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我们台湾这些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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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说说天地会的故事:林爽文起义

南部客家人将“六堆”视为精神标志,而北部客家人也有特殊的精神标志“义民信仰”,这又扯到清朝时台湾的另一次大民变——林爽文起义。

早期台湾北部桃竹苗一带,有一些闽南人的农场,为了压低工资,他们就偷请了许多广东来的非法移民做工。当年,这些广东来的客家人就跟候鸟一样,都是季节性移民,所以大家称这些外省佣工为“客子”,因为是非法的,他们也不能自己出去开垦土地,只能帮别人打工。

到了乾隆中叶,台湾吏治腐败,贪官横行,民众敢怒不敢言,怨气只能放在心里,另一方面当年天地会在台湾发展迅速,引起清廷的关注。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清廷开始对台湾的天地会展开镇压,到处搜捕该会会员,这也给贪官一个抢掠的好机会。

同样也是天地会会员的富商林爽文将这些看在眼里,他忍无可忍,毅然率众起义,号召百姓“剿除贪官,以保民生”。起义之后,势如破竹,从中部一路打到北部,而起义的消息传到南部,南部天地会成员也起兵,南北夹击当时的台湾首府台南。

林爽文的起兵势头太猛,引起清王朝的惊恐,清朝多次调兵遣将前往镇压,一直镇压不下,台湾局势岌岌可危,恐怕还会延烧到大陆去,动摇统治基础,最后乾隆皇帝任命了自己的亲信福康安为平台大将军前往平定,终于压制下来。林爽文兵败被俘,被押往北京,受尽酷刑后斩首,死时年仅32岁。这次起义人数多达数十万,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民变。

但在林爽文举兵之时,倒也不是全部的人都支持,尤其像台湾早期移民者大多数是单身汉,如果没工作就变流民,流民聚在一起就变乌合之众,加入起义也不是真的为了什么民族大义,只是想要抢钱抢粮抢女人。许多地方遭受烧杀掳掠以致民不聊生,所以一些不支持起义的地方,为了保护自己,在福康安来台镇压之前,都仰赖一些临时组成的民团或义勇军防堵,比如说台湾南部有个嘉义县,嘉义旧名叫“诸罗”,就是这里的义勇军协助平乱有功,乾隆皇帝特赐改名“嘉义”。

而那些在北部农场打工的广东佣工呢?在农场主人及官方的组织下,他们也拿起武器,联合一些闽南人及少数民族组成义军,前往中部协助官军,或者留在原地保护自己开垦的土地。

几场仗下来,有些人幸存,有些人牺牲,这些存活的异乡客为阵亡的亲友办了一场公共葬礼,合葬他们,地点就在今天台湾北部新埔这个客家庄。而这些牺牲也换得官方的批准,以后这些广东客家人有直接的土地拓垦权利,也就是说以前是非法打工的黑户,现在有合法户口,可以自由开垦。对北部的客家人来说,那些用血汗为大家争取种稻权益的人,还活着的就称为“开台祖”,牺牲的就叫“义民爷”。现在一般台湾人都熟知北部桃竹苗一带是客家人的地盘,就是当年那些粤籍佣工打下的基础。

义民爷被客家人供奉为守护神来崇拜,算是台湾及客家人独有的神祇。在客家庄都有“义民庙”,现在当地客家人延续了过去的集体性悼念,每年的义民祭是客家人最重要的庙会活动,如果看到一些台湾庙会活动的照片,里面有一只巨肥,大概超过三千斤的“神猪”被宰杀供奉着,每年都在比谁养的猪最肥,那就是客家“义民祭”。

“六堆”和“义民祭”在客家人看来,都代表他们族群的精神支柱,是保家卫国、牺牲成仁的客家伟人,可是在很多外人看来,又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了。如果习惯了反清复明说法的,朱一贵、林爽文等人的起义是民族革命,是基于汉族的民族大义,起而反抗清朝的腐败统治,那么,协助清廷者便是不义之民,客家人变成朝廷的走狗了,客家族群也因此背负起“支持官方打击义军”的骂名。当然官方也有不同考量,客家族群人数最少,自然成为争取支持的对象,所以流传至今,很多人仍普遍有“客家人爱拍权贵马屁”“客家人都挺国民党”的刻板印象。在连战的爷爷连雅堂写的《台湾通史》里就有这种立场,认为台湾在清朝时候出现的多次民变,都是具有民族意识(其实是汉族意识)的“起义”事件,在这样的史观下,协助朝廷平乱的“义民”就跟汉奸没两样。因为连雅堂是闽南人,所以到现在客家人都一直很不爽他的史观,觉得他污辱了客家人的义民信仰。

前不久台湾教科书新编,没有提到任何与客家相关的文化活动,因此引起客家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只好新编一部分讲客家的内容,加入客家人的“义民爷”信仰,但又说“义民爷”是一群“孤魂野鬼”,再度造成群情哗然,客家人几乎要暴动了。为此教科书二度修改,“义民爷”由“孤魂野鬼”更正为“忠义英勇”的神明。

朱一贵、林爽文起义是义,客家人协助朝廷平乱也是义,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义,当然以当年只是少数的客家人来说,他们只是想求一个得来不易的生存空间而已,所以站在他们的立场,能在战乱之际起而执干戈以卫家园,也可以说是对其乡土、亲人有忠有义?那是台湾客家先民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为了消除身家财产受到的威胁,也为了语言文化的继续存在,奋起自力救济所展现的精神。而且,闽、客里都有“义民”,“义民”常常也不是真的“义”,台湾地方史就常有“治时闽欺粤,乱时粤杀闽”的记载,大多数时候只是为了报新仇旧恨,被官方利用而已。现在读到的台湾史里面,大家都只记得朱一贵起义,结果杜君英反而很少人提,在客家人心目中,杜君英确是一位勇于抗暴,保家卫民的英雄好汉。朱一贵现在在南部被当作神明供奉,大部分是闽南人去拜,而供杜君英的庙,一样香火鼎盛,都是客家人在拜。

总之,客家人跟闽南人就在这种矛盾中,关系越来越恶化,新仇旧恨,常常为了一个没有证据的小谣言闹成大械斗,说械斗听起来好像只是打架而已,其实就跟不留活口的歼灭战差不多了。可能几十个闽南庄联合起来消灭一个客家庄,十多个客家庄也围攻一个闽南庄,激战之惨烈令人发指。

早期台湾史就是这样,大小械斗不断,并非仅只闽、客械斗而已。开垦集团如遇争地、争水会械斗;汉人与山地人会械斗;闽南人中的漳州人与泉州人也会械斗;宗姓之间也会械斗,甚至有职业团体之间的互斗,有时候还会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漳州人联合客家人与泉州人械斗,同是客家族群,也会为水源大打出手。最后闽南人、客家人、山地人又联合起来与日本人斗。

所以在台湾开发早期,每一个屯、庄、围之类的聚落都有团练乡勇民兵组织,像六堆就是典型的民兵组织,有些械斗或盗匪发生比较频繁的地方,练武的风气就比较盛。尤其是后来,客家人慢慢移居到山地居住,跟“原住民”的冲突也不少,这就显出团练的重要。官方对这种组织是又爱又恨,承平之时官方有点难以掌控,但又基于治安需要,不得不让它存在。战乱之时,又必须拉拢他们,且要防止其“附敌”。所以,有的时候,官方为了“平衡”,还会故意分化挑拨一下,虽然闽、客械斗到了19世纪中期逐渐减少,但这种分而治之的政治操作手段一直被各时期的台湾统治者运用,清廷如此,日本殖民政府如此,国民党时期也是如此,结果常常加深了闽、客之间的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