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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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酝酿(7)

茅盾,王会悟的同乡——浙江省桐乡县人。茅盾从小便与王会悟认识,同在乌镇长大。乌镇是一个拥有十万人口的城镇,一条河沿镇穿过,一艘艘乌篷船往来河上,一派江南水乡风光,令人记起茅盾笔下的《春蚕》《林家铺子》。

1913年,17岁的茅盾考取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教他国文的,便是那位沈尹默,教文字学的则是沈尹默之弟沈坚士。茅盾曾回忆说:“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

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了三年,茅盾经亲戚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他的英文不错,所以在该所英文部工作,后来调到国文部。这时候的他,在中国文坛上还默默无闻。

他开始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投稿。最初,他信仰无政府主义,觉得这个主义“很痛快”,“主张取消一切”。慢慢的,他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来到上海住进老渔阳里时并不认识茅盾,听张东荪说起茅盾能译英文稿,便约他见面。

“哦,原来你也是北大的!”陈独秀听茅盾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沈尹默老师,一见如故。只是陈独秀那很重的安徽土话,使茅盾听起来很吃力。

陈独秀拿出一沓英文的《国际通讯》(《国际通讯》是共产国际的刊物,每周三期,用英、法、德、俄四种文字出版)交给茅盾,说道:“你把里面关于苏俄的介绍翻译出来,供《新青年》刊登。”

于是,茅盾常常进出老渔阳里2号。

于是,当陈独秀、维经斯基再召开座谈会,茅盾也参加了。

于是,他参加了一个“小组”。

关于这个“小组”,茅盾在1957年4月所写《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如此叙述:

我记得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2]、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

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那时候,我觉得有些字不好译,例如“核心”这个名词,现在对它我们很熟悉了,在当时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译得易懂明了。我们参加小组,没有学习党章,也没有文字上的手续,只有介绍人。

小组是秘密的。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

茅盾还翻译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81年决定恢复茅盾的党籍时,党龄从1921年算起。

至于茅盾的党籍,为什么直到他去世后的第四天才得以追认,那是由于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

最初,茅盾一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活动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好几封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的信,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

“钟英小姐”是谁?原来,“钟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谐音。那些来自各地的信,是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由茅盾那里代转。因为茅盾当时有着公开的职业,比较方便。外地中国共产党组织来人,也常找茅盾接头,再由他介绍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指派,茅盾加入了国民党。当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茅盾是宣传部的秘书。当时,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广州东山庙前西街38号,茅盾以及萧楚女也住在那里,因此茅盾跟毛泽东有了许多交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茅盾受到了通缉,不得不转入地下,以写作谋生,写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交《小说月报》发表。他不再署过去常用的“沈雁冰”,而是临时取了个笔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觉得此名太假,令人一看便知是笔名,就在“矛”上加了个草头,成了“茅”。从此,“茅盾”之名不时出现在中国文坛上。

1928年7月,茅盾化名方保宗,剃去了蓄了多年的八字胡,亡命日本。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此后,他在1930年4月5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曾向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提出,希望恢复组织生活,但一直未果。不过,他和鲁迅站在一起,为左翼作家联盟做了许多工作,还写出了长篇力作《子夜》。

1940年,茅盾受新疆军阀盛世才迫害,带着一家从乌鲁木齐逃往西安,在西安遇朱德将军,遂与朱德一起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握住了这位老朋友的手。茅盾郑重地提出,希望恢复党组织生活。毛泽东当然了解茅盾的情况,不过,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茅盾作为一位著名作家,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加有利。

这样,茅盾一直以一位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在中国文坛上活动着。

也正因为这样,茅盾在去世之后,才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去世后第四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全文如下:

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8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3]

1981年4月10日,在举行茅盾遗体告别仪式时,他的遗体上醒目地覆盖着一面鲜红色的旗帜,上面印着黄色的镰刀铁锤图案……

[1]茅盾:《我的学生时代》,《东方》1981年第1期。

[2]此处叙述有误,张东荪未加入“小组”。

[3]钟桂松:《茅盾传》,第35章《最后的奉献》,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陈独秀出任“小组”的书记

茅盾当年在上海所参加的“小组”,用他的话来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个“小组”是在1920年8月成立的。如果说,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迈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那么这个“小组”的成立则是迈出了第二步。

这个“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不过,由于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小组”的成员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不尽相同。

这个“小组”的成员,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的反复考证,有以下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周佛海、沈泽民(茅盾之弟)、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声澥)、李季。这17人中,年龄最大的是陈独秀,41岁,最小的沈泽民,20岁。

这个“小组”究竟叫什么名字?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施存统

施存统在1956年回忆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1]

李达在1954年回忆说:“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2]

邵力子在1961年这么说:“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3]

林伯渠在1956年则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4]

袁振英在1964年回忆:“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5]

周佛海在1942年称之为“筹备性质的组织”。[6]

陈望道在1956年则说,还是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7]

现今可查到的这个“小组”的七位成员,竟有七种说法。

查阅当年的报刊,则又有第八种说法,即这个“小组”名叫“社会党”。

1920年10月16日《申报》上,曾披露这么一条消息:

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和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

《申报》称陈独秀为“社会党”,倒是有根有据的,因为陈独秀在这个“小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宣称“吾党”即“社会党”。

那是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1号《新青年》,刊出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

此文是由于“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于是“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左”。

陈独秀的“略述”,令人诧异地提及了“吾党”:

吾党对于法律底(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它),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它),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究)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此处清楚表明,“吾党”即“社会党”。

下文,又一处如此行文:

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

作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的文章本来就引人注意。他口口声声说起了“吾党”,警方马上意识到他组织了“社会党”。正因为如此,《申报》的消息用警方的口吻,称之“社会党陈独秀”。

也有人称这个“小组”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不过,这是后人取的名称,并非当时的名称,没有被采用。

现在对于这个“小组”的正式的、统一的称呼,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对于这个“小组”,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如此论述:

实质上,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党的组织。

共产主义小组是以列宁建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的工作方向,即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人,绝大部分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努力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逐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8]

在这个“小组”推选负责人时,众望所归,公推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而陈独秀正符合这个条件。这样,不论是苏俄的代表,还是“小组”的成员们,都一致以为小组负责人非陈独秀莫属。

“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叫“主任”?

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说应当叫“书记”。

“书记”一词,在中国倒是古已有之。如《新唐书·高适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不过,古时的“书记”,是指主管文书的人;后来,中国的“书记”是指抄写员。

当杨明斋把维经斯基的意见译成中文,“小组”的组员们都感到新鲜。

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

从此以后,“书记”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广泛应用,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称之为“总书记”、“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以至到后来设立了“书记处”,设立了“书记处书记”。

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组织,在上海诞生了。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就在上海小组诞生的那些日子里,列宁在苏俄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关切着世界的东方,关切着中国的革命。正因为这样,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便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虽然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毕竟不是共产国际直接委派的。

列宁跟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刘绍周和安恩学晤面,准备再次直接派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1]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2]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47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版。

[7]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共产主义小组概述》,《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