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
8758900000013

第13章 酝酿(2)

原来,那启事是中国共产党平度县委党史征集办公室出面刊登的,为的是寻觅谢世已久的名叫“杨明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史料。最初,连杨明斋是哪里人都不知道,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王翔千之女黄秀珍(本姓王,化名时改姓黄)那儿听说杨明斋是平度县人,于是在《平度大众》刊登了这则启事。杨德信的大爷正是杨明斋。这么一来,才使杨明斋的早年身世有了眉目。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未能找到一张杨明斋的照片。直到近些年,研究者才辗转找到杨明斋的照片,使后人得以一睹这位先辈的面容……

杨明斋是一位谜一样的人物。兼通中俄两国语言的他,曾在沙皇俄国的外交机关里工作。其实,那时的他,已是布尔什维克,他在那里做秘密工作——为布尔什维克工作。

他,1882年出生在山东平度县马戈庄一位名叫杨仁鉴的农民家中。父亲最初为他取名杨好德。父亲粗知诗书,总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文化的人,所以省吃俭用,把他送入私塾。16岁那年,家中已无力供养杨明斋上学,他只好回家务农。不久,他成了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杨明斋

不幸的是,新婚不久,妻子便去世了。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正陷于苦闷之中的他也随着去了。这样,1901年春,19岁的杨明斋来到了俄国东方的门户海参崴,在那里做工。

他一边做工,一边也就学会了俄语。

此后,他进入广漠荒僻的西伯利亚做工,成为劳苦的华工中的一员。一无所有的他,参加了俄国工人运动,于是和布尔什维克日渐接近,以至成了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

十月革命之后,杨明斋成为旅俄华工中一位活跃的人物,他组织华工们参加红军,为保卫苏维埃而战。

不久,杨明斋被派往海参崴。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而杨明斋曾在这儿做过工,熟悉那里的情况。

海参崴地处绥芬河口海湾东岸,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儿成了俄国的领地。沙俄在那里筑寨建港,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控制东方”。不过,那里毕竟曾是中国的领土,居民之中三分之一是华人。杨明斋去到那里,把华侨组织起来。他的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他在这样的公开身份掩护下,为布尔什维克做地下秘密工作。

那时,苏俄的远东部分处于日、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军和白俄的高尔察克、谢苗诺夫部队统治之下。到了1919年下半年,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东进,抓住了高尔察克,西伯利亚落入了红军手中。第二年,高尔察克被处决,海参崴也插上了红旗。

就在红军长驱直进西伯利亚前夕,1919年3月,在西伯利亚西缘鄂木河畔的鄂木斯克城,一次秘密会议正在举行。那是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会议除了研究东进问题之外,还决定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这个情报宣传局的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这是俄共(布)成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联系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

在中国发生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之后,1919年6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负责人之一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西伯利亚区委成立“东方局”(又称“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

当红军进入海参崴之后,杨明斋受到了重视。不言而喻,他身为布尔什维克,又是中国人,通晓中、俄两国语言,是难得的可以从事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的恰当人才。杨明斋参加了设在海参崴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1920年1月,一份来自海参崴的重要报告,送到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这份报告是由维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共同署名的,他俩都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份报告向俄共(布)中央提出了他俩的建议: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应着手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

也就在这份报告送出不久,李大钊送走了陈独秀,来到了天津“特别一区”那幢小楼。来自天津的重要信息,迅速传到了海参崴。

李大钊不是江亢虎。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与俄共(布)挂上了钩。从海参崴派出的俄共老布尔什维克伯特曼住在天津,不断发来准确、可靠的情报——他找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友!

俄共(布)中央仔细研究了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的报告,获知了来自中国的最新信息,于1920年3月批准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在海参崴,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被任命为分局的负责人。俄共(布)远东局选择海参崴建立分局,是由于海参崴这“东方的门户”跟中国联系方便——那时,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道遭到战争的破坏,一趟列车起码要二三十天才能到达。

1920年3月,就在建立远东局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电报: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

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档案(卷宗514,目录号1,归案卷号4,第7页)表明,派遣这个代表团的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又据日本波多野乾一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5卷透露,列宁对这个代表团下达了三项指示:

一 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二 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三 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不过,作者并未注明列宁的三项指示的出处。施瓦茨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B.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同样没有注明原始材料出处。

不论怎么说,代表团负有“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这一使命是确切无疑的。杨明斋被选入代表团,他的职务是翻译。

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俄国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译为“乌金斯基”、“威经斯基”、“魏金斯基”)。他又名查尔金,后在中国曾取了一个汉名,叫吴廷康;他还取了中国式的两个笔名——魏琴、卫金。

中等身材,温文尔雅,学问渊博,维经斯基给人以良好的印象。1893年4月,他出生在俄国涅韦尔市,父亲是森林工厂的管理员。

1907年,14岁的维经斯基中学毕业以后,家庭无法继续供他上学,便去维切布斯克印刷厂里当排字工人。

三年后,他到白斯托鲁克当会计。

20岁那年,贫困潦倒的他前往美国谋生,边学习边做工。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经历。来到美国之后,他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阅世不深的他,明白了许多道理。他的英语也讲得流畅,这为他后来成为国际社会活动家准备了便利的条件。

1915年,22岁的他在美国加入了社会党,并开始介入政治。

听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他欢欣鼓舞地从美国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了俄共(布)。不久,他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参加苏维埃工作。

1918年11月,原沙俄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叛乱,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的支持下,在鄂木斯克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以“俄国最高执政者和陆海军总司令”自居,与列宁分庭抗礼。高尔察克曾占领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一带。维经斯基奉命参加地下工作,反对高尔察克。

1919年5月,维经斯基在海参崴被白匪逮捕,关入监狱,不久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黑龙江口外的库页岛做苦役,经历了人生的严峻考验。

维经斯基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他暗中联合了岛上被流放的政治犯,成功地进行了暴动,战胜白匪,获得了自由。

1920年1月,维经斯基回到了海参崴,参加了俄共(布)东方民族部的工作。

不久,当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考虑派一个代表团去中国,物色人选时,选中了维经斯基。27岁的维经斯基被选中,是因为他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经历过严峻的生死考验,表明他对革命赤胆忠心;具有地下工作的经验;流利的英语,使他便于在国外开展工作。

代表团的成员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马马耶夫充当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的妻子马马耶娃也参加了代表团,在代表团里担任打字员。25岁的马马耶夫本是苏俄红军军官,马马耶娃则是莫斯科歌舞演员。这样,两对夫妇同行,看上去像去中国旅游似的。

代表团得到指示,增加一项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

乔装“新闻记者”访问李大钊

1920年4月初,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不远处一幢外国公寓里,来了五位新客人。客人们一律持“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护照,三男两女,其中一位男子一望而知是中国人,却能操一口流畅的俄语。

据云,五位客人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他们都持有《生活报》记者证,此次中国之行,为的是筹办建立一家通讯社,名曰“华俄通讯社”。这家通讯社将把中国的消息译成俄文,发往俄国;同时把俄国的新闻译成中文,供给中国各报刊,以促进中俄两国的信息交流。在当时中俄两国消息相互闭塞的情况下,《生活报》的记者们筹建这样的一个通讯社,倒是确实需要的。当别的外国客人问起这五位俄国记者时,他们总是如此叙述自己来华的使命。

就在这个代表团抵达北京不久,又有两位从不同途径赶来的俄国人悄然到达北京,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其中的一位俄国妇女,也来自海参崴,不过她的外貌跟正宗的俄罗斯女人不同,她是贝加尔湖沿岸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她叫萨赫扬诺娃,会讲俄语,也会讲蒙古语,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三个月前,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函,建议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便是她。

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俄国男子,蓄着大胡子,会讲一口纯正的法语——他本是俄国工人,后来侨居法国。他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记者,从哈尔滨奉命赶来。他叫斯托扬诺维奇,又名米诺尔,俄共(布)党员。

维经斯基

萨赫扬诺娃和斯托扬诺维奇前来北京,都是为了配合那个《生活报》记者代表团执行特殊的使命。

最先开始“采访”的,是那位中国人——杨明斋。比起他的俄国同志来,他在北京活动要方便得多。虽然他的衣袋里放着苏俄护照,但是他一走出外国公寓,便消融在街头那黄皮肤、黑眼珠的人群之中。

对于杨明斋来说,这儿虽然是他的祖国,不过新来乍到,仍有人地生疏之感。他毕竟19岁便离乡背井“闯俄罗斯”去了,在俄国度过了19个春秋。他这次是头一回来到北京。

杨明斋首先“采访”的是号称“中国通”的波列伏依。他来到了离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北京大学,跟这位在那里任教的俄语教授用俄语交谈着——虽说他们也可以用汉语交谈,但是那时北京城里懂俄语的毕竟不多,用俄语交谈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鲍立维”,又叫“柏烈伟”。在海参崴长大的他,常跟那儿的中国人打交道,会讲汉语,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国的《诗经》来,成了一位汉学家。1918年下半年,他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住在“特别一区”。台湾王健民先生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称他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那是不正确的。他不是俄共(布)党员,而是白俄,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不过,他倾向革命,与俄共(布)的许多人有着友谊并保持联系。他来到天津之后,确实跟北京、上海、天津许多进步文化人进行联络。他既会讲俄语,又会讲汉语,成了沟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国进步文化人之间的桥梁。

鲍立维对《新青年》杂志非常注意,每期必读。理所当然,他注意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跟李大钊谈得非常投机。他送给李大钊一些来自莫斯科的关于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使李大钊十分高兴。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英文本,便是其中的一本。于是,李大钊介绍鲍立维到北京大学担任俄语教员,并编纂《俄华辞典》。

杨明斋拜访了鲍立维,说是苏俄《生活报》记者维经斯基希望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鲍立维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说:“李大钊!”又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说:“陈独秀!”

鲍立维向杨明斋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新青年》,说起了去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说起了“北李南陈”……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使杨明斋心中有了底。因为,他和维经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1]

杨明斋又去拜访北京大学另一位俄籍教员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此人也是一位“中国通”,他的中文名字叫“伊凤阁”,又叫“伊文”。他也是汉学家,精通中文,而且比鲍立维来华更早。伊凤阁所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大致跟鲍立维差不多,他同样提到了“北李南陈”。

维经斯基决定访问“北李南陈”。陈独秀已经出走上海,他就请鲍立维、伊凤阁介绍,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访问李大钊。

这是俄共(布)使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李大钊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31岁的李大钊比维经斯基大4岁。

当时在场的李大钊24岁的学生罗章龙,后来这样回忆往事:

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当时写下了不少水平很高、语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数他的最多,他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时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维经斯基到北大会见李大钊是很自然的事。

维经斯基访问李大钊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些准备工作。首先,维经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经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