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的盛况，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不大的会议室里，一百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凳上，静候毛泽东的到来。来了，毛泽东面带笑容，精神饱满，从连接山上的宿舍一头的门里走出来。大家都起立，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一一与他们握手，互相问候。问候完毕，毛泽东走到主席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接着，小小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柔绵细长、抑扬顿挫的湖南腔：‘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在发表重要讲话时，从远方隐隐传来国民党军队的炮声……”
座谈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
在五月二日的会上，毛泽东紧握着为《八路军进行曲》作词的公木的手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
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会上，朱德针对有人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的观点，鲁迅是革命的、没有什么转变的观点，以及鲁迅从来不歌功颂德的文章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这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针对转变立场的问题，他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以自己的经历说：“我是一个旧军队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了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全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党。我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他还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
毛泽东五月二十三日以《结论》为题目，为座谈会作总结时，说：
“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的话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当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
一九四三年五月，《解放日报》刊载的一篇通讯评价这次会议说：“……抗战以后，许多作家都提出了文艺入伍、文艺下乡的口号，也有不少实际行动了，比以前是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些行动多半还是浮在表面，就连在延安和华北华中抗日前线的许多作家，对于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作家与实际斗争相结合的目的，也还是没有能真正达到。这种情形的显着表现，就是他们的许多作品，还不能写出群众的真实面目和真实感情，有的则简直是把群众写歪了。这是因为这部分作家虽然自己以为已经完全用了工农的新眼睛看世界，其实却还在常常袭用着小资产阶级的旧眼睛看世界的缘故。去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和凯丰同志召集延安党内外文艺界同志开了三次文艺议会才把这个矛盾从思想上解决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对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倾向性问题，为促进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的结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为了确保文艺运动沿着延安文艺座谈会指明的新方向前进，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中央文委还专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在延安的五十多名从事文艺工作的党员出席了会议。凯丰、陈云、刘少奇、秦邦宪等讲了话。三月十三日《解放日报》在报道这次会议时说：“在这个会上，凯丰同志和陈云同志详细说明了作家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几个应该在认识上彻底转变的根本问题。刘少奇同志勉励大家到几个最好的学校里去长期学习。这次会对到会同志影响极大，对实现毛泽东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新方向，可说有决定的作用。”
在这两次会议之后，文艺家们纷纷下乡、去前线。萧三、艾青、塞克去了南泥湾，陈荒煤去了延安县，刘白羽、陈学昭下到村里和连队，高原、柳青去了陇东，丁玲去了工厂。鲁艺、边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赴农村和前线。通过一段时间的深入生活，与军民打成一片，鲁艺师生率先推出了歌剧《兄妹开荒》。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看了之后，都觉得耳目一新。周而复、黄一平写的《牛永贵挂彩》影响非常大。此后，《白毛女》、《血泪仇》、《穷人恨》等作品催人泪下，以至于在《白毛女》演出时，有战士因被戏剧感染，把扮演大恶霸的演员陈强误当做现实中的恶霸，当场举枪，朝戏台上射击，差点将陈强打死。
在繁忙的工作中，凯丰经常以面谈和书信方式，向毛泽东请示或一起研究工作。在研究党报的办刊方针和编译工作中，毛泽东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给凯丰写了《致何凯丰》的一封信，信中说：
“凯丰同志：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二百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谈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罗迈走后，中研院由你直接领导。
“解放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部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毛泽东亲自为凯丰起草了第四版的征稿办法：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江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八千字，此外并作图画。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八千字。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五千字。王震元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五千字。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字。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字。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五千字。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八千字。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八千字。吴老：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五千字。
在这时期，凯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撰写了《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翻译了一批马列主义文献，满足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急需。
凯丰对教育工作极为重视，经常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作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他还为抗日军政大学写了校歌。
毛泽东对凯丰送来的歌词给予了高度评价：“写得不错！它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歌词中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后来被毛泽东确定为抗日军政大学的作风。
这首歌的歌词是：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努力工作、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
歌词配上吕骥创作的激越、雄浑、催人奋进的曲调，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中华儿女担承民族解放的责任，发奋学习、英勇杀敌。
凯丰在抗大创作这首歌词时，教室里学员们端坐正听，操场上学员们步伐坚定，射击场上枪炮声此起彼伏，旷野操战法虎跃龙腾……凯丰受“红埔”（时有国民党有“黄埔学校”、共产党有“红埔学校”之说）生龙活虎气氛所感染和激励，一挥而就将这首歌写成。
在这之前，当南京沦陷在日寇铁蹄下后，凯丰还写下了《保卫南京》的歌词。歌词是：
我们的首都，
正在危急之中，
同胞们，
快快动员起来，
武装起来，
保卫南京！
实现全面的抗战，
全民族的抗战，
这是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驱逐日寇出中国，
把我们的首都，
搬回南京！
把我们的首都，
搬回南京！
这首歌词也是吕骥谱曲。歌曲朗朗上口，便于普及，很快在全国各地广为传唱，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斗志，对中华民族夺取抗战胜利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三十三、提出宣传毛泽东主义
整风运动结束前的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这一决定，“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政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加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决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这一天，结束了张闻天自遵义会议以来长达九年之久的中共中央总负责的职务。会上，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袖。
会议《决定》还指出：“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一九四三年，既是毛泽东集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共书记处主席于一身的一年，也是他诞辰五十周年的纪念年。
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一百余年的革命斗争和自己政党二十年的革命斗争，已经具备了产生自己的正确理论的条件。但这个理论如何提出，怎么命名，还没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九四二年春天，延安理论工作者张心如和《晋察冀日报》主编邓拓，相继提出“毛泽东主义”，认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之后，党内一些同志要求在毛泽东五十岁生日时为他祝寿，并要求宣传毛泽东主义。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顺应大多数同志们的愿望，专门写信向毛泽东提出了宣传毛泽东主义的请示。
但在这之前，犯过“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暗地里却反对提“毛泽东主义”。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凯丰给他写信前的一次中央党校会上发言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对于宣传他的思想，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给凯丰回了信：
凯丰同志：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一）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结。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二）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三）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四）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着方面（译是马列，着是历史），须集中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尽管凯丰建议“宣传毛泽东主义”在当时没被采纳，但为当年七月五日由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四十四名中央委员和三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朱德代表党中央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毛泽东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十二个大字写在会场上，以党内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将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曾经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的一些人，仍然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任弼时成为中共五人领导核心之一，张闻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当选为中央委员，王明称病不参加会议仍当选为中央委员。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后，毛泽东提议将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结果成为候补中央委员。
这次会议，凯丰没有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他只作为代表参加会议。
其实，在大会召开前，毛泽东是建议凯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他让凯丰在会上发言，对过去所犯错误再一次检讨，以求得代表们的谅解。毛泽东还替凯丰做了解释工作。在五月二十四日选举前的会上，毛泽东对代表们说：“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人家把账记在我的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反‘左’倾路线的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尽管凯丰的名字上了中央委员参选名单，最后还是落选了。
伍修权在《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中记述七大召开时的情景说：“记得我没有参加小组会，只参加了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会议期间我发了一次言，就是讲遵义会议时凯丰同志的问题。我见原来提名他为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我讲了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他当时是顽固地抵制遵义会议决议的，我认为他不宜参加新的中央委员会。后来的中央委员名单中果然没有他了，也许当时还有别人提了这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