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和主顾本·富兰克林最近不幸逝世之后，许多所谓的历史学家试图撰写他的生平及成就。其中大多数都错误百出，因此我觉得我应该拿起笔来，澄清事实。
那些一知半解的文人们，似乎都惊讶于本的渊博学识、他的英明决策，以及他对周围所发生一切的无所不知。
如果他们来问我，我可以告诉他们。其实是我。
在许多年里，我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说句大言不惭的话，他的成功和名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
倒不是我刻意过分邀功：我只是希望看到正义得到伸张，功劳归于有功之人，也就是我——主要是我。
本毫无疑问是个很不错的家伙，一位伟人、一位爱国者，诸如此类的；但不可否认，他有时候特别愚蠢，如果不是我——好吧，真正的故事就在这儿，你可以自己做出评判。
我是二十六个孩子中的老大。我们的爸爸妈妈按字母表给我们起名字。我第一个出生，取名阿莫斯，之后是芭思巴、克劳德、丹尼尔——挨个儿往下，一直到小宝宝色诺芬、伊泽贝尔和泽纳斯。
我们住在费城第二大街那座老基督教堂的小祈祷室里——在那块贴墙板的后面。家里有这么多张嘴要吃饭，日子自然过得紧紧巴巴。实际上，我们真的很穷——穷得就像教堂里的老鼠。
但是直到一七四五年的严冬，景况才真正变得令人绝望。记忆中那年的冬天格外难熬，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我可怜的爸爸疲惫不堪、浑身湿透地走进来，他的小袋子里几乎空无一物。
没办法，我们只能啃祈祷书了，祈祷书啃完后，我们又去啃布道书。对我来说，那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祈祷书就够难吃的了，那些布道书实在是无法下咽！
我是家里的老大，似乎应该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闯荡，寻找机会。说不定还能以某种方式帮助其他人。至少，可以让家里少一张嘴吃饭。
于是，我告别了他们大家——我的爸爸妈妈，以及所有那些孩子，从芭思巴一直到泽纳斯——在寒冷的、狂风凛冽的冬天的最寒冷、最狂风凛冽的那个夜晚，我出发了。
当时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在重新回到那个小祈祷室的家里之前，我竟然会遇到这么多奇怪的人，经历这么多奇怪的事！我当时只想着我冰冷的爪子和饥肠辘辘的肚子——还有那些布道书。
我一直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到底走了多久，因为我饥寒交迫，后来准是有点神志不清了。我清楚地记得的第一个场景，是在一个厨房里，闻到了奶酪的气味！我没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它，只是一点硬皮，而且已经干了，但是我吃得真香啊！
这是我许多天来第一次吃到像样的东西，吃完后感到自己缓过来了，就开始考察这座房子。房子里光秃秃的，让人看着怪难受的；倒是很干净，但就是光秃秃的。很少的几件家具，还都是硬硬的，闪着寒光；没有柔软的东西，也没有灰扑扑的角落，可以让人蜷缩着身子，暖暖和和地好好睡一觉。房子里也很冷，差不多和外面一样冷。
楼上有两个房间。一间黑乎乎的，从里面传来打呼噜的声音；另一间亮着灯，传来打喷嚏的声音。我选择了打喷嚏的那间。
在靠近壁炉的一张大椅子里，坐着一个矮矮壮壮的圆脸男人，正就着烛光想要写东西。每隔一会儿，他就会打喷嚏，脸上的方框眼镜就会飞出去。他去捞眼镜时，就会扔掉手里的笔；等他把笔找回来，定下心开始写东西时，烛光又被风吹得摇曳不定；好不容易烛光稳定了，喷嚏又开始了，于是一切从头来过。他的写作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当然啦，我认出他是谁了。费城没有人不知道伟大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他是科学家、发明家、印刷工、编辑、作家、士兵、政治家和哲学家。
可是那天夜里，他看上去既不伟大，也不著名，只是显得很冷——还表现得有点傻。
他身上裹的像是一件浴衣，有一圈脏兮兮的毛领子；他头上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皮帽。
那顶帽子吸引了我，因为我仍然感到寒冷刺骨——这间屋子跟房子的其他地方一样寒酸冷清。那顶帽子是个破烂不堪的玩意儿；但在帽子一侧，我看见了一个洞——大小对我正合适。
我顺着椅子后面爬上去，在新一轮喷嚏的掩护下，我钻进了帽子。真是个温暖舒适的地方啊！空间够大，身体可以挪动，空气也足够；多么柔软的皮毛，多么暖和的温度！
“这里，”我对自己说，“就是我的家。再也没有寒冷的街道、地窖或祈祷室了。我就待在这里。”
当然啦，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句话说得多么正确。我只知道自己很暖和，肚子吃得饱饱的，而且——哦，好困啊！
于是就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