的玻璃成分相类，被推测为中国制品。西方的多曲长杯对唐代器物制造有深远影响，尽管玻璃制品还没发现，但银器中已经出现，唐代制造这件绿玻璃长杯的可能性的确很大。
日本正仓院收藏的玻璃高足盘（彩版II[之16，采自《正仓院展》1993年)，无色透明，稍厚的部分带有淡褐色，吹制成型，高足和盘分别制成然后接在一起。在正仓院宝物中置于中仓的漆柜中，漆柜附属的一件木牌上面墨书：“纳玛瑙杯二口，水精玉五枚，白琉璃高杯一口，杂香六裹，练金十一枚。”另一面墨书：“天平胜宝四年(752)四月九日，第一柜。”可知是八世纪中叶前的物品。虽然是钠钙玻璃，但与正仓院的白玻璃碗和白玻璃瓶相比，制造技术不算精湛，气泡较多，而高足盘在隋唐时代陶瓷器中屡见图一八正仓院鱼形玻璃不鲜，应是中国制品。
正仓院还有一件蓝色玻璃唾壶。吹制成型，气泡很多，为用钴发色的钠钙玻璃。据《东大寺别当次第》的治安元年（1021)条记载：“十月一日前左卫门尉平致经施入绀瑠璃唾壶有由缘仰藏纳之。”平致经是平安中期住在伊势国的豪族，治安元年（1021)将玻璃唾壶施舍于东大寺。唾壶几乎是中国独有的器物，魏晋以后一直流行，口大腹小的器形是中晚唐以后的特征，这应该是中国输入的产品。
正仓院中仓还藏有淡绿色鱼形玻璃（图一八，采自《正仓院宝物》），铸造后研磨成型，刻出鱼目、鱼鳃和鱼眼，属于铅玻璃。有学者考订其用途是腰间装饰，并进一步认为与唐朝的鱼符有关，唐朝官吏服饰中腰间佩鱼，出人宫中时合鱼符验证，这种做法也传到日本。此外鱼也是吉祥和富贵的象征。鱼形玻璃不仅原料与中国相同，样式、习俗也相同，如果不是中国输入，也应是仿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