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社会热点面对面(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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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激发新经济增长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过去很多年,我们调控宏观经济使用比较多的是需求侧改革,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而现在的经济调控不再单纯调整需求侧,而是主要依靠供给侧,如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随着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因与外因的作用,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特别是2015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当前我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供需关系面临着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成为制约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供给体系与需求侧严重不配套,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六方面的问题。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发展壮大新动能”和“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列为供给侧改革任务前两位,加快制造业升级,培育经济新动能。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提出了“提升科技支撑能力”“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壮大数字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等供给侧改革的任务。

改革开放已40年,站在历史的节点,有必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笔者选取供给侧最重要的几个要素——科技创新、文化创新、服务业创新,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来总结过去,认识未来的发展方向。

科技创新和发展

当前,科技创新是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也是供给侧改革的最核心要素。科技创新支撑的是社会生产力、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国家安全的战略。发展的逻辑是:科技—商业—经济。科技进步是最根本的动力,进而会引发商业重组。中国的科技创新有两种模式:中关村模式,以政府主导,推动大学、科研院所跟产业对接;深圳模式,更强调市场的作用。

案例一:中关村模式

40年前的中关村是北京西北郊的一个小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中国的硅谷、世界的中关村。今天的中关村,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这里聚集着最前沿的技术和产品,这里走出了世界级的领军企业和独角兽公司。

从“倒爷一条街”到“两通两海”(四通公司、信通公司、京海公司、科海公司等民营科技企业),科技人员从高等学校、研究所走出来,汇入“下海”大潮。从“大卖场”到创业大街。20世纪80年代,北京海淀区的白颐路上,零散的几家科技公司让街区萌发创新之火。90年代,“全民攒机”的年代,海龙、鼎好等拥挤的电子大卖场,记载了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但假货横行、鱼龙混杂也成了这里的代名词。2009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后,电子卖场转型为中关村创业大街。一大批诞生于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如京东方、联想、方正、紫光、中芯国际、小米、滴滴等,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中关村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近千家,境外上市公司近百家,成为链接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搜狐、新浪、网易、百度等中国互联网巨头也先后在中关村落户。中关村还聚集跨国公司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约300家,吸引落地了美国微软创投加速器等一批世界知名创业服务机构,外籍从业人员总数近1万人,留学归国人员3万多人,“千人计划”专家1343人,占全国的19%。

中关村在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芯片、无人驾驶、高清和液晶显示技术等领域走在国际前列,已逐步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大健康、智能制造和新材料、节能环保、现代交通、新兴服务业六大新兴产业集群。先后诞生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中文搜索引擎、集成电路器件工艺、高铁运行控制、绿色纳米印刷、5G移动通信、人工智能芯片、石墨烯材料制备、创新药物与医疗器械等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变革性重大科技成果。

在人才、技术、资本的“三驾马车”的助力下,2018年1—5月,中关村平均每天新设立科技企业89家。如今,“一区十六园”的中关村,汇聚了1万天使投资、2万创新企业,贡献出北京1/4的GDP,企业总收入突破5万亿;其中,坐拥321家上市公司、70只“独角兽”,占据中国“独角兽”企业的半壁江山。2017年,中关村的专利申请量7.4万件、授权量4.3万件,被美国《福布斯》誉为媲美硅谷的“全球最大科技中心”。[46]

我们可以看到,中关村的发展与变化,是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见证与写照。第一,中关村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聚集了北大、清华等众多知名高校及中科院等科研院所,人才和智力资源密集。第二,以政府主导,推动大学、科研院所跟产业对接。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1988年5月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再到1999年6月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到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路子:既有自下而上的创业热情的推动力,促进科研与生产力的结合,又有自上而下的政策的推动力,促进科研机构体制机制的转变。第三,前沿技术与优质人才的聚集,创业服务机构的发展直接加速了资本的快速涌动。中关村有2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1490多家创投机构、500多家协会联盟等社会组织,助力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2018年第一季度中关村示范区内共发生股权投资案例584起,占全国股权投资案例总数的23.03%,是全球风险投资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案例二:深圳模式

2018年8月26日,是深圳特区建立38周年纪念日。38年前,深圳科技资源几乎为零,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家科研院所;38年后的今天,深圳在4G及5G技术、超材料、基因测序、石墨烯太赫兹芯片、柔性显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科技创新领域处于世界前列,诞生了腾讯、华为、大疆等世界级的科技明星企业。这个惊人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答案是不断地创新:布局的大胆前瞻,制度的不断变革,技术的紧跟乃至超越。深圳始终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依法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创意之都。[47]

改革开放初期,凭着当时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从“三来一补”到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深圳打开了机会的大门。1995年7月,深圳召开全市科技大会,提出实施“科技兴市”战略,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的中心工作,明确了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今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正是得益于这提前于其他城市将近10年的前瞻布局,深圳逐渐建立起了高科技产业基础,同时也开始了产业的第一次升级。20世纪90年代,正逢日本、美国、中国台湾的电子产业向外转移,而深圳的产业升级规划和发展高新技术的布局,正好与此不谋而合,这也成就了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代。21世纪初,深圳再次迎来了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不追求短期GDP,继续加码科技创新。自此,深圳从轻工制造业正式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轨道。

“中国创新看深圳,深圳创新聚南山。”作为深圳科技创新的重镇,南山区目前有接近3000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家电时代的康佳,手机时代的科健,智能时代的华为、中兴、酷派,互联网时代的腾讯等知名企业,都选择在南山发展。近年来,则是大疆创新、优必选、柔宇、光启等一大批先进制造业企业。在深圳,创新发展不止于一个产业领域的创新,而是从单一创新上升到集成创新,从部门创新上升到系统创新,从产业创新上升到全面创新。

从深圳的发展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几条经验。第一,企业和市场,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深圳,有6个90%之说: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地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第二,无论是在制度创新的突破中,还是在产业转型的规划中,政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每一次重要的产业转型升级深圳都找到了定位、踩准了节拍。政府集中精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使深圳成为全球现代制造业基地、高科技创新中心和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孕育出一大批如华为、腾讯、比亚迪、顺丰、华大基因、平安保险等全球知名的民营企业。

中关村和深圳的共同特点: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强,先行先试,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引领作用。

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民族复兴与传统文化逐渐成长为社会主流文化。最近这几年出现的新匠人创造新国货现象就是本土创新、本土文化、本土自信的重新发现。当今在中国市场上卖得好的商品,很多都是有本土文化元素、外形美观、东西质量不错、价格还不贵的商品。比如,故宫文创产品持续火爆。2017年,故宫文创年收入达到15亿元,超过1500家A股上市公司的收入。可以预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也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因此,笔者选取了国内文化保护做得比较好的苏州及当前的“博物馆热”来分析,并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

案例一:苏州古城保护与开发

苏州古城拥有2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山水相伴、人水相依、一城粉黛、半城园林,至今保留着水陆并行的双棋盘城市格局。1982年,苏州成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今,这里成为长三角地区最繁荣、最活跃的经济文化集聚地之一。如何让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共生?2018年3月1日,《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苏州市古城墙保护条例》《苏州市江南水乡古镇保护办法》正式施行,与此前已经出台的《苏州市古村落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条例一起,形成了古城、古城墙、古镇、古村全涵盖的立体保护网。[48]

苏州的古城保护为全国古城保护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古城保护提供了引领和示范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经验。第一,调动原住民的积极性,让苏州百姓对古城环境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条例》首次把传统民居纳入保护对象,其实际使用人也负有保护责任。启动“古城保护需要我”“姑苏名城之窗”志愿岗服务品牌行动,加大宣传力度,帮助居民了解古城文化,增强保护意识。第二,满足现代人高质量的生活需求,让姑苏更精致,让古城更宜居。规定“合理保留、优化提升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事业,满足辖区居民需求”。为有效解决历史城区交通拥堵、停车等方面问题,《条例》从道路路网建设、路权划分、停车设施建设等方面对交通管理做出了规定。第三,为市民尤其是年轻市民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空间和环境。《条例》规定,历史城区的产业业态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支持发展科技创意、文化旅游、特色商贸等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提升文化传承、旅游休闲和传统产业发展、苏式居住等功能。这样,既留住了原住民,还把高素质人才引进古城,使古城古今辉映、优美宜居和充满活力。第四,传统文化保护和现代科技结合,积极推动保护和利用的深度融合。苏州是同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遗产”城市,拥有昆曲、古琴、端午习俗、宋锦、缂丝、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六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和中国大运河两项世界文化遗产,同时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手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未来,苏州打造“百园之城”,还将建设博物馆之城,“活化”民族文化遗产,以“全域旅游”为导向,策划园林文化艺术可读、可视、可感体验项目,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让苏州园林走向世界,誉满全球。

案例二:博物馆“火”起来以后应该让文物“活”起来

2019年春节出现了一个最热的文化现象——“博物馆热”。从春节假期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不断爆满的信息可以感受到其火爆程度。各家博物馆不断创新求变出新招,展览质量不断提升;再加上《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类电视综艺节目的不断热播,大众对博物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得“博物馆里过大年”成为2019年的新风尚。元宵节故宫夜游因“一票难求”成为人们春节期间关注的一大焦点。春节期间,上海博物馆每天都接待观众超过8000人次;山西博物院入馆的人流量每天都在1.1万人次以上;河北博物院日均接待量约为1.28万人次,比日常增长237%。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其中,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比例高达40.5%。

“博物馆热”印证着大众文化品位的提升和文化消费的升级,博物馆“热起来”之后就需要让文物也“活起来”。博物馆热之后,要求博物馆为大众供给更多优质的文化产品。未来,博物馆的展览不再是简单地把文物摆出来、挂上去,还要为大众提供更多满足现实需求又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只有满足公众的多元需求,才会增加参观者再次进馆的热情,持续享受博物馆文化带来的乐趣。让文物“活起来”,融入百姓生活,这就需要系统地挖掘文物文化遗产的内涵,大力发展博物馆的文创产业。

服务业精细化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细,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也不断分化,导致今天市场上的产品越来越细分,即便是一包茶叶、一副眼镜,它的细分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大。同时,大众对商品附带的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2018年工作时,指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未来所有的“经销商”都将变成“服务商”,他们不再依靠帮厂家售卖产品赚差价挣钱,而是依靠向消费者提供后续的增值服务赚钱。

案例一:万科转型做服务商

万科集团是“中国房地产行业领跑者”,万科的楼盘引领城市楼盘发展方向和价格的整体走向,或者说,万科就是风向标。从最初的万科物业“三大法宝”——地上无烟头、草绿如地毯、不丢自行车,到如今的“安心、参与、信任、共生”的幸福社区价值观,再到万科提出将转型“城市配套服务商”,确定新三大业务:住宅地产、消费体验地产和产业地产,万科走向从一到N的规模扩张新阶段。

2018年7月,在董事会上,万科董事长郁亮表示,有意去掉万科的地产属性。除了巩固住宅开发和物业服务固有优势,万科将租赁住宅确定为核心业务,同时积极拓展商业开发和运营、物流仓储服务、产业城镇、冰雪度假、养老、教育等业务。值得注意的是,租赁业务已被视作核心业务。

万科转型加入去房地产行业,向楼市释放了什么信号?首先,未来房价或将有价无市。万科退出房地产市场选择不再开发新的楼盘,说明房价已远远超过购房者的承受能力。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总体基调下,加上楼市调控政策的加码,房产税的推出,炒房客受到国家的严厉打击,开发商只能依赖真正的刚需族来购买房子。靠房地产谋取暴利的辉煌时代已经逐渐退去。郁亮表示,“我们找不到一个和房产赚钱前景相当的行业”。房地产企业的谨慎,从高利润率的房地产行业转型做低利润率但是更加可持续的城市配套服务,这是对危机的未雨绸缪,也预示着未来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方向。

案例二:雪乡“凉了”

东北雪乡的雪是中国质量最好、雪量最高的雪。寂静的四合小院,各种雪上游乐设施,加上《爸爸去哪儿》在这里录制,雪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随着游客的增多,雪乡旅游业的一些经营者却开始变了味道,开门迎客变成开门宰客,一碗泡面卖到60元,住宿、游玩项目和餐饮更是天价,一时间雪乡成了人人喊打的景区。当地部门勒令雪乡整改,但整改后的雪乡还是让游客大失所望。

整改后的雪乡亮出了“明码标价”的餐饮表和住宿表,还有游玩设施表,但是很多游客表示:这价格想不凉都难,普通标间都要880元一天,还有游玩项目和餐饮费更是贵了。感觉景区管理方和一些商家想法一样,都想做一锤子买卖。价格虽然明码了,但宰客的心思依然执着。[49]

对于景区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善营商环境,商家、管理者要调整心态,不要急功近利,而是要考虑给游客更好的体验和更细化的服务,让游客感到物有所值,这样才能可持续地把旅游业等服务业做好。

小智库,微建言

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部分组成的系统,社会进化是通过内部结构不断分化实现的。“供给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供给侧改革包含着制度的创新,而居于制度创新之首的,应当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正如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说,“任何制度都是对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的需求的响应”。

社会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充满冲突和变迁的动态过程。人类谋求生存的斗争必然会导致竞争、冲突和适应的过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认为,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增长模式,我们的工业化的顶峰已经过去了,去工业化已经开始,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我们的人口红利进入了消退期。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样的?姚洋称,日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1973—1993年,日本增长速度平均只有2.8%,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创新,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未来,我们将不得不适应经济发展减速、缺乏暴利行业这样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会让我们享受到更优质的产品、更细致贴心的服务、更干净舒适的环境等。

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是由互动着的个人构成的,强调人具有主观能动性,重视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考察,主张从生活经验中得出理论,研究现实的、实际的问题。在传统文化保护和开发中,最重要的是凸显“人”这个符号,满足现实社会中人的需求。例如,国内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的保护和开发工作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把握历史文化保护、商业发展和居民人居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历史文化街区应该尽可能地展现其原本具有的生活方式和商贸活动,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并让游客得以体验和感受。承载城市记忆、传承文化脉络的不只是建筑物本身,也包括在这里生活的人,即那些老街坊。例如,文化创意让南锣鼓巷声名鹊起,不再是过去的单纯居住区,但这里一度走向了小吃和低端商品批发一条街,失去了特色,迷失了方向。2015年,南锣鼓巷落选国家历史文化街区。更令人忧心的是,南锣鼓巷的开发,并未从根本上改善这里的人居环境,反而让居民的生活更加不便。类似这样的例子需要我们反思,文化创意不能追求短期利益,而是要立足于人的实际生活需求和创造价值的需求。

未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将越来越精密细致,我们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多层,要求社会供给出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独特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就像作家阿尔贝·加缪说的:“对未来最大的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