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季羡林自传(典藏本)
7712500000057

第57章 在北京大学(1966~1977)(19)

但是,这里也并不缺少新闻,并不缺少有刺激性的东西。这新闻并不是哪一个人告诉我的,现在没有人敢干、肯干这种事。这是我自己从楼道中嘁嘁喳喳的声音中听出来的。最重要的一条新闻是关于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一位蒙古语女教员的。原来东语系“罪犯”中只有她一个女性。在“黑帮大院”时有女囚牢。到了外文楼以后,女囚牢没有了,又不能同我辈男士一起睡在地铺上。所以就把她关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据我的推测,管理她的大概是一个学朝鲜语的女学生和一个系图书室的女管理员。后者姓叶,大名暂缺。此人是一个女光棍似的人物,泼辣,粗暴,最擅长惹是生非,兴风作浪。她所在的图书室是东语系小沙龙,谣言由此处产生,小道消息在这里集散。“文化大革命”一分派,她就成了聂记公社在东语系的女干将,大概也属于那一种“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类型的人物。有一次是她到我家来,大声叱骂,押解着我到外文楼去接受批斗的。女牢头禁子押解男“犯人”,在北大恐怕是罕见的新鲜事儿。这样一个人物,对唯一的女囚绝对不会放过。在一天夜里,她和其他几个人对这位女囚大肆审讯、殴打。这位女囚是不是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被折磨得眼圈发青,我没有看见,不敢瞎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没有引起什么波动,我的神经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

可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第二条引起人们震动的新闻竟然出在我身上。

到了外文楼以后,我没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一个有着花岗岩脑袋瓜死不改悔的家伙。虽然经过了炼狱的锻炼,我并没有低头认罪。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大概是营长的军官,大名叫赵良山(此人后来听说已经故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我一个问题。我当时心里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军水平总应该是高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我粗声粗气地说道:“我的全部日记已经都被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了。”万没有想到,这一下子又捅了马蜂窝。他勃然变色,说我态度极端恶劣。他现在是太上皇。我哪里还敢吭气儿呢?

晚饭以后,回到牢房。原先反聂的一位女教员,率领着几个人,手里拿着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把小屋墙上贴满。原来一片白色,非常单调寡味。现在增添了大红大绿,顿觉斗室生光,一片勃勃的生机。标语内容,没有什么创新,仍然是“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等,等等。“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已经对于我的神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我夜里照睡不误,等候着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首先由东语系的“红卫兵”——现在恐怕是两派的人都有了——押解着我,走向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我自己像一个被发配的囚犯,俯首帖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跄前进。旧剧中,囚犯是允许抬头的。我这个新社会的囚犯却没有这个特权。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我原来并不知道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楼,凭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时隐隐约约地看到楼外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不外是那一套。

我猜想——因为我不能看——不过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此外再加上造谣、诬蔑、人身攻击。从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听到的也不过是那些东西。我顿时明白了:我现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

我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过一楼楼道。

楼道本来很狭,现在又挤满了学生。我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我一个人也看不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我“飞”上了二楼。同在一楼一样,从楼道这一头,走(按语法来讲,应该是被动式)到那一头。

仍然是震天的口号声。在嘈杂混乱中,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楼。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心里颇有点儿不满足,觉得太单调,不够味。“仪式”完了以后,我又被押解着回到了外文楼。

后来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这是不是东语系学生的发明创造?如果是的话,将来有朝一日编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时,应该着重提上一笔,说不定还要另立专章的。至于我自己,我是经过了大风大浪的人。身体上,精神上,都没有受到什么痛苦,只觉得有点儿“好玩儿”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看来那位赵营长下定了决心。他连夜召开会议,制订了斗争方案。第二天,刚吃过早饭,立即有学生来找我,到一间教研室里去批斗。这次准我抬头了,看到的是一个教研室的成员,加上个别的学生。我已摆好了架子坐喷气式。然而有人却推给我一把椅子。我大惊失色,我现在已经成了法门寺的贾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这个批斗会,还能批出什么,又斗出什么呢?我觉得十分平淡寡味。我于是把两个耳朵都关闭了起来,“任凭风浪打,稳坐钓鱼船。”朦胧中,听到一声:“把季羡林押出去!”我知道,这一出戏算是结束了。

我正准备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来把我拉到另一个教研室去,“行礼如仪”。然后是第三个教研室,第四个教研室。我没有记录,也无法统计。估计是每一个教研室都批斗一次。东语系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来的是学生。我不知道,东语系学生共有多少个班。每班批斗一次(也许有的班是联合批斗),我记不清楚,加起来,总有20来次。以每次批斗一个小时计算,共有30来个小时。我看有的班“偷工减料”,质量大有问题。实际上怕用不了这样多的时间。反正在三四天以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要忙。这个班刚批完,下一个班接着干。每天批斗八九场,只给我留出了吃饭的时间。可谓紧张之至了。

对我产生了什么结果呢?除了感觉到有点儿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痒”,我“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斗。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劳”了。

世间事真是复杂的。我以“态度恶劣”始,又以“态度恶劣”终。第一个“恶劣”救了我的命,第二个“恶劣”养了我的神。当时的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

半解放

什么叫“半解放”呢?没有什么科学的定义。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而已。

集中批斗之后,时令已经走过了1968年,进入了1969年。在这一年的旧历元旦前,系革委会突然通知我,可以回家了。送我(这次恐怕不好再说“押解”了)回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个“小炉匠”。此时我家的那一间大房间久已被封了门。全家挤住在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里。据家里两位老太太告诉我,其间曾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睡在我的床上,用我们的煤气做饭。他们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扬!”否则将有极其严重的后果。

现在“小炉匠”就拿着那一把钥匙,开了门,让我睡在里面。我离开自己的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我此时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我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点儿钱,吃饭也不够。我记得后来增加了点儿钱,数目和时间都想不起来了。外来的压力还是有的。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楼下是一个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据他自己说他曾是国民党的兵痞)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都要注意他呀!”这大概是“上面”打的招呼。我听了没有吃惊,这种事情对我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

但是,心里仍然难免有点儿别扭,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我仿佛成了瘟神或艾滋病的患者,没有人敢接触了。

即使没有人告诉我,毋宁说是提醒我这种情况,我这人已经有点儿反常。走路抬头,仍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是一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敢叫售货员“同志”,我怎么敢是他们的“同志”呢?不叫“同志”

又叫什么呢?叫“小姐”,称“先生”,实有所不妥。什么都不叫,更有所不安。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我自己都觉得十分难堪。我已经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了。

过了没有多久,我被指令到四十楼去参加“学习”。我第一次从家里走向四十楼的时候,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时。我走出门去,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上走过去。我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只是形象的比喻,可我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已经很不习惯同人打交道。我到了四十楼,见了革命小将,是不是还要高喊“报告!”呢?是不是还要低头垂手站在他们面前呢?

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得不到答复,走起路来,就磨磨蹭蹭。

我越走越慢,好不容易才走到四十楼。我见景生情,思绪万端。前不久我还在这里被“楼中游斗”,曾几何时,我又回到这里来了。这回是以什么身份回来?我说不清。“丑媳妇怕见公婆的面”,怕也不行。我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幸而没有口号的喊声,没有手打脚踹,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我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被分派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从此以后,我就以一个莫名其妙的身份,参加了他们的学习和活动。原来东语系的“棚友”都被召唤到那里。可是不知为什么待遇却显然不同。有的被分配打扫楼道。有一个印地语教员被无端扣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分配打扫厕所。我原来是有思想准备来干最脏最累的活的,然而竟然没有,实出我的意外了。

同革命群众在一起,我还非常不习惯,有点儿拘谨,有点儿不舒服。

我现在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学生们是青年人,活泼爱动。学习休息时,他们就吹拉弹唱。有一个同学擅长拉二胡,我非常欣赏;但又不敢忘形。年轻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我则呆坐一旁,宛然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气氛很不协调。

但是,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一些波澜。我回忆所及,首先就是党费问题。我上面已经谈过,在“黑帮大院”中,交党费是犯忌讳的。

我当时自己不能领每月的生活费,都是我的年迈的婶母代劳。她每月到外文楼东语系办公室去领全家三口人四十多元的生活费。作为“黑帮”的家属,她没少听到闲话。特别是井冈山“黑帮”的家属,更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奚落。

老人没有办法,只有忍气吞声。在这个情况下,她居然还怕自己的孩子丢掉党票,仍然按月交纳党费。东语系不知道哪一位党组织干部居然敢收下,而没有向“黑帮大院”通报。否则我一定会多挨上一顿打。我至今感激不尽。

我婶母还告诉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对她没有奚落,而且还偷偷地小声对她说:“把钱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谈到这种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温暖,也总是感激不尽。

但是,到了四十楼以后,应该我自己交党费了。我这种非人非鬼的处境,却使我不敢厚着脸皮去交党费。此时党组织好像已经不再活动。我也不知道向谁交。如此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按时交党费?”我十分坦诚地告诉他:“等到支部决定开除我出党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所有拖欠的党费一文不少地交上,然后离开。”由此可见,我认为,留在党内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除了党费问题,我在四十楼颇有一些小小的无关大局的感慨。这一座楼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太熟悉了。我在东语系,截止在1966年,已经当了20年的系主任。东语系的男学生在四十楼也住了极长的时间了。我必然要经常到这里来的。我在这里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也遭受过无情的凌辱。我不想发那些什么“世态炎凉,人情如纸”一类的牢骚。因为世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这样的人与事,只能算是例外。因此这种事情已经不值得再发牢骚了。

但是,我在感情上是异常脆弱的。我不能成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

我从来也不想成为英雄。英雄是用特种材料造成的,而我实非其俦。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小小的个人悲欢,经常来打扰我。何况“十年浩劫”绝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也绝非小事。以我这个脆弱的心灵来承受这空前的灾难,来承受这一件极大极大的事,其艰难程度完全可以想见了。到了四十楼以后,我的处境应该说是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前途仍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触景生情,心里就难免有所波动了。

远的不必讲了,专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两年多来说,四十楼就能唤起我很多不同的回忆,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感慨。1966年6月我从南口村回校,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的大字报,鼻子里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是在四十楼。我被勒令交出“黑钱”3000元,又被拒绝接受,是在四十楼。

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批斗东语系“走资派”,口号之声惊天动地,我自己也颇想“对号入座”,是在四十楼。自己顶撞了“支左”的解放军军官而被判处“楼内游斗”,是在四十楼。

啊,四十楼!我本不愿意想但又不能不想的四十楼!

我现在又到你里面来了,第二次滥竽“革命群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