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骅
摘要：教育城镇化伴随着人口城镇化而产生，教育移民是国内移民的主要组成。本文论述了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现象与特征，以及农村教育衰落的挑战，对人口城镇化引发的教育资源流转现状进行了剖析，并提出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举措，推进城乡教育的空间资源、人力资源、公共资源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优化配置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人口迁移；城镇化；教育移民；资源流转；应对措施
21世纪是城镇化的世纪，也是中国农村居民大量进入以城镇为生活空间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于人口城镇化的现实，教育资源配置格局相应改变，并出现了教育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一、人口迁移与教育移民
由于城镇地区率先进入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阶段，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引发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之一，同时也对城乡教育格局造成显著影响。
（一）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趋势与动机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历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的历史进程。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1.72亿，农村人口7.90亿，城镇化比率17.9%；而到了2009年，城镇人口则为6.22亿，农村人口7.13亿，城镇化比率46.6%。［1］城镇人口持续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出于各种动机持续从农村向城镇迁徙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工业的崛起，吸引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并转入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流转的主要形式是“务工不弃农”、“离土不离乡”，农民进城落户的数量不仅少而且短暂，大多数城市还是对农民进城设置户籍藩篱，甚至把流动的农民工人口当作“盲流”而给予驱赶。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资源配置倾向加大，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卷入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一大批农民或在城市经商、务工、贩运，或在城市购房、安家、落户，大中城市涌现出众多的“民工村”、“租屋区”、“棚户街”，驱赶农民既不可能，也有悖“人权”，因而在户籍制度方面出现松动的势头，允许少数农民迁入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也为农村人口迁移提供了“暂住证”。进入新世纪之后，工业化在各种城市和小城镇中基本完成布局，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充当蓝领工人，甚至有数量可观的农民在城市中购房置业，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农民变成了市民。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动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就业动机。我国农村的显性与隐性剩余劳动力近2亿，这是因为农业机械化和产前、产后以及产中各环节的社会化服务的不断改善，大量农村劳动力由就业状态转为隐性失业状态，由隐性失业状态转为显性失业状态。季节性失业已经不再是农民进城务工的主要原因；尤其是80后、90后的青年农民，他们有着与上辈所不同的生活追求，更是把进城就业作为人生的理想。第二，收入动机。即为了体面的收入，同时分享城市的社会福利。城市不仅有较好的职业，而且还有较高的收入；农民即使打零工，也比农村的收入要高。2010年，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而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为1690元，年均纯收入约为20280元，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产生诱导。第三，生活质量动机。城市使人生活美好，初入城市的农民工虽然口袋拮据，但城市的舒适购物、便捷交通、卫生环境以及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对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城市中丰富的信息、热闹的场景、美丽的风景也使农民工感到兴奋，进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第四，教育动机。即让自己的子女获得良好的教育。城乡教育巨大差距的现实条件促使不少农村家长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子女迁入城市，更重要的是，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农民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获得优质教育而愿意作出背井离乡的牺牲。
（二）教育移民的动机衍生
如前所述，城镇新居民中较高比例的农民是出于教育动机而陪子女入城读书的，教育移民成为人口迁移的主导性动机之一。在这里，我们必须认真区别“教育移民”和“移民教育”这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前者特指为了子女享有更好的教育而迁徙，后者却是指出于各种动机而迁徙的本人及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但不管怎样，这两种类型的迁徙都会增加城镇的教育需求，减少农村的教育需求，从而引发教育城镇化的一系列问题。
教育向城镇集中和人员向城镇集聚是相互依存的一个问题两个方面，也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大多数国家中，农村只能提供初等教育或小学教育，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力必备技能的教育或培训都必须到城市中获得。因此，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农村人口也将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进入城市，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教育所引起的人口迁移是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重要组成。即使是在东亚、南美和西非地区，为了争取受教育平等的权利而移民亦是农村和贫困地区人群改变命运的共同做法。中国古代早就有为了子女教育而迁居的“孟母择邻”的故事。今天，即使地位不高、收入不多、家产不丰的农民也有“教育引导人生”与“知识改变命运”的深厚情结，所以，作为世界上对子女教育有着最强动机的中国农民，选择教育移民自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三）教育城镇化的特征与趋势
城镇教育资源的持续增加，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因此我们把教育资源的这种配置方式称之为“教育城镇化”。必须指出，教育城镇化的展开和人口城镇化的展开有所不同：
第一，教育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都意味着资源向城镇的集聚，并且又都强调资源流转城镇的同时加强农村资源的合理布局与持续发展。但人口城镇化是各个年龄段、各种教育背景、各种职业和技能的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迁移，同时伴随着土地、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脱离农村并入城镇，因而引发的城乡关系、城乡布局、城乡收入差距、城乡资源结构的广泛变动，并且要比教育城镇化深刻的多；教育城镇化只是人口城镇化的一个从属方面，是农村众多资源向城市集中的一个侧面，主要表现为农村学校、师资、学生及各种教育设施向城市迁转或集中的进程。所以，这两个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大相径庭。
第二，人口城镇化和教育城镇化是一个相伴相随、互为先后的历史与现实进程。从20世纪的改革开放至今，农民进城是个历史激流，既有收入动机、消费动机、享受动机，又有发展动机，而发展动机的最主要组成就是子女教育的改善以提升家庭的社会地位。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的进城主要还是为了打工、养家、学艺、攒钱，那么，从本世纪初开始已经在城市安家的农民工则把子女教育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是为了送子女到城市学校获得优质教育，从而为人口城镇化增添了动力。
第三，教育城镇化将是人口城镇化的新契机。在“十二五”期间，将会有更多的农民工进城，特别是农民子女作为常住人口在城市租房或投亲靠友的趋向将会加强，而与此同时，由于各个地方政府扩建了社会保障房和廉租房，这既为农民变为市民准备了便利条件，又为更多的农民子女在城市上学创造了必要条件。为此，近年来各地教育部门纷纷扩大了城镇学校的规模，为外来人口提供的学额与学位都增加了。
目前，城镇为进城务工人员或“新市民”提供的教育资源主要有如下这几种：一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它是以民办为主，接受少许的公办资助，学生来源多数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教师一般自聘，经费收支自理，办学条件和设施都较为简陋。二是公立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当然，公立学校的多数并不十分乐意接受农民工子女，教师和城市出生学生都对农民工子女心生隔阂，除非那些在各方面表现出色的少数农民工子女。为此，公立学校只接收少数农民工子女，而且是指令性计划干预的结果。三是农民工接受各种教育培训。年轻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和老一辈农民工不同，并不都集中于建筑、餐饮、保姆等传统的劳动密集行业，而是更多地分布在制造、驾驶、装修、中介、销售行业，而这些行业都需要不同程度的专业技能或知识。因此，进入城市的年轻农民工参加了不同行业的岗前、岗中、岗后培训，这些非学历教育为农民工获得熟练工人岗位乃至白领文职岗位提供了有效培训，部分农民工甚至获得了各种技能证书和职称，从而为提高农民工收入和各方面素质作了有力的铺垫。
上述三种可为进城农民工提供的教育平台均在城镇获得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农村教育资源持续向城市聚集。2008年，有5918所普通高中位于城市，7526所位于县镇，位于农村的仅有1762所。农村学校的硬件、师资、生源无法与城市同日而语。2009年，城镇中小学在校生总数为10175.2亿，农村中小学在校生总数为0.7764亿，城乡中小学在校生之比为1.31∶1。其中城镇小学在校生4415.9万人、农村学生5656.6；城镇中学在校生5759.3万人、农村中学在校生2108.6。［2］从中可见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趋势。
二、农村教育衰落的挑战
当城市允许更多的农民迁入时，农村的村庄连同学校就开始走向衰落了；而当更多农民携带他们的勤奋又聪颖的子女到城市学校就读时，也就意味着城市学校持续走向了繁荣。
政府方面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作出各种努力，企望扭转因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而引起乡村的衰落倾向。［3］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措施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衰落的趋势。一方面，城市继续发挥着“拉力”作用，把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拉到城市，包括农村中的土地、青壮劳动力、资金，甚至原先围绕在农村的生态环境如河水、绿树和石头都要变成城市的资源；另一方面，乡村仍然扮演着“推力”角色，崩塌的水库、寂静的村道、越来越贫瘠的土地都对年轻一代产生“离乡”的推力，更何况乡村的文化与精神生活远远不如城市。这些因素都推动着更多的乡村农民离土离乡。所以，尽管农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公共服务处于改善之中，但农村人口还是不断地向城市迁移，乡村教育的衰落仍然不可避免。
农村教育的衰落主要表现为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生源显性减少。由于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势头迅猛，从小学到高中的生源都在减少。农村校舍现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空置现象，班级生源不满、年段开设不全、学校规模不经济的现象比比皆是；农村学生或中途转学、或小升初、初升高时转学，甚至一到适龄入学就迁往城镇，导致农村生源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处于下降趋势。2009年，全国小学在校生数10071.5万人，其中农村小学在校生数5656.6万人，占全国小学在校生数的56.15%，比1995年减少14.38%；全国中学在校生数7867.9万人，其中农村2108.6万人，占全国中学在校生数的26.8%，比1995年减少24.83%。［4］
第二，生源隐性流失。所谓“生源隐性流失”是指农村在校学生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进城务工而无心在学，或处于从农村向城镇学校转学的过程中出现的学习注意力下降问题以及休学所带来的实际学习中断现象。当前，农村中留守儿童的数量处于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却把子女放在农村，这就使一些适龄入学儿童极其容易成为“流失生”、“辍学生”，这些儿童不仅不能充分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且还不能确保家庭教育。因此，留守儿童经常旷课、逃学，学习专注力和兴奋度都要差于其他学生，学习成绩和升学率自然也要低于父母都在农村的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把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学校生源隐性流失的最大主体是有客观依据的。
第三，师资力量随之萎缩。由于生源减少，农村学校不仅学生规模下降，教师队伍也随之萎缩。一是每所学校的教师人数绝对量减少；二是农村学校的优秀教师往往通过考试、调动、借用而转入城市，师资水平也就处于相对下降的通道中；三是每所学校的教师同专业人数减少；四是每所学校的教师不同专业分布比例的减少，即每所学校不同专业的教师构成减少，教师专业的互补效应下降，从而使教师的整体实力下降。
第四，学校经费严重不足。学校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财政拨款又是按照生均经费下达给每所学校，学生数少的学校，自然财政拨款少，而学校的开支却又由于“框架刚性”的存在难以压缩，这就使得农村中规模小的学校往往处于经费捉襟见肘的地步。
第五，办学条件不容乐观。由于办学经费拮据，规模小的农村学校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图书匮乏、设备陈旧、设施简陋等硬件不足的问题，进而拉开与城市学校办学条件的明显差距，刺激更多农村在校生向城市转移，导致更为显著的“马太效应”。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使得农村教育举步维艰，农村学校困顿不振，农民子女难以得到优质教育，因此出现了农村教育的整体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