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从寺院发展的景象来说，隋代的法门寺显得极不景气。据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各种唐碑记载：隋文帝开皇年间，法门寺被改称成实寺（炀帝大业元年又改为成实道场）；仁寿末，岐州刺史李敏再启塔基，供养舍利；大业五年（609)，因住寺僧人不足五十之限额，法门寺被废，并入京师大宝昌寺，其塔故地仍为寺庄。法门寺竟然被废并入京师大宝昌寺。
但另一方面，在法门寺发展很不景气的背后，法门寺佛舍利的信仰价值却急剧飚升。据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各种唐碑的记录，至少在隋末唐初，“每三十年一次开塔”，定期供奉法门寺佛舍利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信念、一种力量，人们普遍相信“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或“三十年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
而且，这个信念似乎与新兴的李唐王朝大有关系。在隋末丧乱中，法门寺又与曾任岐州刺史的李渊家族有缘。据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唐运伊始，义宁二年，宝昌寺僧普贤慨寺被废，没诸草莽，具状上请，于时特蒙大丞相见识，昔曾经往，览表欣然，仍述本由，可名法门寺。”义宁二年即唐武德元年（618)，大丞相即唐高祖李渊。法门寺与新兴的李唐政权建立了密切关系。
于是，怀着对法门寺佛舍利的无比尊崇，有唐一代，李唐王朝基本上遵循每“三十年一开塔”的传统，将法门寺佛舍利迎入大内供养，推出了历史上最为壮观的迎礼佛骨盛典。法门寺终于成为大唐王朝国家祭祀的重点道场。法门寺迎来了辉煌的鼎盛时期。
三、唐至明中叶（618~1505)，法门寺的鼎盛时期
与目前通行的分期看法不同，我们认为法门寺的鼎盛时期不止于有唐一代，应该延续到明中叶。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是得益于1992年出土的明弘治《重修法门寺大乘殿之记碑》。该碑记述明弘治初年重修法门寺大乘殿工程时塔寺建制云：“大乘殿前有御香亭。最前有舍利塔，高叠七层，楞隅八方，连洞四出。铃作天乐，闻之者尽皆皈命。檐阿轩翔，见之者莫不景仰。雄峙千古，镇压关中，诚皇帝佛国之地也。殿北侧东西，唐制二十四院、钟鼓楼、护法幢、九子母殿并皆完俱。”碑阴“本寺二十四院”部分，则一-罗列了明代法门寺二十四院的名称。
明《重修法门寺大乘殿之记碑》刻于弘治十八年（1505)，当时“殿塔山门诸院亦皆毁坏”，但创建于唐朝的二十四院规模尚存。据此，我们以唐制二十四院的存续为标志，将唐朝至明中叶（618~1505)近九百年划为法门寺的鼎盛时期。
此外，足以支持我们将法门寺的鼎盛时期延续到明中叶的依据还有，1992年法门寺博物馆兴建餐饮商店工程时暴露的寺院斋堂遗址（图一）。经初步清理，遗址范围内有14处6至13米深厚的历代陶瓷堆积。这些陶瓷属于僧人的生活用具，时代涵盖唐、宋、金、元、明各个时期，其窑系多样。基本完好的近千件瓷器及数万片尚待修复的瓷器现存该馆，相信经过进一步整理研究，对印证法门寺唐至明中叶的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图二、图三）。
唐至明中叶（618~1505)法门寺鼎盛时期的历史，可分前后期两个显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将佛真身舍利送归法门寺塔为界，之前，为满足诸帝举行国家祭祀的需要，法门寺佛骨舍利至少8次被从塔下取出迎入长安、洛阳宫内供养；之后，佛骨舍利一直安居法门寺塔下，从未被打开过。
前期不到三百年，是法门寺佛真身舍利最光辉的时代。自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李渊敕令赐名法门寺之后，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唐高宗显庆四年（659)、武周长安四年（704)、肃宗至德二年（757)、上元元年(760)、德宗贞元六年（790)、宪宗元和十三年（818)、懿宗咸通十四年(873)，诸帝共举行了八次迎佛骨活动。其间，中宗景龙四年（710)曾改称法门寺为“圣朝无忧王寺”，尊法门寺真身宝塔为“大圣真身宝塔”。武宗会昌四年（844)毁佛，法门寺首当其冲，武宗使专人毁灭佛骨，寺僧以影骨当之，佛真身舍利幸免于难。唐代法门寺以供养佛骨舍利为特色，形成瑰琳宫二十四院建制，完全属于大唐王朝国家祭祀的重要道场。
图一法门寺博物馆餐厅商店工程施工钻探揭示的古遗址平面图。
图二1992年法门寺博物馆餐厅商店工程劫余的部分历代瓷器。
图三1992年法门寺博物馆餐厅商店工程基槽地层剖面（局部）。
后期近六百年中，法门寺以唐制二十四院的规模始终不失为中国佛教的重镇。即使在宋金对峙、元蒙丧乱的动荡时代，法门寺依然保持着“皇帝佛国”的光辉。其间，最值得注意的大事有：宋哲宗元佑七年（1092)至高宗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1141)，法门寺僧团历四十九年努力修补藏经万卷；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元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佛智弘辨大师讲经律论沙门苑吉祥以法门寺、兴国寺、洪福寺缺少大藏，专为印施《普宁藏》各十部。
四、明中叶之后（1505年之后），为衰微时期
明中叶之后，法门寺真正地进入了衰微时期。
衰微的主要标志就是唐制二十四院不能继续维持，寺院的规模急剧萎缩。明弘治十八年（1505)《重修法门寺大乘殿记》清楚地说明：当时“殿、塔、山门、诸院亦皆毁坏”，“非王者不能成是大功，其下力薄财少，但以殿、塔为急，诸院为缓”。
综合各种方志史乘和考古资料，明弘治十八年之后，法门寺先后经历1"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神宗万历七年至三十七年（1579~1609)、清顺治十年（1653)、乾隆三十四年（1769)、光绪十年（1884)以及民国二十七至二十八年（1938~1939)共6次重修，6次重修基本上是以宝塔和大殿为主，总的趋势是寺院规模逐渐缩小。
6次重修中，最为关键的两次重修是明万历年间历时30年重建真身宝塔和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朱子桥将军对宝塔的重修。明万历七年至三十七年（1579~1609)，里民杨禹佐、党万良等募集乡民在没有扰动唐塔地宫的情况下，将明穆宗隆庆年间崩毁的七级八角木塔改建成十三级八角砖塔，使唐代地宫暨佛骨舍利完好无损地保存到近代；民国二十七年朱子桥将军重修加固真身宝塔则使唐塔地宫和佛宝安然度过乱世！
〔注释〕关于法门寺历史的研究，用力最勤、最多者当推陈景富先生。陈先生着《法门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4月；《法门寺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
《魏书》卷——四，《释老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唐〕释法琳着：《破邪论》、《大正藏》，No.2109。
“魏收撰《魏书》，颇用爱憎为褒贬”（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时人、后人谓之“秽史”。魏收奉北魏、东魏、北齐为正统，故释老志对东晋南朝以及西魏、北周之事很少记载。
李发良着：《法门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唐释道宣着：《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大正藏》，No.2016。
〔宋〕释志磐撰：《佛祖统记》《大正藏》，No.2035。
李发良着：《法门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民国二十八年《重修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纪略》，清顺治《重修钟楼记》略云，从闻法门寺建自西典东来。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至桓灵之世，安清、支谶等相继来华，出经较多，释迦之教乃有所据”。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一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着：《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4月。
〔唐〕张或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李发良着：《法门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日）气贺泽保规，《唐代法门寺成立考》，李仲操：《法门寺始建年代考》，载《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隋文帝在法门寺西北二十里的岐山上建（岐州）凤泉寺舍利塔。《隋仁寿元年凤泉寺舍利塔下铭》，《扶风县文物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
〔唐〕张或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李发良着，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明〕弘治《重修法门寺大乘殿记》；李发良着：《法门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李发良着：《法门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李发良着：《法门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赵婧，女，法门寺博物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