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季羡林自传(典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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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德国十年(11)

希特勒的内政外交,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但是他那一套诬蔑中国人的理论,我们却不应该置之不理。他说,世界上只有他们所谓的北方人是文明的创造者,而中国人等则是文明的破坏者。这种胡说八道的谬论,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极大愤怒。但是,我们是寄人篱下,只有敢怒而不敢言了。

在我认识的德国人中间,确实也有激烈地反对希特勒的人。不过人数极少极少,而且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都隐忍不露。我同德国人在一起,不管是多么要好的朋友,我都严守“莫谈国事”的座右铭。日子一久,他们也都看出了这一点。有的就主动跟我谈希特勒,先是谈,后是骂,最后是破口大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退休的法官,岁数比我大一倍还要多。我原来并不认识他,是一个中国学生先认识的。这位中国学生来历诡秘,看来像是蓝衣社之类,我们都不大乐意同他往来。但他却认识了这样一个反希特勒的法官。他的主子是崇拜希特勒的,从这一点来看,他实在是一个“不肖”之徒。不管怎样,我们也就认识了这一位退休法官。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他无不激烈反对。我没到他家里去过。他好像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汉。只有同我们在一起时,才敢讲几句心里话,发泄一下满腹的牢骚。我看,这就成了这一位表情严肃的老人的最大乐趣了。

另外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朋友,是一位大学医科的学生。我原来也并不认识他,是龙丕炎先认识的。他年纪还轻,不过二十来岁,同我自己差不多。同那位法官正相反,他热情洋溢,精力充沛,黑头发,黑眉毛,透露出机警聪明。他的家世我不清楚,也不清楚他反对希特勒的背景。反对希魔同路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了这一条,我们就走到一起来了。

在德国人民中,在大学的圈子里,反对希特勒的人,一定还有。但是绝不会太多。一般说起来,德国人在政治上并不敏感,而且有点儿迟钝。能认识这两个人,也就很不错了,我也很满意了。我们几个常在一起的中国学生,不常同他们往来。有时候,在星期天,我们相约到山上林中去散步。我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大概也一样。记得有几次在春天,风和日丽,林泛新绿,鸟语花香,寂静无人。我们坐在长椅上,在骀荡的春风中,大骂希特勒,也确实是人生一乐。林深人稀,不怕有人偷听,每个人都敢于放言高论,胸中郁垒,一朝涤尽。此时,虽然身边眼前美景如画,我们都视而不见了。

现在,法官恐怕早已逝世。从年龄上来看,医科学生还应活着。但是,哥城一别,从未通过音问,他的情况我完全茫然。可是我有时还会想到这一位异邦的朋友。人世变幻,盛会难再,不禁惘然了。

伯恩克(Boehncke)一家

讲到反对希特勒的人,我不禁想到伯恩克一家。

所谓一家,只有母女二人。我先认识伯恩克小姐。原来我们可以算是同学,她年龄比我大几岁,是学习斯拉夫语言学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斯拉夫语研究所也在高斯-韦伯楼里面,同梵文研究所共占一层楼。一走进二楼大房间的门,中间是伊朗语研究所,向左转是梵文研究所,向右转是斯拉夫语研究所。我天天到研究所来,伯恩克小姐虽然不是天天来,但也常来。我们共同跟冯·格林博士学俄文,因此就认识了。她有时请我到她家里去吃茶。

我也介绍了张维和陆士嘉同她认识。她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父亲已经去世,据说生前是一个什么学的教授,在德国属于高薪阶层。因此经济情况是相当好的,自己住一层楼,家里摆设既富丽堂皇,又古色古香。风闻伯恩克小姐的父亲是1/4或1/6犹太人,已经越过了被屠杀被迫害的临界线,所以才能安然住下去。但是,既然有这样一层瓜葛,她们对希特勒便抱有强烈的反感。这也就成了我们能谈得来的基础。

伯恩克小姐是高才生,会的语言很多。专就斯拉夫语而言,她就会俄文、捷克文、南斯拉夫文等等。这是她的主系,并不令人吃惊。至于她的两个副系是什么,我忘记了;也许当时就不知道。总之是说不出来了。她比我高几年,学习又非常优秀。因为她是女孩子,没有被征从军。对她来说,才能和时间都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到了我通过博士口试时,她依然是一个大学生。以她的才华和勤奋,似乎不应该这样子,然而竟是这样子,个中隐秘我不清楚。

这位小姐长得不是太美,脾气大概有点孤高。因此,同她来往的人非常少。她早过了及笄之年,从来不见她有过男朋友,她自己也似乎不以为意。

母女二人,形影相依,感情极其深厚诚挚。有一次,我在山上林中,看到她母女二人散步,使我顿悟了一层道理。“散步”这两个字似乎只适用于中国人,对德国人则完全不适用。只见她们母女二人并肩站定,母右女左,挽起胳膊,然后同出左脚,好像是在演兵场上,有无形的人喊着口令,步伐整齐,不容紊乱,目光直视,刷刷刷地走上前去,速度是竞走的速度,只听得脚下鞋声击地,转瞬就消逝在密林深处了。这同中国人的悠闲自在,慢慢腾腾,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中乐趣我百思不解。只能怪我自己缘分太浅了。

这个问题先存而不论。我们认识了以后,除了在研究所见面外,伯恩克小姐也间或约我同张维夫妇到她家去吃茶吃饭。她母亲个儿不高,满面慈祥,谈吐风雅,雍容大方。看来她是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的。欧洲古典文化,无论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艺术,老太太样样精通,谈起来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令人怡情增兴,乐此不疲。下厨房做饭,老太太也是行家里手。小姐只能在旁边端端盘子,打打下手。当时正是食品极端缺少的时期,有人请客都自带粮票。即使是这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请一次客,自己也得节省几天,让本来已经饥饿的肚子再加码忍受更难忍的饥饿。这一位老太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亲手烹制出一桌颇为像样子的饭菜的。她简直像是玩儿魔术,变戏法。我们简直都成了神话中人,坐在桌旁,一恍惚,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几个沦入饥饿地狱里的饿鬼,是如何地狼吞虎咽了。这一餐饭就成了我毕生难忘的一餐。

但是,我认为,最让我兴奋狂喜的还不是精美的饭菜,而是开怀畅谈,共同痛骂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她们母女二人对法西斯的一切倒行逆施,无不痛恨。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那样,有这种想法的德国人,只能忍气吞声,把自己的想法深埋在心里,绝不敢随意暴露。但是,一旦同我们在一起,她们就能够畅所欲言,一吐为快了。当时的日子,确实是非常难过的。张维、陆士嘉和我,我们几个中国人,除了忍受德国人普遍必须忍受的一切灾难之外,还有更多的灾难,我们还有家国之思。我的远处异域,生命朝不保夕。

英美的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高兴下蛋,落在我们头上,则必将去见上帝或者阎王爷。肚子里饥肠辘辘,生命又没有安全感。我们虽然还不至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但是精神绝不会愉快,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到了伯恩克家里,我才能暂时忘忧,仿佛找到了一个沙漠绿洲,一个安全岛,一个桃花源,一个避秦乡。因此,我们往往不顾外面响起的空袭警报,尽兴畅谈,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一直谈到深夜,才蓦地想起:应该回家了。一走出大门,外面漆黑一团,寂静无声,抬眼四望,不见半缕灯光,宇宙间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仿佛变成了我佛如来,承担人世间所有的灾难。

我离开德国以后,在瑞士时,曾给她母女二人写过一封信。回国以后,没有再联系。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我见到张维,他告诉我说,他同她们经常有联系。后来伯恩克小姐嫁了一个瑞典人,母女搬到北欧去住。母亲九十多岁去世,女儿仍在瑞典。今生还能见到她吗?希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悲夫!

迈耶(Meyer)一家

迈耶一家同我住在一条街上,相距不远。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是怎样认识他们的。可能是由于田德望住在那里,我去看田,从而就认识了。

田走后,又有中国留学生住在那里,三来两往,就成了熟人。

他们家有老夫妇俩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老头同我的男房东欧朴尔先生非常相像,两个人原来都是大胖子,后来饿瘦了,脾气简直是一模一样,老实巴交,不会说话,也很少说话。在人多的时候,呆坐在旁边,一言不发,脸上却总是挂着憨厚的微笑。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他绝不会撒谎、骗人。

他也是一个小职员,天天忙着上班、干活。后来退休了,整天待在家里,不大出来活动。家庭中执掌大权的是他的太太。她同我的女房东年龄差不多,但是言谈举动,两人却不大一样。迈耶太太似乎更活泼,更能说会道,更善于应对进退,更擅长交际。据我所知,她待中国学生也是非常友好的。住在她家里的中国学生同她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她也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妇女,家庭中一切杂活她都包了下来。她给中国学生做的事情,同我的女房东一模一样。我每次到她家去,总看到她忙忙碌碌,里里外外,连轴转。但她总是喜笑颜开,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愁眉苦脸过。他们家是一个非常愉快美满的家庭。

我同他们家来往比较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我写作博士论文的那几年中,我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而我自己既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因为屡次反复修改,打字量是非常大的。适逢迈耶家的大小姐伊姆加德(Irmgard)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机,而且她还愿意帮我打。于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原稿改得太乱,而且论文内容稀奇古怪,对伊姆加德来说,简直像天书一般。因此,她打字时,我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这样往往工作到深夜,我才摸黑回家。

我考试完结以后,打论文的任务完全结束了。但是,在我仍然留在德国的四五年间,我自己又写了几篇论文,所以一直到我于1945年离开德国时,还经常到伊姆加德家里去打字。她家里有什么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我必被邀请参加。特别是在她生日的那一天,我一定去祝贺。她母亲安排座位时,总让我坐在她旁边。此时,留在哥廷根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少。以前星期日总在席勒草坪会面的几个好友都已走了。我一个人形单影只,寂寞之感,时来袭人。我也乐得到迈耶家去享受一点儿友情之乐,在战争喧闹声中,寻得一点儿清静。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象。1945年9月24日,我在日记里写道:

吃过晚饭,7点半到Meyer家去,同I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在我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3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

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讯。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纳粹的末日——美国兵进城

我在上面多次讲到1945年美国兵占领哥廷根以后的事情,好像与时间顺序有违;但是为了把一件事情叙述完整,不得不尔。按顺序来说,现在是叙述美国兵进城的情况了。

时间到了1945年春末,战局急转直下。此时,德国方面已经谈不到什么抵抗,只有招架之功,连还手之力也没有了。一天24小时,都是警报期。

老百姓盛传,英美飞机不带炸弹了。他们愿意什么时候飞来,就什么时候飞来,从飞机上用机枪扫射。有什么地方一辆牛车被扫中,牛被打得流出了肠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从表面上看起来,老百姓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还是相当沉着的,只是显然有点麻木。

德国民族是异常勤奋智慧的民族,办事治学一丝不苟的彻底性名扬世界。他们在短短的一两百年内所创造的文化业绩,彪炳寰中。但是,在政治上,他们的水平却不高。我初到德国的时候,他们受法西斯头子的蛊惑,有点儿忘乎所以的样子,把自己的前途看成是一条阳关大道,只有玫瑰,没有荆棘。后来,来了战争,对他们的想法,似乎没有任何影响。在长期的战争中,他们的情绪有时候昂扬奋发,有时候又低沉抑郁。到了英美和苏联的大军从东西两方面压境的时候,他们似乎感觉到,情况有点儿不妙了。但是,总起来看,他们的情绪还是平静的。前几年听了所谓特别报道而手舞足蹈的情景,现在完完全全看不到了。

在无言中,他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