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基层组织中，个别干部在注重团结和联络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时，忽视了与农民阶层的联系。与私营企业主等阶层的人大代表或委员比例相比，各地区农民进入人大、政协的比例相对较少。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就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农村按人口每96万人选代表1人，城市按人口每24万人选代表1人。也就是说，农民各阶层参政议政的机会仅仅只有城镇人口的1/4甚至更少。在政协代表中，更是难得看到农民的身影。
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有可能演变成为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可喜的是这个问题已经提上研究解决的工作议程，今年刚刚召开的两代会议就此问题提出了相关议案。
二、中国农民社会分化的不适应性
中国农民社会分化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完全适应主要是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滞缓和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而引起的。第一，农民社会分化速度缓慢且不稳定。国家统计局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6年底中国大陆农村人口为7.37亿，占总人口的56%，农民的社会分化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7.37亿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况且进城的农民工作极不稳定，一旦遇到城市就业环境的变化，大量外出的农民向农村回流是不可避免的。2009年年初大约就有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分化存在着结构性不合理问题。农村管理者规模有增无减，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增大了农民的社会负担。据不完全统计，乡镇一级需要农民养活的人员约1316.2万人，平均每68个农民就要养活一名干部，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减免农业税应有配套改革［N］.农民日报，2004—4—15.当然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这一现象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第三，农民工阶层回流到农业劳动者阶层，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非农化进程。由于通货紧缩造成工业产量和城市就业大量减少，因而使得大量进城农民工重新回流返乡，增加了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的难度，同时也减少了农户非农产业收入。湖南省城调队在2003年《推进城镇化进程、引导农民进城问题研究》课题中显示，2001年，湖南省从城镇返回到农村的劳动力为99.12万人，比上年增加1.4倍；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3.5%。参见湖南统计信息网湖南省城调队.推进城镇化进程、引导农民进城问题研究［J］.2003，http：//www.hntj.gov.cn.农民工返回农村，显然会影响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影响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第四，农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增加缓慢。从1989年到1999年，只增加了2个多百分点。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六中国农民（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五，农业劳动者阶层在经济上处于劣势，最近几年，他们的收入虽有反弹，但增幅不大。以粮食种植为例，尽管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不断加强，但总体来看，农民种粮效益仍然较低，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2007年全国粮食平均每亩净利润减少近10元，2008年减少更多，政策对种粮农民的激励作用还不够，有些惠农政策，尚未完全落到粮农身上。万宝瑞.面对四大矛盾创新体制机制［N］.农民日报.转载自专家论坛，2009—1—5.到目前为止，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农村中的日子是最艰难的，已经引起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
三、中国农民社会分化的制约因素较多
首先，中国农民绝对数量多，平均素质低。严格地讲，农民人口比重大并不是中国农民社会分化区别其他国家农民社会分化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起点的国家，农民人口都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影响中国农民社会分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农民人口不但绝对数大，而且平均素质低，大量进城农民工主要是初中文化程度为主。虽然20世纪80年代，大量廉价体力型为主的外地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保证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投资环境和产业竞争中劳动要素的优势，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发展。而进入90年代以后，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变得狭窄，以知识经济和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对高素质的劳动力需求。缺乏劳动技能和培训的农民就业能力的不足，就业选择空间大大缩小，决定了中国农民社会分化中上升空间相对缩小。
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农民就业不充分。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各国发展初期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各国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快与慢、好与坏。从根本上讲，农民进入城市并稳定下来的首要条件是能否获得提供其稳定收入的就业岗位。但中国乡镇企业对分化农民的吸纳能力逐年减弱。中国城镇化建设总体水平不高，各地方政府较低层次的行政干预，使部分小城镇的发展具有自发性和缺少合理规划的特点，造成了基础设施投资大且效益低、占用耕地过多、布局不合理、规模小、功能差等若干问题，到2006年城镇人口的比重才提高到44%。中国第三产业滞后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现代社会中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国家中，转移一个农业劳动力到工业，就可以转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劳动力进入第三产业。虽然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第三产业在调整中均得到长足发展。但从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看，1978年、1990、1998、2006年分别为23.9%，31.6%，36.2%，39.4%，发展速度十分缓慢，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相比大概要低10—20个百分点。1994年，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比重为39%，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服务业比重为49%。可见，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相当滞后的，农民社会分化也因之受到阻滞。其四，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性障碍，致使自由、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中国原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形成的城乡壁垒依然存在，城市为了确保城市人口就业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采取了限制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做法。即使是已进城多年的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享受不到市民待遇，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影响农民社会分化的进程。
（第四节）中国农民社会分化与贫困问题
贫困作为一个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存在，也一直困扰着人类。20世纪后半期是人类高速发展的时期，各国的经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伴随经济发展的不是贫困的减少和消灭，而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又相对集中在农村。为了缓解农村贫困，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颁发一系列扶贫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1984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通知》，第一次把扶贫工作作为国家政府的一项工作任务提出来，中国政府消除贫困的正式行动由此拉开了帷幕。20多年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绩，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全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约有2.5亿人，约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到2007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为1479万人，不足全部人口的2%。改革开放30年报告之一：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J］.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8—10/27/content_16672178.htm.从贫国人口数量减少的阶段来看，1978—1985年，全国贫困人口从2.6亿减少到1.25亿，年均减少2000万；1986—1993年，全国贫困人口共减少4500万，平均每年减少624万；1994—2000年，全国贫困人口共减少4800万，年均减少700万；而2000—2003年，全国贫困人口共减少300万，年均减少100万。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呈现出阶段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比较快，此后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下降极为缓慢。吴珊瑚.贫困根源的一般性分析与传统体制下中国农民贫困的成因研究［D］.浙江大学，2001年，第3页.农民的贫困问题仍是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
反贫困是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课题，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言，贫困现象都是长期存在和难以克服。在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只靠不足2美元维持生计，还有12亿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生活。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历来重视解决贫困问题，消除农村贫困一直是扶贫工作的重点，经过多年努力，扶贫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近25年来，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迅速有效地缓解和逐步消除广泛存在于农村的贫困现象依然是一项极为紧迫政治任务。
一、人口比较视角的农民贫困
目前中国对贫困人口测量有两条线：人均年纯收入小于625元的是绝对贫困人口，人均年纯收入小于865元的是低收入群体。在高返贫率的情况下，低收入群体极易成为绝对贫困群体。2003年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代表大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第一年，总体状况依然保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但是，2003年中国农村生产和农业经济受到“非典”和一些自然灾害的冲击，出现许多不稳定因素。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调查，农民的收入从2002年2475元上升为2622元，名义增长5.9%，实际增长4.3%。农调总队.2003年农民收入增长4.3%［J］.http：//www.sannon.gov.cn，2004—l—30.根据国内使用的贫困人口测量标准，截至2003年底，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为2900万，贫困发生率为3.0996，绝对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比2002年增加了80万人，鲜祖德.中国农村贫困问题［J］.在“小康社会新时期中国扶贫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2004—4—3.贫困发生率也比2002年上升了近0.1个百分比，这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贫困人口数量逐年下降以来第二次出现贫困人口增多的现象。
根据2006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17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517万人，贫困人口数量依然比较庞大。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785元测算，2007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147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669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786—1067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2841万人，减少709万人。但国际上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即为贫困，50%—59%为温饱。
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3.1%，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785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147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669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786—1067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2841万人，减少709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2008—2—28.据统计2007年中国农村地区还有1479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的境地，已经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而且剩下的这一部分人群往往处于社会贫困的最低端，脱贫难度十分巨大。
二、区域比较视角的农民贫困
据统计，592个扶贫工作重点县的人均GDP水平仅为100个最发达县的七分之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最低的20%人口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只有6.4%，高收入组拥有全部纯收入的43.5%。自1996年到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2002年底为0.3646，2003年底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680，比上年增加了0.034，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从1997年的4.3∶1扩大到2063年的7.3∶1。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2003—2004中国农村情况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第55页.从省市自治区看，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000元的有上海6212元、北京5880元、天津5315元、浙江4940元、江苏3996元、广东3912元、福建3530元。不足2000元的有宁夏1917元、新疆1861元、青海1710元、陕西1600元、云南1600元、西藏15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