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季羡林自传(典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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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在北京大学(1966~1977)(17)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劫难逃,是天然的“走资派”。所以在第一阵批“走资派”的大风暴中,他就被揪了出来。第一个“六一八斗鬼”,他必然是参加者之一。在这一方面,他算是老前辈了。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拥护那位“老佛爷”的“造反派”,生物系特别多。

在黑帮大院的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也因而占绝对优势。我可是万没有想到,劳改大院建成后,许多“走资派”在被激烈地冲击过一阵之后,没有再同我们这一批多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牛鬼蛇神”一起被关进来。这一位生物系总支书记却出现在我们中间。

大概是因为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多,他就“沾”了光,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详情我不清楚,不敢乱说。我只看到一个例子,就足以让人毛发直竖了。

有一天中午,时间大概是七八月,正是北京最炎热、太阳光照得最——用一句山东土话——“毒”的时候,我走过黑帮大院的大院子,在太阳照射的地方,站着一个人:是那位总支书记。双眼圆睁,看着天空里像火团般的太阳。旁边树荫中悠然地坐着一个生物系学生的牢头禁子。我实在莫名其妙。后来听说,这是牢头禁子对这位总支书记惩罚:两眼睁着,看准太阳,不许眨眼,否则就是拳打脚踢。我听了打了一个寒战:古今中外,从奴隶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试问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惩罚?

谁要是想实践一下,管保你半秒钟也撑不下来。这样难道不会把人的眼睛活生生地弄瞎吗?

此外,我还听说,没有亲眼看到,也是生物系教员中的两位牛鬼蛇神,不知怎样开罪了自己的学生。作为牢头禁子的学生命令这两位老师,站在大院子中间,两个人头顶住头,身子却尽管往后退;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够站着,就全靠双方彼此头顶头的力量。

类似的小例子,还有一些,不再细谈了。总之,折磨人的“艺术”在突飞猛进地提高。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专着。如果年久失传,实在是太可惜了。

5.附小一位女教员

这个女教员是哪个单位的,我说不清楚了。我原来并不认识她。她是由于什么原因被关进牛棚的,我也并不清楚。

根据我在牛棚里几个月的观察,牢头禁子们在打人或折磨人方面,似乎有所分工。各有各的专业,还似乎有点儿有条不紊,泾渭分明。专门打这位女教员的人就是固定不变的。

有一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女教员胳臂上缠着绷带,用一条白布挂在脖子上。隐隐约约地听说,她在前几天一个夜里,在刑讯室受过毒打,以致把胳臂打断。但仍然受命参加劳动。详细情况,当时我就不清楚,后来更不清楚。当时,黑帮们的原则是,事不干己,高高挂起。我就一直挂到现在。

6.西语系的一个“老右派”学生

这个学生姓周,我不认识他,平常也没有听说过。到了黑帮大院,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既然叫“右派”,而且还“老”,可见这件事有比较长久的历史渊源了。

在中国,划右派最集中的时期是1957年。难道这一位姓周的学生也是那时候被划为右派的吗?到了进入牛棚时,他已经戴了将近十年的右派帽子了。

这个期间他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完全不清楚。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满面蜡黄,还有点浮肿,头发已经脱落了不少,像是一个年老的病人。据说他原是一个聪明机灵的学生。此时却已经显得像半个傻子,行动不很正常了。我们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受到十分严重的折磨的结果。这无疑是一个人生悲剧。我自己虽然身处危难,性命操在别人手中,随时小心谨慎,怕被不吃素的长矛给吃掉;然而看到这一位“老右派”,我不禁有泪偷弹,对这一位半疯半傻的人怀有无量的同情!

可是在那一批毫无心肝的牢头禁子眼中,这位傻子却是一个可以随意打骂,任意污辱,十分开心的玩物。这样两只腿的动物到哪里去找呀!按照他们的分工原则,一个很年轻的看上去很聪明伶俐的工人,是分工折磨这个傻子的。我从没有见过这个年轻工人打过别的“罪犯”。独独对于这个傻子,他随时都能手打脚踢。排队到食堂去吃饭的路上,他嘴里吆喝着又打又骂的也是这个傻子。每到晚上,刑讯室里传出来的打人的声音以及被打者叫唤的声音,也与这个傻子有关。我写回忆录,有一个戒条,就是:决不去骂人。

我在这里,只能作一个例外,我要骂这个年轻的工人以及他的同伙:“万恶的畜类!猪狗不如的东西!”

有一天,我在这个傻子的背上看到一个用白颜色画着的大王八。他好像是根本没有家,没有人管他。他身上穿的衣服,满是油污,至少进院来就没洗过,鹑衣百结。但是这一只白色的大王八却显得异常耀眼,从远处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别人见了,有笑的权利的“自由民”会哈哈大笑,我辈失掉笑的权利的“罪犯”,则只有兔死狐悲,眼泪往肚子里流。

7.物理系的一个教员

这个教员是北大心理系一位老教授的儿子,好像还是独生子。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他的一条腿短一截,走起路来像个瘸子。

我从前并不认识他。初进牛棚时,甚至在太平庄时,都没有见到过他。

我们在牛棚里已经被“改造”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是中午过后不久——我在这里补充几句。牛棚里是根本没有什么午休的。东语系那位老教授,就因为午饭后坐着打了一个盹儿,被牢头禁子发现,叫到院子里在太阳下晒了一个钟头,好像也是眼睛对着太阳——我在牢房里忽然听牛棚门口有打人的声音,是棍棒或者用胶皮裹起来的自行车链条同皮肉接触的声音。这种事情在黑帮大院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天能有许多起。我们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了,引不起什么感觉。但是,这一次声音特别高,时间也特别长。我那麻木的神经动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向棚口看了看。我看到这一位残伤的教员,已经被打倒在地,有几个“英雄”还用手里拿着的兵器,继续抽打。他身上是不是已经踏上了一千只脚,我看不清楚。我只看到这一位腿脚本来就不灵便的人,躺在地上的泥土中,脸上还好像流着血。

他为什么这样晚才到牛棚里来?他是由于什么原因才来的?他是不是才被“揪”出来的?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一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虽然也像胡适之博士那样有点儿考据癖,但是我不想在这里施展本领了。

从此以后,我们每次排队到食堂去吃饭时,整齐的队伍里就多了走起路来很不协调的瘸腿的“棚友”。

关于牛棚中个别人的“花絮”,如果认真写起来的话,还可以延长几倍。我现在没有再写的兴致,我也不忍再写下去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希望读者自己慢慢地去体会吧。

(十一)特别雅座

我自己已经堕入地狱。但是,由于根器浅,我很久很久都不知道,地狱中还是有不同层次的。佛教不是就有十八层地狱吗?

这话要从头讲起,需要说得长一点儿。生物系有一个学生,大名叫张国祥。牛棚初建时,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他是后来才来的。至于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又是怎样来的,那是聂记北大革委会的事情,我辈“罪犯”实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他到了大院以后,立即表现出鹤立鸡群之势。看样子,他不是一个大头子,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我经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中收缴来的。

“罪犯”们所有的财务都归这一批牢头禁子掌握,他们愿意到“罪犯”家中去拿什么,就拿什么。连“罪犯”的性命自己也没有所有权了——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这在那一所阴森恐怖寂静无声的“牛棚”中,是非常突出的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几天晚上,在晚间训话之后,甚至在10点钟规定的“犯人”就寝之后,院子里大榆树下面,灯光依然很辉煌,这一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右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首站着一个“罪犯”。他问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怒骂。这种训斥和怒骂,我已经看惯了。但是他这坐的姿势,我觉得极为新鲜,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影像,永世难忘。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天晚上,他眼前垂头站立的竟是原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过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他是那位“老佛爷”贴大字报点名攻击的主要人物。黑帮大院初建时,他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另外什么地方,还不是“棚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张国祥问陆平什么问题,问了多久,后果如何,我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很蹊跷而已。

可是我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这个厄运竟飞临到我头上来了。有一天晚上,已经响过熄灯睡觉的铃,我忽然听到从民主楼后面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那时我们的神经每时每刻都处在最高“战备状态”中。

我听了以后,连忙用上四条腿的力量,超常发挥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张国祥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态,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

“我没有联系。”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

“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你有几个老婆呀?”

我大为吃惊,敬谨回禀:“我没有几个老婆。”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他说:“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

是的,我承认他说的是实话。我一没有被拳打脚踢;二没有被“国骂”

痛击。这难道不就是极大的“仁慈”吗?我真应该感谢“皇恩浩荡”了。

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这一句话里面含着极危险的“杀机”。

“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明天晚上怎样呢?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熄灯铃响了以后,我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空霹雳一般,听到了一声:“季羡林!”我用比昨晚还要快的速度,走出牢房的门,看到这位张先生不是在大院子里,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我知道事情有点儿不妙。还没有等我再想下去,我脸上、头上蓦地一热,一阵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作武器打下来的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地落到我的身上,不是下半身,而是最关要害的头部。我脑袋里嗡嗡地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我不敢躲闪,笔直地站在那里。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顶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我好像要失掉知觉,我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我本能地坚持下来。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如果有的话——也根本听不到了。我处在一片迷茫、混沌之中。我不知道,他究竟打了多久。据后来住在拐角上那间牢房里的“棚友”告诉我,打得时间相当长。他们都觉得十分可怕,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我自己则几乎变成了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为没有知觉的东西,反而没有感到像旁观者感到的那样可怕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隐隐约约地仿佛是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我的知觉恢复了一点儿,知道这位凶神恶煞又对我“仁慈”了。

我连忙夹着尾巴逃回了牢房。

但是,知觉一恢复,浑身上下立即痛了起来。我的首要任务是“查体”,这一次“查体”全是“外科”,我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还是否完整。

眼睛被打肿了,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都还能睁开。足证眼睛是完整的。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上都流着血。但是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

试想,这一夜我还能睡得着吗?我躺在木板上,辗转反侧,浑身难受。

流血的地方黏糊糊的,只好让它流。痛的地方,也只好让它去痛。我没有镜子,没法照一照我的“尊容”。过去我的难友,比如地球物理系那一位老教授,东语系那一位女教员等等,被折磨了一夜之后,脸上浮肿,眼圈发青。

我看了以后,心里有点颤抖。今天我的脸上就不止浮肿,发青了。我反正自己看不到,由它去吧。

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要背语录。我现在干的是在北材料厂外面马路两旁筛沙子的活。我身上是什么滋味?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概说不清楚,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

正如俗话所说的:祸不单行。我这一个灾难插曲还没有结束。这一天中午,还是那一位张先生走进牢房,命令我搬家。我这“家”没有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立即搬到我在门外受刑的那一间屋子里。白天没有什么感觉,到了夜里,我才恍然大悟: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的地方。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不许睡觉。“看守”什么呢?我不清楚。是怕犯人逃跑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知识分子犯人是最胆小的,不会逃跑。看来是怕犯人寻短见,比如上吊之类。现在我才知道,受过重刑之后,我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我升级了,升入一个更高的层次。“钦犯”陆平就住在这间屋里。打一个比方说,我在佛教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