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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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陈少敏就是不举手(1)

长达18天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始终不表态。

她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看到中共中央给刘少奇摘掉那三顶“帽子”。

陈大姐之所以在中央全会上敢投反对票,是由她的党性以及她独特的个性所决定的。

当人们说起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激动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1968年11月1日,寒冷的北风袭击着京城。全城的广播喇叭里都播着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在北京胜利闭幕。”

随着萧瑟的寒风,人们断断续续可以听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刘少奇……叛徒……一致决议,……永远开除……

一切职务……”

第二天,套红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大报,都刊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

就在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就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有一位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老同志说:“一致个屁,我就没有举手!”

她就是当时已经66岁高龄,1928年入党的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

陈少敏是带着病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肾脏严重下垂,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是病入膏肓了。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使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一刻不停地为人民工作着。

应该说,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是这届全会的“高潮”。那时,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也没有当今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是鼓掌通过或举手表决。当代表们举起森林般的胳膊时,不就是显示出统一的意志和一致的力量吗?!

播音员宣读完《审查报告》后,便是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齐刷刷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此时此刻,趴在桌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的陈少敏,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不知是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出于对陈少敏大姐的爱护,反正没有人在会场上把这一情况讲出来。

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举了手。

当然,举手的人中,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完全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和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又另当别论了。

反正陈少敏是没有举手。

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气氛,是不容许人们有不同意见的。谁表示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就要被“打翻在地”。

也许此时的陈少敏,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快70的人了,难道在党内斗争中,他们还会把自己怎么样?

也许是她“心底无私天地宽”,把一生交给了共产主义事业,来去无牵挂,所以才敢有如此举动。

也许……

所以,事后人们说:也只有她,才敢不举手。

那位戴眼镜的“康老”,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你为什么不举手?”

同康生打交道,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会期间,他们也曾有过交锋。

陈少敏对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惧怕。她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声音虽然不高,却足以令人震撼了。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特别是在她身边工作的同志。司机项怀玺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

批判刘少奇,项怀玺是知道的,但他没想到刘少奇会戴上那么大的三顶帽子。

“我没举手。”

项怀玺害怕,因为这是中央的全会,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啊!

“你不举手,他们……”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

是的,中央委员在会上表示自己的意见,确实是她的权利。但在是非颠倒的岁月里,正当的权利会被剥夺或自我剥夺,会被视为异端,也会带来厄运。

长达18天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始终不表态,她得到的评价是: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说法,扩大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省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召开全会,解决中央的问题不正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但是,后来又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就过了半数。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等,都“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会议还能开不好吗?

陈少敏是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是会议的当然代表。然而开会的前一天,她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甚至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她怎么能知道呢?从1967年开始,她就成了受冲击的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 等等。在全总机关挨批斗,还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坐”“喷气式”……

这样一个“黑帮分子”,还能让她参加党的中央全会吗?这是当时造反派的逻辑。

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当他发现报到名单上没有陈少敏的名字后,就派中央办公厅的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去问明情况。

挂着军用车牌号的北京吉普来到复兴门外的全总大楼时,得到的答复是:陈少敏是叛徒,不能让她参加中央的会议。

中央办公厅的人说,会议马上就要开了,周总理要我们来问情况、送通知的。接待的人没有办法,只好把扣压的通知交给了陈少敏。

造反派还是不同意她去开会。但在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他们还是放行了。

陈少敏后来回忆说:当我拄着拐杖走进人民大会堂时,全会就要开始了。

周总理叫我的名字,我答了一声“到!”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围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展开“讨论”。名曰“讨论”,实际上是对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进行分组围攻。

陈少敏一言不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她由不了解情况、想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怀疑、抵触甚至反对,经历了痛苦的思想历程。上一次(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传达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她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少敏很愤懑。她从理智上到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她用特殊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想以此安慰少奇同志。刘少奇很理解这种心情,对陈少敏和其他表示同情的同志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顺着饱经风霜的脸直往下流。她想不通,她有意见,她甚至说:“只要林彪一个,别的都不要了……”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她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这一帽子,又有了新的材料。

不管怎么批判和围攻,陈少敏拒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对来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同志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

对于所谓的“二月逆流”,陈少敏无疑是站在谭震林、陈毅等老同志一边的。她用沉默来对待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围攻,始终不肯发言。

那位以整人起家的康生,见陈少敏缄口不言,就点她的名:“陈少敏同志,你谈一谈嘛。”

“我身体不舒服。”陈少敏说完,用拐杖敲敲地毯。

“不舒服也要表示态度嘛!”

陈少敏依旧不发言。

康生恼羞成怒,说:“身体不舒服,你可以请假出去!”

陈少敏不屑一顾。

康生也拿她没有办法。

后来,看了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的三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行材料”,以及江青、林彪等人的批语,陈少敏简直怒不可遏了。

江青批示,称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林彪批:“完全同意。”并且肉麻地写道,“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这哪里是什么正常的党内斗争,完全是要把人置于死地!

在10月23日的小组会上,讨论《审查报告》时,陈少敏作了一个“检查”。与其说是检查,不如说是给刘少奇澄清所谓的罪行。这必然招来严厉的批评。

有人说她“根本没有同刘少奇划清界限”,有人说她“思想上不通,和中央的精神有抵触”。

随他们怎样说,陈少敏还是不明确表态。24日,继续开会。陈少敏成了江青、康生一伙的重点攻击目标。

“陈少敏,对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这是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刘少奇的罪行,你应该清楚,你和他在一起工作过那么长时间!”

陈少敏抬抬眼皮,回答一句:“少奇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嘛!”

她居然称叛徒、内奸、工贼是同志!这不能不把戴眼镜的康生激怒。康生站起来,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你的态度?!你要考虑后果!”

后果,陈少敏早就考虑到了。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她是不敢这样说的。

“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

这是同一小组的一位人士对她的评价。这句评价印在了当时的简报上。

这时,陈少敏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开会时不投赞成票。于是,就有了本文稿开头的那一幕。

陈大姐之所以在中央全会上敢投反对票,是由她的党性以及她独特的个性所决定的在“文化大革命”最紧张的岁月,陈少敏为什么敢讲真话,敢于同江青、康生等人唱“对台戏”?

有人认为,陈少敏敢讲真话,是因为她资格老,没有人敢惹她。

有人则认为,她没有家庭、没有儿女,一切都无所谓……

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够全面。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之所以那么做,是由她的责任感、她的党性以及她的独特的个性决定的。只要了解了她的历史,就会觉得她那么做是很自然的。

搞党史的人都知道,陈少敏是我们党内长期负责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女领导干部之一(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属凤毛麟角)。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仅有三位女委员,她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邓颖超和蔡畅。因此有人说,她是和邓颖超齐名的女共产主义战士。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她的知名度远没有邓颖超高。

在豫南、鄂中等地,人们不叫她的大名,而称她为“陈大脚”。那一带的传说更是耸人听闻:红军中有一女将,脚有一尺长,走起路来一阵风,日行千里,骑一匹千里马,手使双枪,左右开弓。日本鬼子听说“陈大脚”来了,闻风丧胆……她被描绘成一个“巾帼英雄”。而在革命队伍中,则传说她爱骂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陈大脚来谈话”……

要想在很短的篇幅内,写出陈少敏的形象是困难的。这里,我们只能简略地进行一番叙述。

陈少敏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她原名孙肇修,参加革命后才改名叫陈少敏。

在村里,她的父亲是个有“反骨”的汉子,是全村第一个剪辫子的人。他具有反抗意识的个性,影响了陈少敏,使她成为全村第一个反对缠脚裹足的大脚闺女。这在前清的遗老遗少眼里,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她的父母却容忍和支持了她。

后来,21岁的陈少敏又外出求学,寻找为穷人翻身解放而奋斗的“穷人党”。在文美女子中学,她参加了马列主义演讲小组,第一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罢课,抗议校方的反动行为,被学校开除。

离校后陈少敏回到寿光县,担任共青团县委妇女部长。1928年,她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不久,她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去了。

这里有必要写一段陈少敏的私事。有人说陈少敏一生不嫁,是个花木兰式的人物,这其实是误传。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爱人的照片挂在卧室内。同别人说起爱人来,更是很动感情:“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徒!他写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任国桢是我党早期的革命领袖之一,是1925年中共奉天市第一个支部的书记。当过哈尔滨的县委书记,满洲省委委员、临时常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等职务。

陈少敏同他组织过一个假的家庭,他们扮为夫妻在青岛展开工作。那时上级同陈少敏谈这个问题时,她还有点发怵呢!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结成了革命的伴侣,组织批准他们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任国桢牺牲在山西,陈少敏非常悲痛,像生了一场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