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退到台湾之后，启用新人，有意冷落那些曾经在大陆叱咤风云的军政要员，诸如何应钦、汤恩伯、胡宗南等先后被他弃之如敝屣，当了说话无声的闲人。而俞济时却像一颗政坛不老松，虽然辞去侍卫长和局长之职，却丝毫没影响他在台湾政坛的地位和对侍卫室的掌控。有人比较他和前任王世和说：“俞济时虽是豁嘴，却比王世和幸运千万倍！”
然而，1955年夏发生的一次离奇且极富戏剧性的事件，却把和王世和一样日夜跟随蒋介石长达十多年的俞济时从台湾政治舞台上直接撸了下来。
6月初的一个晚上，俞济时在家里擦拭自己的配枪时，谁知不知咋的，配枪突然走火，子弹击伤了他的大腿。俞济时久经沙场，和枪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竟然走火不说，还自己伤了自己！不能不说应了一句老话：“捉了一辈子的鹰，竟被老鹰啄瞎了眼！”
然而，俞济时的倒霉还远远不在于这！
第二天上午，台湾南部有一场由陆军指定单位参加的军事演习。蒋介石准备亲自前往现场校阅。按照惯例，只要蒋介石亲自参加的任何重要场合，俞济时都要事必躬亲，亲去现场督导警卫安全事宜。这一次因为受了枪伤，他自然不能前去了。
无巧不成书的是，就在他受伤的当夜，蒋经国手下的政工特务“提前破获”了一个有军人和美国势力参与设计的“兵谏叛变”计划。该计划“计划”在蒋介石南部校阅时，演习部队将炮口“朝向司令部阅台”，到时某师长上万言书，“胁挟统帅”，要求当场“清君侧”，若不答应，就“炮轰司令部阅台”，发动兵变。
这一“兵谏叛变案”，就是轰动一时的“孙立人兵变串案”之一。
原来孙立人因为是在美国与西点军校齐名的维吉尼亚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在远征缅甸时救过英军，一直与英美国家的要员关系密切。败退到台湾后，蒋介石为了与宣布不予军援的美国修好，获得美国人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不惜重用亲美派孙立人以讨好美国，孙立人于是身价大增。在蒋介石复职“总统”后，孙接任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台湾防卫总司令，次年5月晋为陆军二级上将，成为台湾军界最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孙立人大权在握，完全用“美国思想”治军，甚至用“军队是国家”的“美国观念”，对抗蒋氏父子子承父业的传子大计。这终于惹恼了蒋介石。父子开始逐步削弱孙立人的权力，首先把他调为了总统府任参军长。可这些年孙立人在军中安插了不少亲信和手下，单单新1军的老部下和安徽乡党就人数可观，势力不可小觑。不剪除他们，蒋经国要子承父业，必然阻碍重重。于是，蒋经国的特工系统和蒋介石的黄埔嫡系联手，暗中策划一系列的大事件来进行“去孙化”。
这次“兵谏叛变案”，就是他们为“去孙化”而无中生有制造的假案。虽然孙立人已没有兵权，且蒋介石校阅时依规定各受校阅部队的枪炮都不许实弹，根本不可能炮轰司令部阅台，也不可能“胁迫统帅”，但随后蒋经国立即进行追查，将孙立人的亲信、时任步兵学校少校教官的郭廷亮逮捕，指他为“兵变祸首”。孙立人也被拘捕，准备接受审判。为此，蒋氏父子又成立了一个九人组成的郭廷亮“匪谍”案调查小组，本来案子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负责侦破。由于他肺癌已进入晚期，不得不去美国治疗，于是侦破工作落在了负责蒋介石外卫之一的保密局特勤组组长毛惕园身上。
毛惕园等人在审查全案时，立即把俞济时列入了孙案之列。为什么？俞济时用了“苦肉计”——在事发前一晚以自伤为次日不能出现在检阅台制造借口——枪伤是他参与孙案兵变的“铁证”。
这一“合理推断”立即得到了蒋经国的认可，立即报告蒋介石说：“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什么时刻不好枪支走火，偏偏发生在你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校阅演习的前夕。枪支走火，本来就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居然还打伤了大腿，这合情理吗？不是要借故不到会场，又何必使出一计苦肉计呢……”
蒋介石长期以来对俞济时的忠心不存怀疑，开始不信。可之后听到“大家都是如此推断”，心中的天平立即发生偏离，自己的儿子都不相信，还相信谁？！于是首肯了蒋经国的判断。
俞济时牵涉到孙案，先是一头雾水。因为自伤，蒋介石阅兵当日，他请假没到现场是事实，于是做任何解释，都自辩不清，如何解释也是多余。事件之后，俞济时逐渐离开了侍卫室的核心领导地位，赋闲当“国策顾问”去了。
蒋经国为什么抓住俞济时的“说不清”把他撸下台呢？究其原因，无非是蒋经国为了培植自己的实力而清除阻力，毛惕园野心勃勃想接替俞济时而联手合演的一出戏。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有意扶植太子，而蒋经国也时刻准备着。1951年，他积极筹备政工干部学校，需要一批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的人马，于是首先想到就是俞济时手下侍卫室那些年轻侍卫，想把这些侍卫变成政工干部学校第一期学生，这样不仅有利于干校的运转，更能把这股势力转为自用。谁知他深思熟虑的计划却在俞济时那里碰了壁，顿感像俞济时这样从大陆过来而手握重权的人，是自己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阻碍，因此必须搬掉。
而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并不是品行如何高洁的人。在北平“沦陷”前，他是北平警备总部稽查处处长。在解放军合围之前，他就抢先把家眷送走，稍后局势一紧，他立即借口“身染重疾”需至后方治疗，把处长交人代理，自己连夜乘火车逃离了北平。在乱世中千方百计苟全性命的他来到台湾后，眼看生存危机解除了，又开始处心积虑地谋官，并敏锐地认识到孙案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积极争取到主办权后，趁毛人凤赴美就医的机会，找了一个人头，假扮成毛人凤。两人向郭廷亮承诺，只要肯担下“匪谍”罪名，则保证他几条：（1）在军法审判时得以无期徒刑结案并在适当时机给予减刑、特赦；（2）政府会负责照顾他的老小，并给他一栋房子；（3）孙立人那里，老先生保证不予追究。后来他对郭廷亮又骗又哄，并且写下一封由“毛人凤”和他签名落款的保证书，把承诺变成白纸黑字，还当面将保证书交给了郭太太。
随后，在军法审判中，郭廷亮被判了死刑，再改为无期徒刑，至于减刑、特赦等承诺则无法实现；而郭廷亮一家老小和住所问题，则由保密局出资三万在剑潭附近买了一栋房子供其居住。这房子原是毛惕园所有，本是违章建筑，毛惕园以一万买来转手卖得三万，好歹算是捞到一点好处。
他办成案子后，正等着蒋经国来给自己升官，谁知老天爷有心整他，他卖房的钱才进口袋，房子便因为违章被拆掉，盖起了再春游泳池。郭太太又拿着保证书找上了毛惕园，毛惕园又把他在中和的另一栋违法建筑让了出来，又捞了政府一笔好处；不久，房子又被拆，最后才由警备总部在中坜买了个房子给郭家老小。为房子吵翻天的同时，郭廷亮的特赦案也一直没下文，郭太太连告毛惕园好几状，终于弄得蒋经国生气了，结果，毛惕园不得不辞去特勤室主任之职，提前退休以逃避郭太太的“骚扰”。
可他引退之后，事情又出现奇迹，郭太太找到了新男友，无暇再为郭廷亮四处奔波了。这令毛惕园肠子都悔青。
俞济时下台后，侍卫室年轻化的声浪日起。1955年，侍卫室再次改组，皮宗敢前去美国陆军参谋大学特别班学习，侍卫长之职由蒋介石的亲信、空军政战部主任吴顺明接任。蒋介石的安保工作，实际上转而由蒋经国统管了。
10月5日，蒋介石正式批准俞济时“休养”，宋美龄在传达时仍要俞济时照料官邸事务。接着，施觉民调任“总统府”第三局局长，警卫室主任楼秉国调任“总统府”参军。
施、楼两人追随俞济时为时甚久，是内卫、外卫的两大得力主将。“老人”们先后离去，这些变化使得同样是“老人”的张毓中敏感地觉察到了侍卫室“政治形势”的变化，在诚惶诚恐中过了一段日子，1956年4月，他也接到了调职命令：
“侍卫官兼组长周国成，警务员兼组长张毓中，免去兼组长职务，调为侍卫室督察，直属第一、二副侍卫长，分别协助第一、二副侍卫长督导内卫、外卫勤务。并派侍卫室第一副主任陆军上校王以辉兼任侍卫组组长，第二副主任宪兵上校叶冠军兼任警务组组长。”
王、叶两人和侍卫室毫无历史渊源，对内、外卫的工作也丝毫没有经验。这个命令改变了一向近乎世袭的警卫传统，也改变了侍卫室的家族、弟子、门人组成的特性，很明显的是一个大改革，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5月，警卫室裁撤。
1957年春，张毓中应老同学、台湾省政府警务处处长郭永之邀，出任桃园县警察局局长，再次回到了警察岗位，从此永远离开了侍卫室。
岁月匆匆，一切“老棒子”都让位于年轻人了。蒋家老王朝随着蒋经国这颗新星的崛起，旧的老的人和事迅速更换。
“该走的要走了。”1960年7月，王世和卧病在床，对前来看望自己的俞济时说了这样一句令人伤心的话。
宋美龄得知王世和恐怕不久人世，特地派秘书游建文到王家探视。游秘书告诉王世和说：“夫人要我转告侍卫长，请你放心，夫人完全不计较过去的恩恩怨怨了。她已经完全释怀，谅解你的一切了，请你安心养病。”
听到这些话，卧床的王世和流下两行热泪，痛苦地说：“来台湾十年来，始终无缘单独见先生一面。这才是我心头最痛。先生不仅和我是亲戚，还是我拿性命保护过的主人哪！”
两天后，王世和阖上双眼，走完了他63年的人生道路。
12月，吴顺明调职，由胡忻接任侍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