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恩来反对全面夺权，尽力保护各部门干部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几乎所有的党政机构都难以正常履行职能的情况下，周恩来殚精竭虑，尽力保护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被打倒，支持和帮助他们坚持工作，努力维持国家行政体制的运转。周恩来与共和国元勋们保持着亲密合作的关系，他们对“文革”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保护各部门的老干部。
干部的存在并发挥作用，是维持中央行政体制运行的一个重要标志，“文革”时期，周恩来保护、“解放”干部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1966年8月，他利用毛泽东要求保护章士钊等民主人士的指示，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开始了全面夺权的狂潮，《人民日报》甚至发表社论，号召“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为维持国家行政机关的正常运转，周恩来认为对各地普遍开展的全面夺权活动应该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不赞成把各地区、各部门的所有党政领导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他在许多场合都强调新中国成立17年来党领导下各个地区、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绩，认为这是主流，反对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他主张各地区、各部门所“夺”的是“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权，而不是党、政、财、文等之权。他明确反对夺中央要害部门的领导权，强调国防、外交、公安、财政的业务大权属中央，群众组织不能夺。在政府这些重要部委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
当得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逼讯致死的消息后，周恩来非常痛心，他要求公安部组织调查，之后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多次谈到张霖之的死，他指出：“对干部不能这样斗，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老干部，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5月，周恩来在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时，劝说不要开会揪斗陈毅，面对造反派的围攻，他愤然指出：“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的保，我们还要工作。”他还指出，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并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除中央宣布停职反省外，一个也不能扣留，对部长的通缉令要取消。在国务院一些部长和一些省主要领导人的被批斗且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周恩来将他们妥善保护起来。在难以按照正常程序开展工作的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对国务院各部委实行了军事管制。面对王力等人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行为，周恩来及时汇报毛泽东并根据其指示，果断采取措施，遏制了造反派的夺权狂潮。
面对危急形势，周恩来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力图保证政府各部门的存在与正常运转。1967年2月下旬，成立了由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业务办公会（后使用“国务院业务组”的名义），成员有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谢富治、余秋里、谷牧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努力维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机构的运转。同年3月中旬，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电报稿，在全国推广北京市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要求迅速建立起县级生产指挥机构。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央及地方各系统、各部门的军管方案，提出在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领导运动，一个负责生产业务。
在“二月抗争”中，周恩来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默许和肯定的态度，对于“三老四帅”提出的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这三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周恩来与他们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会后虽然得知毛泽东对老同志们的意见持反对态度，但周恩来在一些讲话中仍强调，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干部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军队要稳定，冲击解放军是没有从国家整体着想，要信任、爱护解放军。在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谈到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看法时指出，那是认识和观点的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反对将大批党政干部打倒，多次重申：不是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还有好的；国防、外交、财政、公安等这些部门的权力属中央，谁也不能夺！不但各部委党委、党组领导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级干部也不能统统“靠边站”，整个业务系统还是要由这两层领导来抓。对于林彪、四人帮集团掀起所谓批判“二月逆流”的高潮，周恩来批示：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有关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后又把毛泽东关于“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的批示迅速下达，进而制止了林彪、四人帮集团对所谓“二月逆流”批判的扩大和升级。
1969年中共九大上，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拟出主席团前排执行主席的名单和座位方案，“三老四帅”中，除谭震林外，其余都在其中，并都当选为中央委员。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文革”冲击下，特别是在所谓“二月逆流”中没有离开政治舞台，这和周恩来千方百计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中共九届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提议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借助毛泽东的支持，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1972年4月，在国务院原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内务部部长曾山、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相继病逝后，周恩来指示：对在京及疏散到各地的国务院各部委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阐述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经他亲自阅改的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题的社论特别提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篇社论对推动“解放”老干部的工作起了加速的作用。同年12月中旬，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同时在一些外事活动场合，亲笔添加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人的名字，让他们在公众场合露面，为这些老干部的复出广造舆论。
正是由于周恩来的尽力保护，一批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被彻底打倒，他们重新恢复了行政职务。在周恩来的持续努力下，越来越多的老干部从被关押、被审查、被批斗等非正常状态下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到1973年7月，中组部、国务院业务组、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党、政、军副部级和正军级以上待“解放”的领导干部的名单共计三百多人。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这个名单。尽管“四人帮”集团屡屡作梗，百般阻挠，但经过周恩来的据理力争，最终还是“解放”了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其中，国务院业务组提供的151人中，获得“解放”的有97人。这些干部的“解放”和复职，大大充实和增强了中央行政体制的组织力量。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共十大上“三老四帅”（除陈毅病逝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叶剑英还进入政治局常委。一大批老干部能够在“文革”后期重返政治舞台，和周恩来的所做的大量细致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三、周恩来尽力维护经济发展，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
“文革”爆发后，由于大批干部被打倒，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造成国家党政指挥系统失灵，国民经济受到极大影响，首先是工业交通部门损失加剧，面临停滞的危险，进而波及各行各业。在极端险恶的政治经济环境里，周恩来为竭尽全力维护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妥善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同江青一伙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首先，在非常混乱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周恩来坚持组织相关部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草案。1966年是我国正式执行已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由于“文革”的爆发，国家计委等起草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部门的业务工作被打乱，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在周恩来临时安排下，196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在1966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会议上讨论拟订，并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后上报中央。但是，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央一直没能批准下达该计划。为使1967年的任务生产不致中断，有关部门只能分地区、分行业，甚至按厂矿单位来下达任务指标。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面临失控，尤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运输和煤炭生产更是首当其冲。周恩来曾焦急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1969年2月16日-3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主要讨论196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方针和任务，并就年度工农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等问题交换意见。为召开这次会议，周恩来多次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商讨调查研究，亲自阅政、审定国务院会议通知稿。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系统阐述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任务，提出在制订计划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留有余地。他还特别强调：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立足点，都应放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样两条方针上，重点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对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四五”计划，周恩来也给予高度重视。1968年底，他指示有关人员会同计划起草小组共同研究准备这项工作，并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关于“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他认为对此要考虑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关于方针任务，他提出应使用“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的提法。他还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制订详细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条件还不具备，但可以先搞一个纲要，搞得好对指导经济发展和防止盲目性会有一定作用。在197０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与会人员初步讨论了“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后由国家计委负责，对纲要（草案）做了进一步修订。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四五”计划纲要草案虽进行多次研究和修改，仍未能完整体现周恩来的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后期在实际工作中又进行了多次调整。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切实可行的国民经济计划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虽然受制于当时政治环境，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计划草案仍对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在大动乱的环境下，周恩来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努力保证各经济领导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文革”高潮兴起后，造成全国铁路运输紧张，波及正常的工农业生产。为此，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措施。
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副总理陶铸主持起草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此后不久周恩来还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农村五条）。两个文件要求各个生产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停止串联，坚守岗位，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的正常进行。周恩来非常关心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问题。他曾向余秋里、谷牧交代：“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业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同年11月，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他重申经济建设不能停滞、中断。社论阐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因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
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
1967年3月，为了减轻“全面夺权”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周恩来提出：应“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以便“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同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棉花小组，指导全国棉花生产和收购工作。1968年以后，周恩来还亲自过问抗旱打井、防洪排涝、主要农副产品等方面的工作，并直接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阻力和困难，但由于周恩来和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整个农业形势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和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