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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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前奏(6)

正在聚精会神凝视银幕的人们骚乱起来,仰起头惊讶地望着夜空中飘舞的白纸,你争我夺,秩序大乱。

1918年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的《每周评论》

陈独秀趁这机会,又甩了一大把纸片。

就在这时候,黑暗中蹿出一个人,朝陈独秀说道:“给我一张。”

陈独秀竟然随手给了他一张。

那人借着亮光一看标题:《北京市民宣言》。

猛地,那人尖嗓高喊:“是这个!就是这个!”

一下子,从暗处扑出几条黑影,一下子就把陈独秀扭住。

原来,密探们盯住陈独秀已经多时!

高一涵见情况不妙,蹿上天桥想逃。密探大喊:“还有一个!那边还有一个!”

高一涵在紧急之中把怀里的传单一股脑儿从天桥撒下,噔噔噔跑过天桥,扔掉长衫、草帽,下了楼,钻进混乱的人群。这下子,把尾随抓捕的密探甩掉了。

高一涵跑到楼下一看,邓初正在台球场里发传单呢。

高一涵连忙过去告诉邓初:“独秀被捕了!”

“别开玩笑!”邓初还不相信哩。

就在这时,陈独秀被一群密探扭扯着押下楼来。陈独秀一边走,一边高声大叫:“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陈独秀这般大嚷,为的是让高一涵、邓初知道,尽快逃避……

子夜,万籁俱寂。北京大学附近的箭杆胡同9号陈寓,响起了急促的擂门声。

“谁呀?”屋里传出一个女人惊讶的声音。

“开门!”门外一声粗鲁的命令式的答话,表明事态严重。

那女人意识到发生了意外,连忙披衣下床。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陈独秀奉父母之命,在18岁时与年长他3岁的高晓岚结为夫妇。高晓岚乳名大众,文盲,小脚,与陈独秀的思想几乎相差一个世纪!婚后,高晓岚生下三子,即延年、乔年、松年。后来,陈独秀爱上高晓岚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高君曼乃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喜爱文学,思想新潮,跟陈独秀志趣相投。1910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不顾陈、高家族的反对,在杭州同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沈君默结识了陈独秀。当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把高君曼也接来,在箭杆胡同同住。

高君曼未及开门,大门已被撞开,闯进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士兵,再加上屋外的,足有百人之众!

陈家亦即《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遭到了彻底的大搜查,《新青年》杂志、陈独秀的来往信件,都落到了警察们手中!

当夜,在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连忙找来了北京大学德文班学生罗章龙[1]等人,要他们以北京学生的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学生,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捅出去,动员舆论进行营救。

隔了一天——6月13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见诸北京《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全国各大报也都予以转载。此事顿时激起众怒,社会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

一时间,各地抗议电报纷至沓来,矛头直指北洋政府。

李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得痛快淋漓:

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

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2]

要求快恢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

那位已经回到湖南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赞誉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本书作者曾在北京拜访罗章龙。时值盛暑,他正住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里。虽然年事已高,但他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记忆清晰

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许世英时,也很尖锐地提到了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孙中山坚决要求徐世昌释放陈独秀。

许世英这位“内务总长”不敢怠慢,赶紧给徐世昌发去电报,转告了孙中山的意见。

慑于重重舆论的压力,陈独秀被关押了98天之后,终于在1919年9月16日,由安徽同乡作保,走出了监狱。

“北李”为“南陈”获释热烈欢呼,欣然命笔,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诗:

觉悟社在1920年1月出版的《觉悟》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时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的“只眼”[3]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4]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在陈独秀出狱之后,中断了快四个月的《新青年》杂志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

就在陈独秀出狱的那天——9月16日——天津的十位男青年和十位女青年组织了一个崭新的团体,取名“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的领导人,是一位21岁的小伙子,名唤周恩来。《觉悟的宣言》便是他写的。

应周恩来之邀,李大钊在9月21日来到天津觉悟社演讲。紧接着,《新青年》编辑部的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应周恩来和觉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说……

[1]1989年9月15日,作者在北京访问了93岁高龄的罗章龙,请他回忆此事。

[2]1916年6月24日《民国日报》。

[3]“只眼”是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所用的笔名,取义于南宋杨万里的诗:“近来别具一只眼,欲蹈唐人最上关。”

[4]这是指《每周评论》。此报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1918年12月22日创刊。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1919年8月31日停刊。

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几个月后,李大钊又一次去天津。不过,这一回全然不同,他没有公开露过一次面,行踪也十分诡秘。

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那是1920年2月中旬,年关将近,家家户户门前贴起了“迎春接福”、“万象更新”之类红色横幅。离正月初一——公历2月20日——眼看着只剩几天了。

“的笃、的笃”,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30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

另一位约莫40多岁,坐在车篷之内,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

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

风声甚紧,警察又在追捕陈独秀……

事情是由前些天报纸上关于陈独秀的报道引起的: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停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

京师警察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

于是,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这儿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实,陈独秀早在1月下旬便已经离开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广东军政府委托汪精卫、章士钊等筹办西南大学,邀请陈独秀来沪商量有关事宜。陈独秀抵沪后,又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

如胡适所言:

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做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陈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1]

于是,陈独秀2月2日离沪,乘“大通轮”于2月4日抵达汉口。8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校长谈笑风生。那几位校长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汉任教。

火车迎着朔风,喷撒着黑烟,朝北京进发。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李大钊手持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焦急万分。因为早有学生报信,陈寓门口有警察站岗,正张网捕陈。

李大钊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商议对策,如此如此……

北京车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陈先生!”

那位学生递上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门口“恭候”。

陈独秀只得随着那位学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进家之后,发现李大钊和高一涵已在里面等他了。

“仲甫,你要赶紧离开北京,避一避风头。”李大钊说道,“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里,就很难出来了。”

“那就到上海去吧。”陈独秀说,“汪孟邹在上海,我到他那里住一阵子。”

“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钊说,“我想办法护送你出京。”

北大教授陈独秀

翌日,一辆骡车来到了王家门口,那位“账房先生”已经跨在车把上。陈独秀向王星拱家的厨师借了那件油光发亮的背心,又借了顶毡帽,躲进那骡车。

骡车很慢,走的又是小道,总算躲过了警察的眼睛。

“的笃、的笃”,蹄声清脆。小小骡车,载着“两大星辰”——“北李南陈”、载着《新青年》的两员主帅。

在僻静的野外,“账房先生”转进车内,跟戴毡帽的那一位压低了声音,细细地商讨着一件大事。

骡车向南到达廊坊,再朝东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几天。“北李”和“南陈”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如此专心致志地交谈。

“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在这辆不断摇晃着的骡车上,“北李南陈”商议着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2]

“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对陈独秀说的这句话。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轻声细语,他俩探讨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研究着党纲应该怎么写,包括些什么内容。

如此一路共商,时光飞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

“账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车把,车里的那位又把毡帽压得低低的。

进入天津城,他俩没有朝火车站走去——因为警察很可能会在火车站“恭候”。

“仲甫,脱掉你的油腻的背心,摆出你教授的派头来。我送你上外国轮船!”李大钊想出了好主意。

陈独秀脱下背心,托李大钊“物归原主”。

在码头,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

陈独秀踏上了挂着“洋”旗的船,一口英语,俨然一位“高等华人”。

当陈独秀来到上海,已是阴历除夕——2月19日。上海街头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麻将声,陈独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在码头送别陈独秀之后,李大钊的心中也放下一块大石头。

李大钊没有马上回北京,他不时回头望望,看看有无“尾巴”。

他朝“特别一区”走去。“特别一区”是天津的俄国旧租界,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废除了原先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租界,不过“特别一区”仍成为俄国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1918年,李大钊发起少年中国学会。这是李大钊(右三)等少年中国学会成员1920年在北京的合影

李大钊和天津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人秘密来到“特别一区”一幢小洋楼里,在那儿,李大钊与俄共(布)友人进行了会谈。

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谁呢?后来章志所写的回忆文章《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中没有提及姓名,现在也就不得而知。

不过,极有可能是后来成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远东人民处处长的伯特曼。1957年在伊尔库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书,提及伯特曼曾在1919年夏天在天津会见过李大钊,并称李大钊是“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伯特曼所说的会见李大钊是“1919年夏天。”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么究竟是谁,尚不得而知。

不知怎么会走漏了风声——大约是“特别一区”那里早已在密探监视范围之中,李大钊的来访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天津《益世报》就捅出了消息:《党人开会,图谋不轨》!

李大钊见报,马上通知那天同去会晤的天津友人预防不测,自己便于当天匆匆赶回了北京。

陈、李天津之行,把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胡适口述自传》,第19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