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季羡林自传(典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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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中学时光(4)

至于那一副对联,似尚存在于天壤间,但踪迹虽有,尚未到手。大概当年家中绝粮时,婶母取出来送给了名闻全国的大财主山东章丘旧津孟家,换了面粉一袋。孟家是婶母的亲戚。这个踪迹是我的学生加友人山大蔡德贵教授告诉我的。我非常感激他;但是,从寄来的对联照片来看,字迹不类王寿彭,而且没有“羡林老弟”这几个字,因此,我有点儿怀疑。我已经发出了“再探”的请求。将来究竟如何,只有“且看下回分解”了。

王状元这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对我的影响万分巨大,这看似出乎意料,实际上却在意料之中,虚荣心恐怕人人都有一点儿的,我自问自己的虚荣心不比任何人小。我屡次讲到,我幼无大志,讲到自卑,这其实就是有虚荣心的一种表现。如果一点儿虚荣心都没有,哪里还会有什么自卑呢?

这里面有三层意思。第一层,97分这个平均分数给了我许多启发和暗示。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分数与分数之间是不相同的,像历史、地理等等的课程,只要不是懒虫或者笨伯,考试前,临时抱一下佛脚,硬背一通,得个高分并不难。但是,像国文和英文这样的课程,必须有长期的积累和勤奋,还必须有一定的天资,才能有所成就,得到高分。如果没有基础,临时无论怎样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我大概是在这方面有比较坚实的基础,非其他五个甲等第一名可比。他们的国文和英文也决不会太差,否则就考不到第一名。但是,同我相比,恐怕要稍逊一筹。每念及此,心中未免有点沾沾自喜,觉得过去的自卑实在有点儿莫名其妙,甚至有点儿可笑了。

第二层意思是,这样的荣誉过去从未得到过,它是来之不易的。现在于无意中得之,就不能让它再丢掉,如果下一学期我考不到甲等第一,我这一张脸往哪里搁呀!这是最原始最简单的虚荣心,然而就是这一点儿虚荣心,促使我在学习上改弦更长,要认真埋头读书了。就在不到一年前的正谊中学时期,虾和蛤蟆对我的引诱力远远超过书本。眼前的北园,荷塘纵横,并不缺少虾和蛤蟆,然而我却视而不见了。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现在成了回头的浪子,是勤奋用功的好学生了。

第三层意思是,我原来的想法是,中学毕业后,当上一个小职员,抢到一只饭碗,浑浑噩噩地、甚至窝窝囊囊地过上一辈子算了。我只是一条小蛇,从来没有幻想成为一条大龙。这一次表彰却改变了我的想法:自己即使不是一条大龙,也绝不是一条平庸的小蛇。最明显的例证是几年以后我到北京来报考大学的情况。当时北京的大学五花八门,鱼龙混杂,有的从几十个报考者中选一人,而有的则是来者不拒,因为多一个学生就多一份学费。从山东来的几十名学员中大都报考六七个大学,我则信心十足地只报考了北大和清华。这同小学毕业时不敢报考一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好像我变了一个人。

以上三层意思说明了我从自卑到自信,从不认真读书到勤奋学习,一个关键就是虚荣心,是虚荣心作祟呢?还是虚荣心作福?我认为是后者。虚荣心是不应当一概贬低的。王状元表彰学生可能完全是出于偶然性。他万万不会想到,一个被他称为“老弟”的十五岁的大孩子,竟由于这个偶然事件而改变为另一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王寿彭老先生。

北园高中可回忆的东西还有一些,但是最重要的、印象最深的上面都已经写到了。因此,我的回忆就写到这里为止。

在北园白鹤庄的两年,我十五岁到十六岁,正是英国人称之teens的年龄,也就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龄。我的少年时代,因为不在母亲身边,并不能说是幸福的,但是,我在白鹤庄,却只能说是幸福的。只是“白鹤庄”这个名字,就能引起人们许多美丽的幻影。古人诗:“西塞山前白鹭飞”,多么美妙绝伦的情境。我不记得在白鹤庄曾见到白鹭;但是,从整个北园的景色来看,有白鹭飞来是必然会发生的。离开北园后,我再没有回去过。可是我每每会想到北园,想到我的teens,每一次想到,心头总会油然漾起一股无比温馨无比幸福的感情,这感情将会伴我终生。

在济南高中

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被迫停学一年。

1929年,日军撤走,国民党的军队进城,从此结束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基本上由一个军阀统治中国。

北园高中撤销,成立了全山东省唯一的一个高中: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全省各县的初中毕业生,想要上进的,必须到这里来,这里是通向大学(主要是北京的)的唯一桥梁。

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坐落在济南西城杆石桥马路上,在路北的一所极大的院落内。原来这里是一个什么衙门,这问题当时我就不清楚,对它没有什么兴趣。校门前有一个斜坡,要先走一段坡路,然后才能进入大门。大门洞的左侧有一个很大的传达室。进了大门,是一个极大的院子,东西两侧都有许多房子。东边的一间是教员游艺室,里面摆着乒乓球台。从院子西侧再向前走,上几个台阶,就是另一个不大的院子。南侧有房子一排。北侧高台阶上有房子一排,是单身教员住的地方。1934年至1935年,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时,曾在其中的一间中住过一年。房子前,台阶下,种着一排木槿花。春天开花时,花光照亮了整个院子。院子西头,有一个大圆门,进门是一座大花园。现在虽已破旧,但树木依然蓊郁,绿满全园。有一个大荷塘,现已干涸。当年全盛时,必然是波光潋滟,荷香四溢。现在学生仍然喜欢到里面去游玩。从这个不大的院子登上台阶向北走,有一个门洞,门洞右侧有一间大房子,曾经是学生宿舍,我曾在里面住过一段时间。出了这个门洞,豁然开朗,全校规模,顿现眼前。到这里来,上面讲的那一个门洞不是唯一的路。进校门直接向前走,走上台阶,是几间极高大的北屋,校长办公室、教务主任办公室、教务处、训导处、庶务处等都在这里。从这里向西走,下了台阶,就是全校规模最大的院子,许多间大教室和学生宿舍都在这里。学生宿舍靠西边,是许多排平房。宿舍的外面是一条上面盖有屋顶的极宽极长的走廊,右面是一大排教室。沿走廊向北走,走到尽头,右面就是山东省立一中。原来这一座极大的房子是为济南省立高中和一中(只有初中)所占用。

有几座大楼,两校平分。

有一个颇怪的现象,先提出来说一说。在时间顺序中,济南高中是在最后,也就是说,离现在最近,应该回忆得最清晰。可是,事实上,至少对教职员的回忆,却最模糊。其中道理,我至今不解。

高中初创办时,校长姓彭,是南方人,美国留学生,名字忘记了。不久就调山东省教育厅任科长。在现在的衙门里,科长是一个小萝卜头儿。但在当时的教育厅中却是一个大官,因为没有处长,科长直通厅长。接任的是张默生,山东人,大学国文系毕业,曾写过一本书《王大牛传》,传主是原第一师范校长王世栋(祝晨),上面已经提到过。“王大牛”是一个绰号,表示他的形象,又表示他的脾气倔强。他自己非常欣赏,所以采用作书名,不表示轻蔑,而表示尊敬。我不记得,张校长是否也教书。

教务主任是蒋程九先生,山东人,法国留学生,教物理或化学,记不清楚了。我们是高中文科,没有上过他的课。

有一位李清泉先生,法国留学生,教物理,我没有上过他的课。

我记得最详细最清楚的是教国文的老师。总共有四位,一律是上海滩上的作家。当时流行的想法是,只要是作家,就必然能教国文。因此,我觉得,当时对国文这一学科的目的和作用,是并不清楚的。只要能写出好文章,目的就算是达到了。北园高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唯一的区别只在于,那里的教员是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学生作文是用文言文。国民党一进城,就仿佛是换了一个世界,文言文变为白话文。

我们班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先生,从上海来的作家,年纪很轻,个子不高,但浑身充满了活力。上课时不记得他选过什么课文。他经常是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大字:“现代文艺的使命。”所谓现代文艺,也叫普罗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其使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市场上流行着几本普罗文学理论的译文,作者叫弗理契,大概是苏联人,原文为俄文,由日译本转译为汉文,佶屈聱牙,难以看懂。原因大概是日本人本来就是没有完全看懂俄文。再由日文转译为汉文,当然就驴唇不对马嘴,被人称之为天书了。估计胡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普罗文学的理论,也不出这几本书。我相信,没有一个学生能听懂的。但这并没有减低我们的热情。我们知道的第一个是革命,第二个是革命,第三个仍然是革命,这就足够了。胡老师把他的夫人丁玲从上海接到济南暂住。丁玲当时正在走红,红得发紫。中学生大都是追星族。见到了丁玲,我们兴奋得难以形容了。但是,国民党当局焉能容忍有人在自己鼻子底下革命,于是下令通缉胡也频。胡老师逃到了上海去,一年多以后,就给国民党杀害了。

接替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先生。董先生,笔名冬芬,北大英文系毕业,译有《争自由的波浪》一书,鲁迅先生作序。他写给鲁迅的一封长信,现保存于《鲁迅全集》中。董老师的教学风格同胡老师完全不同。他不讲什么现代文艺,不讲什么革命,而是老老实实地教书。他选用了日本厨川白村着、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作教材,仔细分析讲授。作文不出题目,而是在黑板上大写四个字:“随便写来。”意思就是,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有一次,我竟用这四个字为题目写了一篇作文。董老师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高中国文教员,除了董秋芳先生之外,还有几位。一位是董每戡先生,一位是夏莱蒂,都是从上海来的小有名气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我并没有读过。董每戡在济南一家报纸上办过一个文学副刊。二十多年以后,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消息,他在广州的某一所大学里当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