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很多年之后，我冷静下来回忆那个晚上的荒唐举动，其实并不荒唐，我太害怕了。
我最害怕的就是自己再也不会爱一件事情，不会再有梦想。并且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我为了生活，不得不再签一年的工作合同。而这一年，书院要发展，老板开疆拓土开了好几个校区，也在大会上明确表示:“书院不养无用之人，跟不上脚步的只能被踢出。”
很显然我是不想跟上书院的脚步的，当大家还在思考如何更快地教会一个三年级的孩子掌握横画的写法的时候，我还在思考着怎样写出自己的书法，还在背着米芾字帖上的字，还在一遍遍临习着章草字帖，练习行草书的笔墨干湿浓淡，章法上的疏密聚散，字形的奇正俯仰，还在想着苏轼的萧散简远的书意，想着黄庭坚的“韵”，想着董其昌如何先继承，再变化。
并不是我懒，没有进步，我们只是努力的方向不一样。
我并不愿在这时候想着如何教会别人，因为我自己都尚且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因此一言一行也就没了底气，哪怕别人信我说的，我心里也觉得不痛快，因为终究觉得自己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蒙混的了别人却骗不过自己。
教研的会议每次都开的很长，闲暇的时间就更少了，每天不用上课的时候，不是在开会就是老师们聚在一起写字，或是分享一些自己学习的心得，气氛很好，环境很好，风气也很正，我很想让自己喜欢上这个地方，放弃考研，糊里糊涂过一辈子，不求甚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了，可是我心里就是有一个梗，怎么也迈不过去。
有些人生来就不会好好过日子，非得作死。
这就像是很多男男女女分手时说的话一样:“你很好，但我们不合适。”
书院很好，当老师很好，但我不合适。
如果我老老实实当我的老师，也许我早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也可以在二十六岁左右结婚，二十七八岁当爸，再也不用省吃俭用，不用看见炸鸡就馋的流口水。但是如果当时我妥协了，选择好好地当老师，也不会有后来的沈汀云。
后来的我还是跟亲戚借了一笔钱去考研，我辞职离开了原来工作的地方，跑到了我的目标学校所在的城市，找到了考研合租的伙伴，对方也是个多话，爱玩闹的男孩子，而张哲还留在原地，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只有偶尔打电话联系。
关晴晴也辞职，跟我来到了同一个地方，我们一起租地下室，她就开始了专职写作的日子。
我问她为什么要一起来，她说:“师父在哪儿我就去哪儿。”
我说:“说人话！”
她说:“哎呀，就是想一起来玩，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嘛！”
她能争取到这样的机会也不容易，一个女孩子，家里人都希望她当老师，她说她回家跟她妈妈哭，哭她有多惨，又是卖可怜又是扮委屈，说希望爸妈饶过她，给她一个试一试的机会，于是她爸妈心软了，她就成功了。
我们的屋子就只隔了一道墙，我们三个常常在傍晚的时候要去不远的广场上吹吹风，透透气，不然感觉会发霉。前两个月她还是一分钱也挣不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她突然告诉我她的书上架了。
我问上架是什么意思？她说上架就是可以收费了。
她很开心，那天我们买了炸鸡跟她一起庆祝，就在广场上，就着夕阳和晚风。
然而后来直到那一年过年，她一直都在领着网站的全勤，一个月只有几百元，勉勉强强保住一条小命，不至于被饿死。
为了生活，她不得已又开始找培训老师的工作，工作了一个寒假，每天讲课的时间超过九个小时，晚上回来还要存稿子。
她没时间做饭，我就天天帮她煮粥，买包子，她说她从培训班一下课就开始码字，公交车上码，地铁上码，回来一边吃饭一边码。
所以饭我都是每次晾好了才端给她，免得她烫着嘴。
备考的第一年冬天，虽然准备的还不充分，但是我还是去走了一遍过场，考试结果毫不意外地落选，但是跟我合租的小子却考上了。
他跟我考的并不是同样的专业，但是他的确从小就是个学霸。他走的那天，我和晴晴一起送他，他说:“以后你们师徒两个相依为命吧！祝你好运，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