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十里长街、万人同哭的悲壮的送殡场面，反映了人民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对于失去这位领导人的极度痛苦的心情，对于如何才能摆脱灾难争取国家光明前途的无比忧愤的心情。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4月4日（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200多万人次。声势浩大，群情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认为它干扰了当时运动的大方向。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联络员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4月5日凌晨，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撤走，异常气愤。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晚上9时30分，1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这次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影响下发生的。已经持续近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愈来愈大的憎恶。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人民对“四人帮”产生更加强烈的怒火，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这个抗议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的7月6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9月9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亿万人民对他们在缔造党、军队和国家，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等方面的伟大功绩和卓越贡献，都怀有深深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他们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四人帮”还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加紧装备民兵，作为他们夺权的后盾。“四人帮”还伪造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上反复宣传，以党内“正统”自居。他们在报上公开提出威胁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以此诬蔑和打击华国锋、李先念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四人帮”纂党窃国的露骨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们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是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过他同叶剑英、李先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还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这个决定后来由1977年7月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探知江青等被审查的消息后，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挽救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最后挣扎。党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的局势，使这一叛乱阴谋未能得逞。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