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部集子的编定需要略作交代。这些年除了认真进行自己所谓的学术研究之外，一直不敢忘怀对基本问题的思考，不过看和写的时候多，发表的时候少。我的东西，大概有时是很喜欢压在抽屉里的，真实的抽屉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便是在电脑中。之所以如此，大概与我的生性有关。这也勉强不得，有时很喜欢发表的感觉，有时又走极端似的想压压自己，想来想去，还是学者何为？书写何为？这是个很让人困惑的问题，此处且搁下。
编辑这册文章，乃是水到渠成之事，因为对大学的关注乃是，虽然因了自家的惰性，在媒体炒作热烈、公情交锋激愤之时，往往懒得动笔，不愿发言，因为觉得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地推究学理。可有其长必有其短，往往是待自己做完文章之后，事情早已烟消云散，再发表已如“过眼云烟”，感兴趣的报刊和读者恐怕都不多，便只能“敝帚自珍”了。这其中，若干文章应云际会也曾获得过广泛关注，譬如《大学精神何处寻》（原载《博览群书》2000年第8期）一篇就曾广泛流载于网络，也时被引用。当然，其中也不乏媒体故作惊人姿态者，譬如《大学排名、学术认知与中国的世界影响》一篇本是客居巴黎时偶然机缘的信笔文章，但在报纸上刊出时却赫然成了《中国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暴露了谁的无知？》，那浓墨重彩的大幅标题，和我当初想要平心静气地来探讨不同国别的大学特色的思路，即使不是离题万里，但却完全成了编辑家的“构思”。虽然不少师长朋友反馈内容不错，但此事仍让我好生不自在了颇长时间，甚至连写作的兴趣都降低了不少。
但也有因为学界前辈或同仁支持与兴趣而使我继续在此题上努力的。譬如《德国大学排行榜单与现代大学理念的失落》刊于《同济大学学报》，就是孙周兴教授的命题作文，他大约是看到《续大学三问》、《哥廷根思想与德国启蒙大学观》还算说了些东西，正好同济百年，想对大学的命题做些讨论。但那两篇文章一则刊于《书屋》，一则为《书城》所用，自然不好一稿两发。当时正好关注到德国国内的大学发展情况，乃有此文。
需要交代的是《利禄学者今何方？》曾以石稼的笔名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22日），特此说明。对于学者的功利性问题，至今犹感困惑，人终究是社会中的人，学人也不例外。功利性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何把握其尺度，并使其符合一般的学术伦理，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并不是要将自己扮演成道德教师的角色，而只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本色学人提出问题，希望有所反省。
将书中文章分为三辑 德国大学、中国大学。大致集中在大学的话题上，其中不少文章都曾在各类媒体发表过，谨此对原发报刊和编辑深致谢意，当时因各种原因做过技术处理，现都恢复原貌。我这个人有疏懒的一面，若非周勇兄热情敦促编集则还要如此这般拖将下去；尽管如此，从开始提起话题到最后编出初稿，还是拖了些时间，也要报以歉意。此书之出版，刘铁芳兄积极奔走，而孙汉生兄最终玉成，都是应当特别致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