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党化教育思路清晰，有宗旨、有方针、有政策和互相配套具体计划，应是全国最早最有组织和计划者之一。广东高要人周作福所说：‘哉国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未确立以前，广西在民国十六年已经开始实施‘党化教育’——实在开了三民主义教育的先河。”故而，1927年7月，“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蒋梦麟等草定的《党化教育大纲》，为党化教育有具体办法之始”的说法似可商榷。人们对党化教育不满，因为其意识形态色彩过浓，但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去看，有一定的必然性。杨汝熊认为，“到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统一中国时期，一方面承袭着过去军队的政治训练工作及民众运动的兴起的影响；另一方面有感于训政时期开始后训练民众，使用四权及完成地方自治的必要。于是民众教育运动萌芽以后，便无形中采取了政治教育为其中心的工作。”此外，党化教育作为“社会的教育学说”之一种，与雷沛鸿在美国留学时所学的教育社会学理论互相呼应，强调教育与政治、社会相结合。对当时教育脱离现实是一种矫正，也使广西乃至全国教育，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宗旨和方针，对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1933年9月，雷沛鸿第三次任广西教育厅长，继续将党化教育中的“教育的大众化”作为全省的教育方针。
探索辛亥革命与民众教育关系
受孙中山“唤起民众”遗嘱和北伐的影响，教育部命将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全国的平民学校一律改称民众学校，平民教育让位于民众教育。这段时期，雷沛鸿在民众教育的重镇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授兼实验研究部主任。1930年9月，他认为要使孙中山“必须唤醒民众”的遗嘱能够实现，“就非先从成人教育着手不可了”。偏重成人教育，是雷沛鸿民众教育思想的特点，为当时有影响的一家之言。教育界都知道民众教育与“唤醒民众”的关系，问题是如何从教育学理上阐明民众教育与孙中山思想以及辛亥革命的关系。对此，雷沛鸿进行了探索。
首先他以社会学的理论对辛亥革命的性质作了新的阐释。1930年10月，在《辛亥革命与民众教育》一文中，除继续原来辛亥革命是民族运动和民治运动观点外，特别强调其社会变革的意义。辛亥革命“不是单纯地朝代更替，反之，他是政治革命，依之，即以创造新政治秩序。……将欲使新政治秩序确能实现于中国，我们非努力于创造新经济秩序、新道德秩序及新社会秩序不为功。因此之故，辛亥革命虽以破坏为方法，却以建设为鹄的。这是要说，我们中国人民因为不满意于中国固有政治、经济、道德及社会的旧秩序，所以特用革命的手段，以促进新政治秩序、新经济秩序、新道德秩序及新社会秩序的产生。由此类推，我们可知大凡所谓‘革命’不应专以破坏为工作；反之，它却应多注意于建设工夫：甚至创造工夫。”理解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将辛亥革命看作是以政治革命为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在内的广义的社会结构变革，在内涵上较辛亥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实际上是经济革命）的通常说法，要丰富和深刻。第二，革命不仅是破坏，而且是建设，尤其是创造的观点，既是作者对辛亥革命后军阀武人借革命之名，行私利之实，造成社会动荡现实的针砭。也是对孙中山的革命是破坏，更是建设思想的重要阐扬。
其次，从社会教育理论上。论证了民众教育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雷沛鸿认为“教育上之社会学的基础，是以社会学的眼光，审察现实社会，考究当代当地所有急切需要，随之，即以批判教育政策之当否，复以之指陈教育设施之得失”；“认定大凡所谓教育事业原不过是社会事业之一部分”。用今天的话来说，教育是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大系统变化，子系统也随之而变。辛亥革命既然是一场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因而“自是中国大规模的民众教育一个重要渊源”。从动态上来说，教育只是一种历程，依之，人们可以寻取行为的道路。试思人人要简化日常行为。尚须有赖教育，以示途径；何况革命，何况欲从革命创造政治、经济、道德、社会秩序于未来中国？如许重要的百年大计，我们安能舍却教育民众的大道而弗由？”这就从教育理论动态角度和逻辑上，论证了革命和教育的关系，辛亥革命和民众教育的关系。
再次从史实上说，辛亥革命理应与民众教育发生关系。雷沛鸿详细论证了德意志共和革命与新教育的关系，说明教育在德国革命的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相反，辛亥革命后，国人不善用教育，没有把革命与教育相结合，致使‘教育与新社会秩序不能联络起来而发生效用”，甚至可以说，辛亥革命的意义与“民众教育在过去二十年间从未有丝毫缘分”。结果，中国20年来的教育惹起无数的问题，社会混乱不堪。辛亥革命理想没有实现。这可能有点夸大，但从反方面证明民众教育与辛亥革命相联系的重要性。
建构民族教育体系，与实施孙中山遗教
如果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雷沛鸿主要从理论上将民众教育与辛亥革命相联系，那么三四十年代则从行动上以新创的教育为工具，在广西把孙中山的遗教付诸实施，继续革命。他曾这样概括：“中国的革命，诚如孙中山先生指示：‘必须唤起民众’，以达到‘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目的。这个目的的达成，便是民主社会，或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在革命进程中，教育与社会的革新的关系应表现为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运动的配合施工，而前者统一于后者，并以之为前提条件。”教育改造运动，包括1933年开始的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1935年的国民中学创制及1944年的国民大学（西江学院）试验，以“徐图构成一个富有生长性的普遍性的民族教育体系。”
雷沛鸿说：“要唤起民众，必须依靠教育。”这种教育就是民众教育。国民基础教育包括成人民众教育和儿童义务教育。在他看来，民众教育就是要组织民众。因此，国民基础教育的功能，便是“要把广西乃至全国民众一致组织起来，以为中华民族建筑广大深厚的基础，务使中国四万万人各有力量，各有用处。”国民基础教育通过乡村基层组织贯彻、落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时广西当局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应实施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号称“三民主义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是三民主义的实行”。广西当局的三自政策与三民主义虽有距离，但两者大体“相吻合”，得到教育界的认同。三自政策反映在基层社会组织上就是“三位一体”，即政治上乡（镇）、村（街）长同时兼任军事上的民团团长和文化教育上的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因一人同时兼任三长，称“一人三长”；又因政、军、教同在一处办公，又称“一所三用”。国民基础教育借助“三位一体”的基层组织，务使全省大小民众“一齐共有共治共享总理所指示给我们的三民主义的社会经验”。
国民基础教育还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对于和平，孙中山认为是出于国人天性的“极好道德”，“不但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雷沛鸿对此颇有同感，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沉重灾难的现实，强调和平的重要性。一一列举中国“不但要自立，而且要立人；不但要达己，而且要达人。兴灭国，继绝世；亲仁人，善邻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待人”等种种爱好和平的优良文化传统，声称今后中国教育的首要使命，是“运用教育的力量，以广播而又传递这样优良传统，而帮助中国建国乃至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于不坠，务使全国人民以至世界人类均得安全保障。”从而丰富和光大孙中山和平道德思想。
国民中学是雷沛鸿为了继续国民基础教育，进行广西地方建设，改造整个中等教育制度而创制的一种中学教育制度。它以一县设立一所为原则，积极参与各县地方自治。民主政治须由以县为单位地方自治做起，这是孙中山的基本观点。“训政时期之宗旨，务指导人民从事于革命建设之进行，先以县为自治单位，于一县之内，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深植人民权力于基层，然后扩而充之，以及于省。如是，则所谓自治，始为真正之人民自治，异于伪托自治之名，以行其割据之实者。而地方自治已成，则国家组织始臻完密，人民亦可本地方上之政治训练以与闻国政矣。”雷沛鸿特引用孙中山这段话，论证国民中学“应设法多多参与以县为自治单位的地方自治事业”。国民中学参与一县地方自治事业，从校内学习和校外实习两方面进行。关于前者，雷沛鸿认为，要设法“令学生多有自动机会，并学习自治，实为其最善学校教育”。在校外，则实践地方自治，“会同老百姓参与地方自治，实为其最有效之社会教育”。时任广西教育厅厅长的黄朴心，在论及国民中学怎样参与地方自治时，提出要注意“确定参与自治事业内容”、“慎选地方自治导师”和“设置实验乡村”等建议。例如设置实验乡村，目的在于“一方面作为学生平时实习场所，一方面国民中学即负责直接辅助其各种自治事业之责，使其成为全县其它乡镇村街之示范。”国民中学参与地方自治的主张，不仅是理论设计，而且在一些地方得到贯彻。苍梧县国民中学，是广西最早成立的三所国民中学之一，对校外地方自治曾有模有样地实施过。据史料记载：“地方自治课着重讲授‘三自三寓’政策，强调对学生进行政治训练，将学生会称作县政府，将班会称作乡（镇）公所，学生会主席称作县长，班长称乡（镇）长。班会活动，着重练习演讲和讨论，还在实习农场建一问竹木结构棚舍，作训练学生实施乡政的场所，叫做‘国民新村’。”
此外，国民中学的教育方针规定为“须以三民主义为其中心思想，而努力于助成新社会秩序的建立”，使每一所国民中学都成为“三民主义社会的一个又一个实验室”，可谓是雷沛鸿教育、社会改造思想在中等教育层面上的体现。
国民大学是民族教育体系的最高教育层次，而西江学院及其前身南宁农业专科学校均是国民大学的雏形。它们以孙中山时常称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作为立校精神或教育理想。如何做到“天下为公”？南宁农专的做法有三途：“要从劳动为公，生产为公，做到天下为公”；“又要从学术为公撤育为公，做到天下为公。将来劳动与学问合一，生产与教育合一，彼此通力合作，更不难实现天下为公。”继南宁农专而起的西江学院的教育理想，也是“要由‘教育为公’做到‘学术为公’，由‘教育为公’、‘学术为公’做到‘天下为公’。”雷沛鸿以高等教育为工具，为“天下为公”崇高理想的实现设计了具体的通途，把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想植入教育领域，扩大了它的影响。正如雷沛鸿所说：“我自从参加同盟会。没有一日背弃孙中山先生的教导。我把他‘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扩大为‘学术为公’与‘教育为公’的奋斗纲领，一心依公行事，为公服务，不顾个人得失，不图名，不谋利，将全部精力与时间都献给社会，献给祖国。雷沛鸿藉民族教育体系的建构，遵行孙中山的遗教，有设想，有贯彻，有效果，受到时人的首肯。李四光说，他“高举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唤起民众’的旗帜，从家乡做起，什么苦也咽得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几上几下……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坚毅精神，早已誉满天下。”1937年，梁上燕将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概括为教育权利的大众化、教育机会均等和经费增加三大方面由此判断广西文化建设，“全部实现了中山先生的教育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