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否决了缓和政策的可行性后，美国官员认为，强硬路线在当前更有可能促使中苏反目。在百慕大美英法首脑会议上，杜勒斯国务卿说，扩大中苏矛盾的最好方法是置中国于最大的压力之下，因为高压将迫使中共完全依赖苏联，向苏联提出更多的援助要求，而苏联势必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这样，中共的不满就会产生，中苏矛盾就会扩大。如果西方不采取这种高压政策，而是和苏联比谁对中国更好，那只会使中共从中渔利。铁托就是一个例子，他和苏联吵翻了，并不是因为美国对他客气友好；恰恰相反，美国一直对他很强硬。
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是这种高压政策的一个方面。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中苏矛盾最有可能出现在中国对苏联提出的工业和技术援助的要求上，因为中共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实现工业化，最需要工业技术和装备。西方的贸易禁运将使中共完全依靠苏联，从而暴露苏联本身的缺陷和不足。一旦苏联没法满足中共提出的援助要求，北京必然对莫斯科产生不满和怨恨，以致最终转向西方和日本，寻求出路。
为了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加高压，美国不仅自己对华实施严格的贸易禁运，还逼迫其盟国，特别是日本，照着做。在朝鲜战争前，日本曾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三十年代中期，日本百分之二十的出口是到中国，百分之十的进口来自中国。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几乎完全停止了与中国的贸易。
为了确保日本的对华贸易封锁，美国还把日本拉入“巴黎统筹委员会”。日本除了必须服从该委员会其它成员国必须服从的禁令外，还要受一个特别禁令的约束。这个特别禁令列举了四百多种禁止运往中国的产品。当然，美国这种对日本的蛮横态度不是没有代价的。美国阻止中日贸易的做法，使日本政界领袖和工商企业界巨头非常失望和恼火，造成美日之间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长达二十多年的龃龉。
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和牵制，保持军事威胁和压力，是美国对华高压政策的另一个方面。美国先后同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太平洋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的军事协定。此外，美国还和台湾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断扩大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支持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地区的骚扰和攻击。在1954-1955年以及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支持蒋介石对抗大陆。尽管美国官员认为金门、马祖等岛屿在军事上对于保卫台湾并不重要，但他们很重视这些小岛对台湾的心理意义，因为这些小岛的丢失将会严重挫伤台湾的士气，从而导致台湾的最后崩溃。1954年9月18日，杜勒斯国务卿在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会谈中，强调了金门和马祖对台湾的心理价值。
尽管美国意识到台湾海峡危机的严重性，但它并不想直接卷入其中，因为一场和中国的战争很可能引起苏联的军事干涉，从而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美国和西欧盟国的关系将受到影响。艾森豪威尔总统承认：“我们经不起和盟国的分离。”美国官员认为，阻止大陆对台湾的进攻，而又不使美国直接卷入的最佳方法就是实施核武器威胁。1955年3月1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北京发出威胁：美国有可能对中国使用战术核武器。
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阻止大陆统一台湾一直是美国的既定方针。美国官员坚信，使台湾由一个反共亲美政权掌控，不仅有利于巩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沿海岛屿防御链，还对大陆起威慑作用。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国会领袖说，如果中共领导人想在朝鲜或印度支那制造麻烦，他们将会发现台湾正在他们背后威胁着他们。美国应该保持这种局面。杜勒斯国务卿在百慕大美英法首脑会议上说，台湾的威胁将使中共不得不在中国沿海地区部署大批军队，台湾可以牵制四十万大陆军队。台湾的压力将会迫使中共向苏联索要更多的援助，从而加大对中苏关系的压力。
艾森豪威尔政府除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对中国施加最大压力之外，还在舆论方面对中国开展宣传战。1953年成立的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USIA）通过“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VOA）向中国大陆广播，宣传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美国之音”还专门推出一个旨在破坏中苏关系的特别节目，叫“分歧行动”（Operation Discord），试图在中苏之间制造分歧。
结论
从杜鲁门政府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美国对华政策中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分化中苏关系。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党派斗争的影响，这两届政府在考虑如何分裂中苏关系时，强调不同的策略手法。杜鲁门政府官员面对的是一个刚刚取得全国胜利的革命政权，他们还抱有幻想，还想“等待尘埃落定”，指望通过承认和贸易的手段，拉拢中共，离间中苏。艾森豪威尔政府碰到的却是已经在国内巩固了全国胜利并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交手毫不示弱的中国共产党，再加上美国国内极端的反共气氛，艾森豪威尔班子感到，民主党前任政府曾经试图对中共采取的“软”的做法已经不现实和不可能了，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高压强硬政策。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指望，美国对中国采取鼓励、封锁和包围的“大棒”政策，会迫使中国完全依赖苏联，从而达到分裂中苏的目的。
研究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内部政策考虑，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各种因素以及政策发展的来龙去脉。但是，只强调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某一方面考虑，不把这个考虑同决定政策的其它因素综合起来评估，那么，结论的说服力是有限的和片面的。美国学者在论述美国对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时，过分强调它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作用，似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只受这一因素制约，而和美国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无关。
必须指出的是，分裂中苏只是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政策考虑，而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部内容。在内部政策讨论中，美国领导人确实经常谈论如何破坏中苏关系，但我们不应该只强调这一点，而忽视他们遏制中国革命的基本立场和在东亚扩张美国势力的做法。正是这后一方面的因素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对抗格局。不管是杜鲁门政府，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他们都是以一种居高临下和不切实际的心态来处理中国问题的。艾奇逊和他的助手们把美国“承认”新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讨价还价筹码，认为新中国在眼巴巴地期盼着美国的“承认”，一旦获得美国的“承认”，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因此，美国的“承认”就是施舍给新中国的一种恩惠。美国决策者觉得，中国人应对美国感恩，美国的“承认”不是随便就给的。新中国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美国官员的这种一厢情愿想法，反映了美国长期以来以中国人的“恩人”和“保护者”自居的心态，总是以为美国同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以及日本不同，那些列强总是千方百计地欺负中国，而美国却是一直在保护中国。美国决策者完全低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要使中国重新“站起来”的决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要在世界上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却是遵循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原则，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中美冲突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原因。
［本文最初写作于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开设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生研讨课上，授课老师是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教授。1987年暑假，我在南京探亲期间，将那篇英文习作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上。收入本书时，我对文章作了进一步和扩充，并加了小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