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季羡林自传(典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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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在北京大学(1966~1977)(1)

在牛棚里已经待了一段时间。自己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越来越麻木。这个地方,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如果还有感觉的话,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

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

从社教运动谈起

20世纪60年代前半,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运动。北大又大大地折腾了一番。规律仍然是: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混战了一阵,然后平静下来,又都奉命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前面已经说过,我于1965年秋天,开完了“国际饭店会议”以后,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担任这个村的社教队的副队长,分工管整党工作。南口村是一个小小的山村。在铁道修建以前,是口内外的交通要道。据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当年这里十分繁华,大街上店铺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行令之声通宵达旦。铁路一修,情况立变,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处可见断壁颓垣,一片荒凉寂寞,当年盛况只残留在老年人的记忆中了。

村里社教运动进行的情况,我不想在这里谈。我只谈与“文化大革命”

有关的一些情况。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来头是很大很大的。

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用不着我再去细说。它实际上是在1965年冬天开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时候。这时候,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了“革命”的烽火。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满篇邪理。它据说也是颇有来头的。姚文元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出台献艺的小丑而已。我读到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我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怎奈我天生愚钝,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然而我却偏偏忽略阶级斗争。我从文章中一点儿也没有体会出阶级斗争的味道。我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我只把它当作一篇平常的文章来看待。兼之我又有肚子里藏不住话的缺点(优点?)。看完了以后,我就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我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我还说,“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朋友。我同吴晗在30年代初在清华是同学。1946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学生做过一次报告,在他家里住过一宿。如此等等,说个没完。我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我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我内定他为我的“接班人”。就是这一个我的“心腹”,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账,可他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臭名远扬的“老佛爷”,被关进牛棚。我的这一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上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记住的我说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儿歪曲,倾盆倒到了我的头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我顺便说一句,这一位有一百个理由能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贫农兼烈属的子弟,已经溜到欧洲一个小国当洋奴去了。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仍然读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纳的逻辑,捕风捉影莫须有的推理,给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给人罗织罪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这一套荒谬绝伦的东西是否就是姚文元个人的发明创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从来头很大的人那里剽窃来的。无论如何,这一种歪风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实在是罄竹难“数”。它把青年一代的逻辑思维完全搞混乱了。流风所及,至今未息。

还有一件小事,我必须在这里讲一讲。我们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不是来自一个单位。除了北大以外,还有人来自中央广播电台,来自警察总队等单位。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律便衣,不对人讲自己的单位。内部情况只有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这一伙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队,尽管过去并不认识,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感情异常融洽。公安总队来了一位姓陈的同志,是老公安,年纪还不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相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不足道的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看了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我大吃一惊,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自己心里估量: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

岂知陈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诌了两句诗:“廿年一觉燕园梦,赢得反党反社名。”这是后话,这里就先不谈了。

1966年6月4日

南口村虽然是一个僻远的山村,风景秀丽,居民和善。但是也绝非世外桃源。我们来这里是搞阶级斗争的。虽然极左的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别的地方一样,绝不是没有问题的,搞一点儿“阶级斗争”看来也是必要的。我们哪里想到,我们在这里搞阶级斗争时,全国范围内已经涌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

这一场风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学。

这一点我们最初是不知道的。我们僻处京郊,埋头社教,对世事距离好像比较远,对大自然好像是更为接近。1966年的春天,同过去任何一个春天一样,姗姗来迟。山村春来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终于陆续绽开了蓇葖,一片粉红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们的活动,从表面上来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静。然而从报纸上来的消息,从外面传进来的消息,知道一场大的运动正逼近我们。北京大学一向是政治运动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此时我们虽然不在学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风骤雨前浓云密布那样,也正在酝酿着什么,我们心里是有底的。只不过是因为身居郊外,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儿宁静而已。

五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中央接二连三地发出一些文件,什么“五一六通知”之类。事情本来已经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经说到,我脑袋里最缺少政治细胞,缺少阶级斗争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阳光中,在繁花如锦的环境里,懵然成为井中之蛙,从来没有把这一场暴风雨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此时城里的燕园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城里回来的人口中得知学校里已经开了锅。两派(或者说不清多少派)之间争辩不休,开始出现了打人的现象。据说中央派某某大员到北大去,连夜召开大会,想煞住这一股不讲法制、胡作非为的歪风。听说,在短时间内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过了没有几天,到了5月25日,那位“老佛爷”纠集了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要干什么?”立即引起了两派人的辩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听说在大饭厅附近,争辩的人围成了圈子,高声嚷嚷,通宵达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参加。好像是一块巨石击破了北大这块水中天。这里乱了套了。

这一张大字报的详细内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立刻就感觉到,这是校内社教运动的继续、发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谓“国际饭店会议”上,反陆平的一派打了一个败仗,挨了点儿整。按照我们最近多少年来的运动规律,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准备整别人了。

到了6月1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那一张大字报,还附上了什么人的赞美之词,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反正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这好像钉子钉在案板上,铁定无疑了。我们南口村的人当然也议论这一张大字报,可是并没有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派,只不过泛泛一谈而已。此时校园内的消息不断地陆陆续续传了过来,对我们的心情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干扰,我们实在是不了解真实情况,身处山中,好像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轻雷,不见雨点,与己无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还颇有一点儿怡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东语系在南口村参加社教的师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总支书记,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都是被整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当权派”。所有的当权派,除了最高层的少数几个天之骄子以外,几乎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神秘莫测的中国语言把它缩简为“走资派”)。在南口村,东语系的走资派和一般教员和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我们这两位“走资派”“难得糊涂”,宛如睡在甜甜蜜蜜的梦中,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悬崖边上,下临无地,只等有人从背后一推,立即能堕入深涧。而个别推我们的人此时正毕恭毕敬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摇着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只哈巴狗。

没有想到——其实,如果我们政治嗅觉灵敏的话,是应该想到的——6月4日,我们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我们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无书籍,二无细软,几床被褥,一个脸盆,顺手一卷,立即成行,挤上了学校派去的大汽车。住了七八个月的南口村,现在要拜拜了。“客树回看成故乡”,要说一点儿留恋都没有,那不是实情。心头也确实漾起了一缕离情别绪。但是,此时有点儿兵荒马乱的味道,顾不得细细咀嚼了。别人心里想什么,我不清楚。我们那一位总支书记,政治细胞比我多,阶级斗争的经验比我丰富。他沉默不语,也许有点儿什么预感。但是此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子。我虽然心里也有点儿没底,有点儿嘀咕,也没有时间考虑太多太多。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一次回家,却好像是走向一个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到了燕园。我原来下意识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员和学生来迎接我们,热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们毕竟还是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还没有什么人罢我们的官嘛。然而,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内林荫大道上,横七竖八,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儿空隙,就要挤满了自行车。真是洋洋大观,宛如自行车的海洋。至于校内的人和外面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真好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我们的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难行。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好像是几点水珠汇入大海的波涛中,连一点儿水花都泛不起来了。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简直都是想入非非,都到爪哇国去了。

据说从6月1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般涌进燕园。在“马列主义”信徒们眼中,北大是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超过了西天灵鹫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涤除身体上和灵魂中的一切污浊,一切罪孽。来的人每天有七八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先是附近学校里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儿的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本地的市民当然是当仁不让,也挤了进来凑热闹,夹在里面起哄。这比逛天桥要开心多了。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还布满了大小字报,内容是一边倒,都是拥护“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

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五光十色,喧声直上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