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参观美第奇家族王宫，颇感惊讶的是，这个家族创造了长达三百年的辉煌，特别是其在文艺复兴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令人遐思不已。反观中国，也有创造历史的家族，如汉魏到南北朝时期，是有名的门阀政治，乃至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境况。但进入皇权越发强盛的隋唐以后，这样的家族几成历史的陈迹。百年家族都不易寻，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当曾国藩与他的九弟曾国荃一起受封爵位的时候，曾家也成为“中外瞩目第一家”，但能否保持或延续家族的荣耀，曾国藩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且，他扮演这样的角色，从他考中进士、步入翰林院之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以为，曾国藩家训中最可贵之处，是他总结了四类家族的“兴衰周期率”，即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孝友之家。与我们的常识性判断恰恰相反，他认为官宦之家最易衰败，商贾之家次之，而延续长久的大多是耕读之家和孝友之家。这使我想到南方大家族，特别是徽州地区的大家族，几乎每家门楣上都写有这样一副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这可以说是中国家族文化传承的核心价值。为此，曾国藩提出了以下几点。
第一，愿代代出秀才，秀才是读书的种子、世家的招牌、礼仪的旗帜。
第二，“不以官位高低作为贤肖的标准”。这与常人所理解的迥然有别，反映出曾国藩对世事的透彻洞明。一般人都认为，只有家族出了高官显宦，才能光宗耀祖。曾国藩的四弟曾国潢就这样认为。为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曾国藩举出历史上很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例证，包括汉朝的霍光、盛唐宰相李林甫等。这些人生前何尝不是赫奕一时，但旋踵或遭灭族之诛，或被抄家流配。因此他告诫家人，对权力要有万分的敬畏，不可有丝毫的崇拜，并提出“一入官场，即戴罪之身”的著名警示。
第三，“凡家道长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这一思想极为可贵。曾国藩认识到，一个家族，如果靠一人一时的官爵，是断断无法维系长久的，因而，“个人”的因素，远没有全家族都要遵守的家规更可靠、更持久。而纳入家法族规的内容，一定是经历长久积累的守则。为此，他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就提出：后辈子女无法则，立见消败，即便自己贵为宰相，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要求主持家政的曾国潢“立规条”，要求妻子“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后来，逐渐形成三代家训。
第四，高度重视教育，认为一个担当公职的人，不但要“在邦无怨”，还要做到“在家无怨”。他通过自己多年的阅历体会，认识到人的天赋都差不多，而子女成才与否，关键在教育。为此他提出“子弟贤否，四分出于家教”。他举下围棋为例说：生来就是围棋国手的，那是有天赋，“屡学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那是愚人。“此外皆相近之姿”，这种情况下就看教育者的作用，“教者高，则习之而高矣；教者低，则习之而低矣”。他又举学习书法为例，说生来笔姿秀挺的，在于天赋，“屡学而拙如姜芽者”，那是愚人。此外“皆相近之姿，视乎教者何如。教者钟、王，则习于钟、王；教者苏、米，则习于苏、米。其他事皆依此类推”。如果家长不能正确对待子女的教育，不能及时发现他们的短长，而因慨叹子女没有天赋而放弃教育，“是犹执策而叹无马，是真无马哉！”这就是说，子女都有成为千里马的可能，而能否使潜在的千里马变成现实，就在于家长的教育。
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前，曾国藩就有志编一部《曾氏家训》，并与他的九弟详细道及。但他很快就放弃了，为什么要放弃？他在日记中说：“因采择经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若将来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实际还有一个原因，即曾家正在发达的路途中，而这一过程的积累肯定更有价值。后来曾国藩戎马倥偬，没有闲暇，就明确以家书、日记代替家训，因而，我也以其作为解读曾国藩家训的主要依据，这大概符合曾国藩的原意。
本书是依据我应北京爱智达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崔正山先生的邀请所做的同名讲座整理而成。崔先生对传统文化有精深造诣，对其传播更倾尽心力，特别是在两岸文化交流方面，颇有贡献。我与崔先生交往多年，受益良多。整理过程中，得到龙若飞先生及陈晶博士的帮助。特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