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下卷)
7713900000023

第23章 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5)

下面是信的全文。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

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了××,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是主席反复说过要保的,无可奈何,只好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戴上反革命高帽不行,因为这样太露骨了,又来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巨大损失的罪名。非把我整倒不行。

对于丑化党的行为,对于老干部倒下去,他们一言不发,少了几吨鱼,就如此大发雷霆,就可看出他们喜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作检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

敬礼!

震林

2月17日

写完这封信,他长舒了一口气。

他亲自写好信封,交机要秘书立即送到林彪办公室。

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大的失误,他对林彪还缺乏真正的了解。

林彪在收到这封信之前,已经接待了一批“客人”——江青和王力。

林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肯见什么人的。江青来电求见,他不好拒绝。不知这次江青又有什么新情况。

时针刚刚指到8点,江青和王力就赶到了林彪的会客室。

“我们是来向林副主席汇报情况的。”江青坐在离林彪最近的沙发上,很有几分讨好地对林彪说。

王力扼要地讲了“大闹怀仁堂”前后的一些情况,也讲了京西宾馆的军委会议上的一些情况,特别着重讲了16日晚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的谈话要点。

林彪静静地听着,不像有的人听汇报,高兴时点头,不高兴时皱眉头。他的面部好像没有表情。

叶群就不同了,她拿了个本子做记录。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指示,她记得特别认真。

王力讲完,江青问林彪有什么指示。

林彪只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军。这是指在京西宾馆的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同志同“中央文革”抗争时,徐向前元帅所说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等言论。

第二句话是:陈伯达是一个书生。这是指1月初,在陶铸等问题上,陈伯达“放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林彪确实就讲了这两句话。

据当事人王力后来回忆,汇报完后,江青让叶群派车将他送回,而江青留下来同林彪、叶群密谈,其内容不得而知。

谭震林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18日晚,事情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急剧变化。

18日晚10时左右,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等人,都接到通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开会——这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后来的碰头会,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会。反正毛泽东就请了这些人。

毛泽东在会上“震怒”。他语言尖刻,火药味十足。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他指指正在记录的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

毛泽东对老同志们说:“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同志、叶群同志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发起脾气来,是相当厉害的,言辞也常常走极端。他说:“把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他指名道姓地批评谭震林、陈毅:“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

毛泽东最后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请全体党员来解决!

毛泽东讲完,退场。

会议确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叫政治生活批评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并确定由周恩来同陈毅谈话,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

究竟是谁使毛泽东“震怒”的?他怎么会发如此大的火?我们很难考察得十分准确。有人说是因为谭震林的信,毛泽东看到后很受刺激,所以才发了火。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不够确切。

因为谭震林的信是17日送给林彪的。而林彪是在19日叶群从毛主席那里开完会后才将信转给主席的。

林彪给主席的信,是由秘书起草,他亲自签名的,全文如下:

主席: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林彪

19日

这就是谭震林一直认为他是“老同志”的林彪。在毛泽东发怒之后,他把这样的信转去,不正好是在火上浇油吗!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之后,随即挥动粗铅笔,写了两行字:“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如果按照18日晚毛泽东发怒的态度,他必定会在这封信上作批示的。因为这封信上公然骂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并且声明:“这个反,我造定了!”然而,毛泽东只是“已阅”,就退回去了!

毛泽东的态度为什么不断变化?

毛泽东真是个研究不透的人。

历史就是有许多不解之谜。

据说,林彪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大有点拍马屁拍到马蹄上的感觉,将此信揉成一团,扔进字纸篓中,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事后捡起来存入档案的。这个说法确实与否,我们无法找林彪核对,但我们看到这封信的原件,确实是被揉搓、被撕过的。

至于毛泽东究竟为何“震怒”,有一种说法可供参考:

《党史文汇》月刊曾经发表过一篇《二月逆流史话》,其中讲到2月17日,康生单独会见毛泽东。他不仅叙述了开会的情况,而且是从历史的高度、从理论的高度、从路线的高度把“怀仁堂会议”的内容加以篡改,以此激怒了毛泽东。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找到可靠的依据。

谭震林是在家里听李富春、李先念传达毛泽东“震怒”的情况的。

两位老同志在传达时用词是委婉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同谭老板别无二致。

可以想见这次谈话的艰难。

谭震林听得目瞪口呆。

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他还希望毛泽东听听老同志们的意见,扼制一下“中央文革”的活动。谁知毛泽东竟是如此态度。

他觉得,肯定有人蒙蔽了毛泽东,应该向毛泽东面陈一切。

老同志们劝他冷静一些,认真对待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谭震林说:“我就是要向主席讲明情况!”

他又错了。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是那么容易听得进老同志的逆耳忠言了。

他和毛泽东的办公室联系,希望主席抽点时间同他谈谈。得到的答复是最近主席很忙,等有了空,就给你打电话。

谭老板静静地等待着,而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却一直没有响。

与此同时,党中央的“政治生活会”连续召开了7次。这7次名曰“政治生活会”实际上是对谭震林、陈毅等同志进行批评和围攻。

康生在会上说:“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咬牙切齿地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说:“这是自上而下地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面对重重压力,谭震林没有退缩,也没有屈服,他用“检讨”的形式,继续抗争着,直到不让他再参加会议。

谭老板从来没有像这段日子这样苦闷过。

他吃过饭,就坐在办公桌前,既不读书,也不看报,连听收音机的习惯也改变了。他拿着一支铅笔,在纸上写着,画着。每天只写一页纸。

他在写检讨。

这检讨怎么写呀!以往毛泽东也批评过他。批评后他很快就能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这一回,却是有本质的不同。

他不承认自己“错”了。“文化大革命”就听任“中央文革”这样胡闹下去?中国就这样混乱下去?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就这样被他们糟蹋下去?……

他陷入了愈来愈深的苦闷之中。我们从现存的一份又一份检讨中,可以看出这位65岁的老革命家的思想轨迹。

这种苦闷似乎不难理解。他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追随毛泽东。他尊敬毛泽东,崇拜毛泽东,总是希望毛泽东把事情做好。在毛泽东的麾下几十个春秋,他认定毛是个伟大人物,是出类拔萃的革命领袖。因而对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他是言听计从的。他认为,他在怀仁堂发脾气,是维护毛泽东,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的。而江青他们那些人,才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着自己的勾当。

可是,毛泽东却说,“中央文革”执行我的指示,成绩是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我!

由于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他不能不思考毛泽东的这些话,不能不反省自己的言行,不能不在夜深人静的凌晨扪心自问:是我错了吗?

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在这件事上,只是不该那么冲动地发脾气。可是,陈伯达、江青这一伙人也太气人了。谭老板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若依着谭老板的性格,他是真的“不干了”。然而他毕竟是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有着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他还是要在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批评会上,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所谓的“批评”。

在汉语词汇中,“批评”和“批判”似有所不同。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叫做“政治生活批评会”。而“中央文革”对陈毅、谭震林的“批评”,绝不仅仅是同志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一种“围攻”。他们要谭震林承认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谭老板不承认反对毛主席,他们便说:“态度不好”,“拒不认错”。谭老板承认反对“中央文革”,他们又说“看他的反动气焰有多么嚣张!”

……

真正想把谭震林打倒的人并不多。周恩来等同志千方百计想让他过关,让他“站出来继续革命”。许多老同志、老部下也来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好汉不吃眼前亏”……

1967年5月1日,北京照例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在红旗飘扬、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上,谭老板见到了很多老同志。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悄声对他说:“老板,认个错没什么要紧的。谁也少不了认错、检讨、反省。历史总是公正的嘛……”

谭老板握住老战友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又有许多人走进休息室,他们只能用目光来交流感情了。

又有一位老部下来叫他,他们相跟着走到城楼上的栏杆前。老部下沉默了一阵,才说:“老板啊,你得检讨哇。你硬顶下去,他们就会彻底打倒你。你现在不能倒,你倒下了,我们这一大批人也就倒下了。”

谭老板望着广场上如潮的“红卫兵”,许久没有回答。

老部下又说:“这不是怕丢官。毛主席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你也告诉我们要讲策略。老板,检讨也是一种策略。现在检讨过了关,将来还可以和他们斗,你说是不是?”

……

不知是不是这些劝说起了些作用,后来谭老板相继写了几份检讨。写检讨和送检讨的心情都是复杂的。这在他的检讨中可以看出来。

他把一份检讨送给毛泽东和林彪,并写信说: 送上我在军委扩大会议发言稿一份,请审阅指教。这次检查是在上次检查的基础上,增加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法,对阶级斗争的看法,和革命左派、革命群众组织的看法。在这三个问题上,我都犯了立场上的错误,都站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尽管不是自觉的,但错误是严重的,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表现。

谭老板把一份检讨送给周总理。并写信说: 总理,我的检查已写好,检查后即可与革命群众组织接触。如何接触,请你指示。我估计我自己去找他们可能有困难,需要总理指定人帮助才行。

周恩来总理是希望他尽快“过关”的,并且复信指出他的检讨应该在哪几方面“加深认识”,以便保他顺利地“站出来”。周恩来是尽了他最大努力的。

然而,江青、康生等人就完全不是这个态度了。江青授意戚本禹很快把消息透露给了北师大、北农院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这股逆流的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目的是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要小看这几条。在“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的时候,这几条的煽动性是相当大的。“谁胆敢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和他血战到底”就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中央文革”还向北师大的谭厚兰授意:“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