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由上月上涨1.0%转为下降1.6%，连续第10个月下滑，并且6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4.5%，降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呈持续下降态势。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双双下降，预示着通缩风险在加大。
2007和2008连续两年的高通胀，曾让我们左支右绌、疲于应付，且效果不佳。实际上，我们缺乏应对通胀的经验。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绝大部分时间困扰我们的是通缩而不是通胀。因此面对倏忽而至的通胀来袭，我们显得缺乏准备。但是意想不到的是，通胀来之既快，去之也速。半年多的时间，整个经济形势急转直下，通缩阴影卷土重来。
1998年以来，中国享受了近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美妙时光，这是如何做到的？归纳起来，笔者认为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其一，加入WTO，“中国货”行销全球，巨大的外部需求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其二，极度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是低通胀最重要的原因。对于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而言，劳动力成本是最重要的成本。农民工工资10年来没有明显的上升，劳动力成本低使得“中国制造”具有极强的价格优势，也造就了中国制造业超凡的竞争力（当然，这里的低工资并非指绝对工资，而是指相对劳动力的产出来说，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是相当低的）。低工资也压制了普通劳动力的消费能力，国内需求长期不足，“低通胀”局面由此形成。
现在全球面临号称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经济有可能陷于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危险的境地，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外部需求大幅萎缩。外需不足，更多的出口产品必然在本就狭窄的国内市场空间竞争，导致国内供给骤增，价格水平下行，通缩压力陡增。
前面说了，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通缩的根本原因在于低工资，特别是产业工人的低工资。低工资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但这也是中国迟迟不能摆脱内需不足、经济长期面临通缩阴影的重要原因。
政府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低工资”的害处，《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地方政府所谓的“工资倍增计划”均是着眼于此，然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更是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人士认为该法直接干预劳动力合约，对整体就业和经济效率不利，危害甚大。
那么，政府有没有更好的选择？一方面这种选择不干预由市场自由竞争决定工资的基本制度，也即工资由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决定；另一方面又可以实实在在地提高工人的工资。
有的，实际上政府近些年来也着手在做，那就是提高务农的收入、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为什么说提高务农的收入就可以提高社会整体工资水平？
中国30年来的经济大发展时期，也是一个城市化急剧发展的时期，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这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迁徙运动，没有人拿着皮鞭强迫这些昔日的农民去城市“揾工”，并最终定居下来，成为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为什么？道理很明白，城市务工的收入远胜务农的收入。长期以来，为支持工业的发展，透过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安排，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价一直被人为压低，“农业补贴工业”的结果是不但工业获得了低廉的基础原材料，更重要的是工业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前一点，许多人都看到了，而后一点却并不广为人知。实际上，大批的高素质的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这是长期压制农产品价格的结果。
如果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务农的收入增加，城市的工厂要想吸引农民工去就业，必然会开出更高的工资，因为务农收入的增加使得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务农收入足够高的话，会吸引农民工回流，劳动力的供给减少自然会提升产业工资。其实，10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明显提高的背后正是农产品价格的长期徘徊不前、务农收入的长期低下。
对此，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有如下精彩论述：“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农转工’的兴起，但当达到了近于均衡点，工业的工资是由农民的收入决定的——工业工资不够高，农民会选作陶渊明。也可以这样看，工业的工资会因农民的收入够高而被保护着，远胜什么最低工资或新《劳动法》等外来办法的保护。劳力的收入决定了余下来的其他资源的收入分配，就各自地以类似的竞争情况瓜分。”
道理既明，2004年粮食流通全面放开以来，政府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历史性地取消农业税，提高农民种粮补贴，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临时收储政策等，莫不是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而努力。实际上，自2004年以来粮价是稳步提高的，但是由于2007—2008年国际基础性商品价格的大涨，吞噬了粮价上涨带给农民的相当一部分收益。并且这两年国内也面临着较为严重的通胀压力，国家并没有进一步的大动作。一个典型事件就是面对上半年国际粮价暴涨的形势，我们并没有适时扩大粮食出口，一个关键考量还是担心农产品价格短期内上涨过快。当然这种稳步推进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提高农民收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政府提高农民收入的决心显然是没变的。在2008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政府在除夕的前夜决定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就彰显了“稳农增收”的长期政策取向。
农业是中国就业最大的部门，农民是中国消费力最弱的群体，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民收入，在经济下滑、就业困难的情况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前面说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城市工人的收入跟着提高，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了，扩大内需才有希望，整体经济才有望走出通缩的阴影。
让粮价回归到合理水平，让农业获取平均利润，应该是共识，问题是要选择一个恰当的时点，也许现在就是好时机。第一，处于通缩风险下的经济环境为粮价的提高提供了客观条件。我们知道，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是稳定物价。在CPI高起时，国家如果提高粮价，由于粮价号称“百价之基”，必然会带动CPI的进一步提高，加大经济运行风险，也背离了宏观调控的目标。当前CPI连续数月下降，经济存在通缩风险，此时适度提高粮食价格不但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内需、刺激经济复苏，还有利于防止经济演变为真正的通缩，造成更大的经济风险。
第二，粮食供求关系的平衡也为适度提高粮价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中国的粮食生产是分散在亿万农户中进行的，当粮食供求紧张、价格上涨时，农户的惜售心理会加剧粮价的上涨，此时，若国家进一步提高粮价，只会使惜售心理更加强烈，从而容易导致粮价涨到一个非正常的水平。由于当时粮食供给仅处于平衡，政府缺乏调控的“筹码”，粮价容易失控。目前经过连续5年的增产，粮食库存大为充裕，此时政府提高粮价，步调、幅度皆可自由调控，因为此时手中有足够的筹码。
第三，近日美联储公开宣布了高达1.15亿美元的印钞“输血”救市计划，而欧洲央行本周可望宣布调降利率两个百分点至1%的历史新低。3月12日，英国央行宣布回购20亿英镑国债。3月18日，日本央行将每月回购长期国债的额度从1.4万亿日元提高到1.8万亿日元。瑞士也抛售本币进行货币贬值刺激经济。通胀有可能卷土重来。事实上，3月份，国际大宗商品已表现出强烈的反弹迹象：纽约油价重升50美元的高位，而伦敦铜价亦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因此，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提高粮价更显迫切。
适度提高粮价，有利于提高农民进城打工收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这从根本上促进了巨大的农村市场需求的启动，从而刺激经济复苏。同时，我们看到，处于通缩阴影和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状况的经济环境又为国家适度提高粮食价格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时机，近期国家提高最低收购价小麦的销售底价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信号，我们希望国家在销售临时存储稻谷乃至常规的储备粮时，也能抓住有利时机，稳步提高销售价格。
（此部分完成于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