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野哭:弘光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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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序

两年间,都在从事关于明末弘光朝的写作。去年写完一本,《黑洞:弘光纪事》,是从专题的角度来写,写了十个问题。这一本写人物,名之《野哭:弘光列传》。

书名取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细林野哭》。我在《夏完淳集》里一见到,就被“野哭”两个字攫住了,觉得有股异样的力量。“野”在古汉语,有无家、荒芜并兼野鄙陋文诸意。“野哭”并非只在完淳的笔下出现过,其他朝代,亦有以此为题赋诗者,如唐刘叉之七古,清沈曾植之五律等;但我感觉,似乎用于明清易代之际,这词才格外有百感交集的况味。

弘光年,是明为清亡真正而确切的时间。中国历史,在此面临一个大节点。盖自宋代以来,中国自身文明经二千年世界领先的农业生产、社会发展所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已开始闪现向新的文明阶段跃升或转型的轨迹,《万历十五年》曾称宋代诸多方面“已如现代国家”。惜为蒙元所灭,上述进程中断一百年。好在这一百年,从全球范围看,时间尚不紧迫,中国还耽误得起。蒙元被逐,重回荒漠,明继宋起,在思想、文化以及经济发展上,全面祧续宋人。明是个很奇特的朝代,一面很是衰迈、昏黯以至暴虐,一面又孕育着朝气蓬勃的社会历史因素,逮至万历间,各种突破迹象已十分明显。然天不佑中华,明朝自身积攒的激烈社会矛盾终于爆发而导致严重内乱,同时,曾为蒙古所败的金人后裔,在沉沦荒蛮、几近湮灭三百年后,重获新生,日渐具备强大破坏力,而益为明朝大患。内外双忧,并至齐发。明遂先于甲申年(1644)失北都,复于乙酉年(1645)丧南京,终于灭亡。这是继宋亡之后,作为汉族国家的中国第二次整体亡国。但这次后果更为惨痛,原因是同时西方的欧洲也开始其现代转型。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积累来看,东西方世界本可谓棋逢对手、铢两悉称,正待好好比试一番。可惜,中国却因一个意外情形,从竞赛中退出了——好比奥运会选手在起跑时却突然退赛。

我们于中国因被满清所主所遭受真正损失的解读,不在民族主义方面或感情。这当中,过去不太注意或很少谈论的,是新统治者与中国文明之间有很大的落差。随之,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本身创新能力已然不足,次而,作为异族入主者又势必采取精神思想的高压与箍束。两个因素交织,造成各种羁绊,令中国活力顿失,而严重拖了历史后腿。事实证明,有清一代,中国虽能秉其发达农业之优势,以及在东方暂无敌手之地利,续其强盛国势至康雍乾时期,但在思想、制度和经济上,却无变革迹象。满清的好处是,总算比蒙元能识良莠,虚心接受、学习和融入高等的文化;而它的问题是,受制于自身高度,只能亦步亦趋,照搬照抄前朝,论创新的能力,实在不足观。这对中国,无形中是多大拖累,后人很难设身处地体会到。实际以明代最后五十年思想、政治、社会的情形来看,若非这一干扰,中国经过当时业已启动的思想启蒙,得以进入制度变革、完成历史蜕变,可能性相当大。然而,异族统治尤其是文化落差,突然间扭转了历史方向。中国落在西方后头,关键就在这二百余年。我对满人这民族不抱偏见,但从历史角度说,满清统治在搅扰中国历史进程这一点上,实难辞其咎。此事若发生在中世纪,犹可另当别论。晋以后北中国有五胡之乱,唐以后五代也曾短暂如此,后来金灭北宋、蒙古亡南宋,每一次都对文明造成破坏与羁绊,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但我们觉得基本可以仅作为民族冲突来看,还谈不上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那是因为,第一,整个人类文明尚未到打开一扇新门的时候,世界历史还处在旧的格局当中;第二,中国自身也没有真正的新萌芽发育和生长,社会生产力以及配套的制度还算适合、够用,变革与突破的要求实际并未如何感受到。可十七世纪全然不同,人类近代化已肇其端始,中国在旧制度下的苦闷也忍无可忍、正待喷薄欲发,偏偏这个当口,满清来这么一下子,真的令人扼腕。

故而明亡时刻,主要在这一层,才是中国历史值得高度关注的重大节点。对于它的历史与文化后果,当时中国不少杰出人物,便有明白的认识或强烈预感,后来反而认识不如当时清楚。鸦片战争以迄日本侵华,中国有将近百年处在生死存亡之间,故明季这段历史,因此被“触景生情”,更多从亡国之痛、民族冲突意义上,被近世夺为酒杯,浇“爱国”之块垒,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抑或不可,问题在于这段历史本身所含问题及所达深度,实际远逾乎此。我觉得,黄宗羲、吕留良、徐枋等人思想里都隐约有这样的看法:明亡本身无甚可“痛”;可“痛”者,乃是明为清亡,亦即先进文明被落后文明所毁。那意味着,中国从一个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大幅跌落并裹足不前。这才是明清鼎革无限悲凉处,不知此,对于“野哭”二字只怕难会其意。

不能从文明的损失着眼,矻矻于民族情绪,会使我们错失这段历史的真正教益。对各国历史来说,民族问题其实都是动态的,古代中国讲“夷夏之辨”,但这字眼简直无法作历史的推求,不要说满清、蒙古、西域诸族,如果推到商代,连周人也算“外夷”。何况沿着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朝前走,往往还将去往反方向,实用主义地模糊一些是非。即以清朝来论,当它作为入侵者、亡中国者时,固然是被痛恨的,但当它为中国带来大片疆土之后,好多人又破涕为笑,荣耀地认作一个伟大朝代。将近四百年来,明清易代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就这样被模糊、被遗忘、被丢弃,而彼时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的苦痛酸辛,都成了过眼烟云。

我对短命仅一载的弘光朝感到不能放下,盖出于不忍以上况味就这样付诸流水,而想把它重新唤回于人们记忆,于是,钩故索旧、大书特书。《黑洞》把对弘光朝的所感所思,提炼为十个问题。《野哭》则换换方式和角度,借十余位在不同侧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加呈现。我希望,借助于选材,加上我初浅的研究与表现,让这有转折点意义的时刻,得还鲜明。

被安排于书中露面的,有朱明王朝确切的末代皇帝朱由崧,有弘光枢臣和关键人物史可法,有称为“明代苏武”的左懋第,有以兵变致南明解体的左良玉,有普遍目为南京祸根的阮大铖,有秦淮河畔苦闷的青春叛逆群体,有时代思想高度的体现者黄宗羲,有以十七龄慷慨赴死的少年天才夏完淳,有传奇说书家柳敬亭,有“遗民现象”的典型徐枋……他们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学生、妓女、艺人、学者、隐士、起义者,还算广泛,覆盖了社会多个层面。

写作方法,也得考虑。过去说“文史不分家”,其实不对。文、史是分家的,或者说应该分家。文学和史学,一为艺术,一为学问;一个是主观、情感的表现,一个是客观、事实的陈述。不分家,既不合道理,还有不少副作用。中国史学某些先天不足,即因“文史不分家”而来。或者以美恶代替事实,或者视史撰如说部,觉得添油加醋、“支离构辞,穿凿会巧”[1],关系不大。所以对本书这一类写作来说,“文”与“史”的确是一对矛盾,处理不善,极易“以文害史”。我给自己立了规矩:文史分家,才学相济。前半句讲要以史学为本,绝不让文学的东西有损史学;后半句讲另一面,即才足以济学,不能只剩下干巴巴的“学”,成了寻章摘句、掉书袋,而触碰不到历史的人性内涵。

具体讲,直到现在,关于传记写作还有不少人主张可以虚构,认为写到细节的时候如果史料不足,只好用虚构和想象加以填补。诚然,写作者有他的难处,史料总有所不足、有所不能到,因此,发挥一些想象,加点虚构,好像在所不免。问题是,没有哪位作者高明到能够确保他的想象或虚构可以符合实际。由于自认不能这样高明,我是宁付阙如,绝不虚构。还有人认为,传记写作免不了来点虚构无关史料和事实,而是基于叙事美学的理由;似乎不如此,人物很难鲜活,个性挖掘和表现就不能深入。这只是一个错觉。小说极盛时代以来,作家们普遍习惯于或过分依赖虚构,好像文学性便等于虚构。其实,虚构既非文学性的来源,亦非它最上乘的功夫。离开虚构便有些不知所措,乃是文章活性衰退所致。倘如语言有质感、有温度,非虚构非但不损失文学性,相反本身就带来独特的文章之美和阅读快感。当然,我们也确读到很多乏味的、史学足而文学不足的传记作品,但它们的问题都出在语言上,并非因为不擅虚构。

既然不用虚构,《野哭》便奉行“有一件材料说一分话”,做到人物言行(哪怕只言片语)、事件始末(哪怕细枝末节)无一字无来历,全都有案可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引文,据自何人何书,从版本到页码,我们都备具其详,以便验核。我没办法保证这些材料的原始真实性,但可以保证自己不曾脱离史料,另外虚构或杜撰过什么。这当中,有时涉及到同一事不同材料间的差异,倘在能力范围内,我也试予考证、辨疏(例如史可法的生年问题),以求去伪存真。

这样做,真正目的是想对历史拿出诚意。我觉得这正是我们一直缺乏的,而且越来越缺乏。虽然对历史的诚意,并不在于形式,但以我们现实来论,即便只是形式,也非常重要。形式至少有助于约束我们,不是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说的每句话、每件事是有出处的,可查可考;这样,如果我们断章取义、夹带私货了,别人可以立予核实、指出或提出商榷。

历史需要敬畏。谑弄历史,无利可图。以历史为妾妇,呼来斥去,有时颇为快意,但就如课堂上不好好听讲、调皮捣乱的学生,到头来要懊悔的只有他自己。历史是一位好老师,它嘴里说出的每句话,都是可让人受益解惑的知识,应该注意听讲。

与此相关,又有四个字:尊重古人。可能是自视高明,当代史学多年来惯于对古人颐指气使。有时横加指责和训斥,有时相反,用当代思想感情拔高古人。对人对事都是如此,屡用今天义理来裁量,或强求、或曲解。姑举一例,比如史可法,有人嫉之如仇,原因居然是他为弘光朝制订政策时置“灭寇”第一而以“御虏”第二。然而,身为明朝大臣,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时,李自成对明朝有“君父之仇”,满清名义上却替明朝报了这君父之仇(此即为何起初明室以“申包胥哭秦庭”故事视吴三桂借兵)。依礼法来论,“灭寇”第一乃明朝必有之义,不单史可法,孙可法、张可法、胡可法,不拘谁当那个东阁大学士,都得这么制订政策。今人尽可因自己立场而爱戴李自成,但若嗔怪明朝的首相史可法不具同样感情,就不免鸡同鸭讲了。凡此,即因不守“当时事,当时语”的原则,而那不过是史学不失客观性的起码要求。后人或许是比古人高明,但不要以此笑古人,古代的事情有它自身道理和原由,嘲笑和批判之前,至少该向读者讲清楚古人何以作此想、有此举。

类似还如孙中山称赞洪承畴:“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2]较之当年,竟是南辕北辙了。关于“生灵不涂炭”,以我们知道的论,洪承畴降清实在不能说起到这种作用。清兵入关后,北方基本未闻屠戮,只因各地望风而降、未加抵抗,后来到了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发生大屠杀。故而,非得称赞洪承畴“功高”,只能落在“力促中华一统”、“满回中原日”这层意思上。俗白地讲,洪承畴投降,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扩大了。这,一是结果论,二是实利论——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便对事情另抱一种观点。但依同样逻辑,吴三桂的形象是不是也该变一下呢?看不出为何厚此薄彼。莫非因为吴三桂后又反清,洪承畴却只对大清忠心耿耿?古时有古时的语境和是非,因而比较稳妥的办法是,一面可以就古今的不同做出说明,一面对过往历史还是坚持“当时事,当时语”,不妄自改易,否则就会人为造成很多混乱,终至于无法收拾。

略事申陈,权为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