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趣
确立“学衡派”成员和“学衡派”报刊的依据是以下几点：
1.据《吴宓自编年谱》所示，在《学衡》杂志社第一次会议上，梅光迪宣布其清高之主张，谓《学衡》杂志应脱尽俗氛，不立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以免有争夺职位之事。甚至社员亦不必确定：凡有文章登载于《学衡》杂志中者，其人即是社员；原是社员而久不作文者，则亦不复为社员矣。[1]这是把握“学衡派”成员谁是谁非的关键，即作者或社员对《学衡》的自觉认同。
当第十二期后，梅光迪即不为《学衡》作文，他的这一戒律被刊物的实际主持人吴宓打破，吴宓成为总编辑。
2.张其昀在《〈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中说，《思想与时代》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2]。在《六十年来之华学研究》一文中，他进一步强调说《思想与时代》“与《学衡》及《国风》杂志宗旨相同，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3]。
3.吴宓是《学衡》的实际主编和《大公报·文学副刊》、《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的主编；张其昀为《国风》、《思想与时代》的主持人。
这说明《学衡》作为“学衡派”形成的内在凝聚力和实际影响力，即体现了“学衡派”刊物和成员的关联性。
4.《史地学报》、《文哲学报》和《学衡》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并存时，大量刊登学生的文章，这些学生随后多数成为《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的作者。
5.“学衡派”的外围刊物《文哲学报》、《国学丛刊》、《湘君》、《文史季刊》、《学原》，虽有“学衡派”成员任主编，或成员为其写文章，但这些刊物另有宗旨，这里不收录、不讨论。
这表明“学衡派”成员具有相应的发散性，如同其文化保守主义的血脉和道统，成为守护其自身文化传统的内在力量。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文学研究会”与“哲学研究会”合编的《文哲学报》和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主办的《国学丛刊》，虽然没有公开批评新文化和新文学，但他们在面对来自北京、上海白话新文学浪潮的巨大冲击时，和《学衡》一同坚守旧体诗词的创作。《文哲学报》“文苑”中的“诗录”和《国学丛刊》中“诗录”、“词录”全是旧体诗词。从《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一〉》到《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文史季刊》，他们形成了一个坚守旧体诗词的强大阵营。同时要强调的是，《学衡》的主力人物梅光迪、柳诒徵是“文学研究会”的指导员，刘伯明是“哲学研究会”的指导员。柳诒徵是“国学研究会”的指导员。胡先骕任中正大学校长时支持王易主编了《文史季刊》。
6.《学衡》在南京东南大学只生存了三年，其间《学衡》的作者主要是南京高校的教师。1923年，吴宓到上海将张尔田、孙德谦、朱祖谋等“孔教会”的成员拉入《学衡》；1925年，他任清华研究院主任后，将王国维、陈寅恪发展为《学衡》作者，使得《学衡》的作者队伍随地域扩展而壮大，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学衡》杂志的学术品位和社会影响力。由于《学衡》社同人捐款办刊，东南大学并未提供任何经济资助，所以才有吴宓“学衡杂志，乃私人团体之刊物，与东南大学始终无丝毫关系”的说辞。他曾在1934年5月7日《清华周刊》41卷第7期刊发《学衡杂志编者吴宓先生来函》：
顷见《清华周刊》四十一卷六期《本刊二十周年纪念号导言》第三页，文中有“前东南大学的学衡”云云，实与事实不符。按查学衡杂志，乃私人团体之刊物，与东南大学始终无丝毫关系。此志乃民国九年冬梅光迪君在南京发起，旋因东南大学之教授欲加入者颇不少，梅君恐此纯粹自由之刊物，与学校公共团体牵混，而失其声光及意义，故迳主张停办。民国十六年冬，重行发起，社员咸属私人同志，散布全国。其中仅有三数人（在社员中为少数）任东南大学教职，然本志历来各期即已宣明“与所任事之学校及隶属之团体毫无关系”，盖学衡社同人始终不愿被人误认与东南大学或任何学校为有关系也。读者试阅学衡各期内容，则间弟[第]二十期以后，几无一篇之作者为东南大学教员。而民国十三年七月（本志第三十期）总编辑吴宓北上，所有社员分散，且无一人留居南京者。自是迄今，凡阅九载，学衡由三十期出至七十九期，总编辑吴宓长居北平，诸撰稿人无一在南京，而经费二千数百圆悉由吴宓与三四社友暨社外人士（有名单久已公布）捐助，未尝借用东南大学一张纸一管笔一圆一角之经费。夫其实情如此，而社会人士每以学衡与东南大学连为一谈，实属未察，而乃学衡社友尤其总编辑吴宓所疾首痛心而亟欲自明者也。今敬求贵刊将此函登载，俾清华同学校友均可明悉此中真象[相]。又附学衡社启事一纸，亦望赐登，以便世人得知学衡现状，及负责为何人。
吴宓 五月初四日
7.吴宓在清华大学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在武汉大学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时，所刊登的文学创作都是旧体诗词（只有两首诗是例外：胡适悼念徐志摩的白话新诗《狮子》和罗家伦的白话译诗《当我死了》）。吴宓、胡先骕、柳诒徵、陈寅恪等人的旧体诗词创作且是终生的。“学衡派”成员的诗词创作，是在白话新诗大潮冲击下诗意生活的坚守，特别是将古典与今典杂糅之后体现出的“诗可以群”的唱和功能，和“诗可以怨”的讽喻作用，成为其诗词特色。其中吴宓、胡先骕、柳诒徵、陈寅恪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们的诗作又明显体现出“学人之诗”的特性。而这正是他们对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坚守。
8.1926年12月1日，钱基博为《国学文选类纂》写的《总叙》中，在对民国初期大学学分南北的局面作概括时，首次从学理上提出“学衡派”之说。
9.鉴于“学衡派”派一开始就是以刊物和作者来确定“社员”的特殊属性，其流动性和聚散自由性，成了这个大群体的特点，因此我称之为“精神结构复合体”。
10.当时编辑吴宓和作者称自己为《学衡》社社员。本书行文中，以《学衡》社表述时称“社员”；以“学衡派”表述时称“成员”。
以“学衡派”立身的学术舞台即刊物作为本书架构的理由和相关技术问题如下：
1.“学衡派”的命名是后来批评界和学界给予的，且是以刊物得名。
2.“学衡派”成员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这六个报刊上，且具有连续性、一致性。
3.“学衡派”成员众多，主要成员都有年谱或传记，个体事件尽量不重复引用，用刊物可以将众多的个体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且取舍明显。
4.依照时间的连续性，串联六种报刊，以文为主，成员随之。
5.成员的活动主要选取与报刊相关联的部分，是要寻求整体性的趋同。
6.本书中对吴宓的个人活动列举详细，材料主要是摘录自《吴宓自编年谱》、《吴宓书信集》和《吴宓日记》，这里特别说明，文中只择重要的史料加注，叙述中引用不再一一详细注释。同时征引其他著作也不详细注释，只在文后“征引文献”中列出。因为此书本身就是史料整理，若再加详细注释，会导致大量的重复和字数的过分膨胀。
7.为这六个报刊的文章和作者进行校注，特别是“学衡派”前期的《学衡》、《史地学报》，目的是想展示这个学术共同体最初创办刊物时，在鲜明的主体性、作者的关联性和栏目连贯性之外，还伴随着技术上的不规范性和编者的随意性。
8.对“学衡派”前期人物生卒和关系，特别是《学衡》作者的详细注释（也只是注释《学衡》人物），目的是要显示过渡、转折时代的文化脉络和学缘关系。真正的民国大学时代，学术逐步一体化和系统化，师承、家法虽有保存，但在民国大学教育的共同思想方法作用下，逐步淡化。因此《学衡》之后的人物不注。
9.鉴于“学衡派”成员的文，着落在刊物上，事由文所关联，因此，这种编年史就具有严格的时空特性。
10.无法辨认的字用□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