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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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震惊中外的“杨余傅事件”(9)

“大树特树”出笼前后说到“杨余傅”事件,必然会联系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但这篇文章从成稿到发表以至后来挨批判,实在是一波三折,颇耐人寻味。

杨成武跟随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时,在林彪的操纵下,北京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杨成武”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护士长,你总是匆匆忙忙的。”熟了,工作人员间常开玩笑。

小吴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作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

文章随后送到北京,交到了陈伯达和姚文元手里。由他们“酌处”去了。

9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陈伯达就打来电话:

“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那篇文章我看过也修改过,我认为应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说:“文章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合适吧。”

陈伯达说:“用领导同志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为难地说:“伯达同志,你是理论权威,也修改过这篇文章,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吧。”

话不投机,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来了电话。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陈伯达同志改过的,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101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了“大树特树”这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但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

“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

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

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汪东兴于12月21日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的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三十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期间,湖南韶山铁路通车,毛泽东要在他的老家举行盛大典礼。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

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12月26日毛泽东又做了如下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看了毛泽东的文字批示,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错误的严重性。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

杨成武于当天赶到京西宾馆,向那里的各地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批示的全部内容。

有趣的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知情人林彪、叶群、康生、陈伯达,又变换了另一种腔调,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曾经修改过这篇文章的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这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放在我的床底下,压了一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

康生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嘛!杨成武懂什么!……”

江青总是一贯正确的,她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有问题的嘛!”

林彪在3月24日人民大会堂的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

钓鱼台,3月8日

钓鱼台,是个神秘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间,门口岗哨林立,墙边还有来回走动的流动哨兵,只要你在墙边逗留的时间超过两分钟,就会有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警卫来干涉。人们只能在它的东门口,望一眼里面的假山、喷泉。

这等神秘、高贵的地方,傅崇碧却带兵、带车、带枪去冲击、去抓人。傅崇碧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傅崇碧冲钓鱼台的传说,曾经风靡北京城,被描绘得生动而形象。它成了触发“杨余傅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然而,“冲钓鱼台”事件的真相,人们却不甚清楚。钓鱼台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其详情,恐怕只有几个当事人心中明白。

钓鱼台事件,既是偶发的,又是必然的。

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他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不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待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候,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刘光普等4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

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代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了手稿,怎么不知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原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

“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杨成武和傅崇碧互相对视了一下。江青让戚本禹取了手稿,怎么现在又说不知道?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他们又驱车返回北京,给总理汇报。汇报时江青在场,当然,他们不能说是江青让戚本禹取的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

江青很是恼火,她叫道:“把这个人叫来!”

很不凑巧,这个人回四川休假去了。

江青指着傅崇碧说:“你马上打电话给成都军区张国华,让他马上把这个人找回来。空军派飞机去接。”

傅崇碧说:“我一个卫戍区司令,打这个电话不合适。要打,也得请总理或江青同志打。”

江青很不高兴,说:“你这个人,叫你打,你就打嘛,就说是我们说的。”

傅崇碧没有办法,只好去打。

成都军区对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到了韩书信,并让他连夜乘飞机回到北京。

韩书信被送进北京卫戍区招待所。他很是紧张,知道出了事情,肯定事关重大。傅崇碧、周树青等人见到他时,他更加紧张。

“鲁迅的手稿现在在什么地方?”

韩书信见问这事,反倒坦然了。他说:“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了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伦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

……

又出了一个岔子。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

还好,何先伦在。等来者说明情况,何先伦说:“这事情,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哪里?”周树青急切地问。

“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钓鱼台里面。”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当天是1968年3月8日。

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车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