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隆重举行开幕式。该校校长王觉新特意身着西装，春风满面地出来招待来宾和众位代表。
出席五大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夏曦、苏兆征、向警予、蔡畅、杨之华、王若飞、郭亮、易礼容、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杨匏安、王荷波、彭述之等80多人，代表5.7万多名党员。他们肩负挽救革命的重任，带着工农大众的企望，从四面八方，来到白云黄鹤的故乡。这是民族精英的聚会，这是民族希望的寄托！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等出席了大会。国民党代表徐谦、孙科、谭延闽等也应邀出席。苏、英、美、法等国的共产党代表也应邀出席了大会。
开幕式主席台上高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接着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讲了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童子军的代表也先后致词祝贺。
五大主席团成员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大会设立的政治委员会由陈独秀等13人组成，瞿秋白为秘书；土地委员会由谭平山等10人组成，毛泽东为秘书；职工运动委员会由李立三等9人组成，邓中夏为秘书；大会秘书处由蔡和森、张太雷等5人组成，蔡和森为秘书长。
为了防止反动派的袭击，五大的正式会议是秘密举行的，武昌的大会只起烟幕作用。第二天，武昌高师第一附小就没了代表的踪影。大会的正式会议是在汉口济生三马路的黄陂同乡会馆举行的，而且从开幕式至大会议程真正开始，中间还隔了几天。
实际开会的地点——黄陂同乡会馆，呈长方形，一头开着大门，一头是三间平房，中间是大厅，布置成会场。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公的地方，可在里面油印文件。从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当中有一条鹅卵石小路。两旁是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围墙。大门旁边住着警卫。门外一片荒地上，天天有唐生智部下的士兵在操练。不难看出，此处是个安全僻静、适合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
五大会场的主席台上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旁边墙上张贴着很长的红标语。这是大会秘书长蔡和森精心布置的。标语大致是“工人小资产阶级联盟”、“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一类口号。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新的宣传。
五大会议首先由陈独秀作政治和组织报告。他首先声明：“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报告涉及的时期是两年零三个月。因为很忙，准备得不充分，不能作详细报告，因此，首先请大家原谅。我只谈淡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报告共分11部分。”
其实这个报告已很够“详细”的，长达5个小时！那一大叠稿纸在他手中不时向前翻去。4月底的武汉，天气已开始升温，陈独秀汗流浃背，台下听报告的人也不断出汗。陈独秀虽长期生活在南方，但武汉这个有名的“火炉”，也使他热得难受。不过，他出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一边作报告，一边又担心这份报告通不过。因为会前就已有人在指责他的右倾错误，大会主席团成员大多是与他意见相左的人。
这个报告至今还没有发现中文的原件，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译成的中文也有几万字。
陈独秀报告的基调仍是右倾。他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而只是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
报告认为，对“中山舰”事件所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是正确的，是由于力量不足和党没有适当的准备而引起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是不能够压倒蒋介石。”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是错误的，是“不懂得革命的方法”。报告对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以后，勾结汪精卫分裂革命的阴谋认识不清，对小资产阶级由于动摇而开始追随反革命势力也缺乏认识。关于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认为土地革命的深入会影响北伐战争的发展，提出在打倒新旧军阀之后，再来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关于革命发展方向问题，他认为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东南各省的势力很强大，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应退到帝国主义影响比较薄弱、革命力量易于积聚的西北各省去。这就是有名的“西北理论”。
与会的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报告很不满意，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在大会中是碰着了坚决的反抗”。代表们纷纷发言，围绕他的报告，黄陂同乡会馆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