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头说过，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腹部留着弹片，长征途中还在化脓，参加遵义会议都是用担架抬去的。长征结束，到达陕北，王稼祥不得不离开延安，去苏联治伤。王稼祥去苏联时，恰好王明回国。中央决定王稼祥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归来，为解决王明企图争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问题提供了契机。
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原来，在共产国际中，主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与王明共过事。季米特洛夫在工作中发现，王明喜欢夸夸其谈，根本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却又与革命实践经验丰富的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格外紧张。王稼祥治好伤的时候，任弼时被中央派往苏联汇报工作，同时接替王稼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季米特洛夫借王稼祥回国的机会，请他给中共中央带来口头批示。批示说：“应当承认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实际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争了。”
八月二十九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徐特立等离开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
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主持长江局工作的凯丰和董必武、叶剑英，就武汉工作布置方针作出指示，武汉紧急，他们应依下列方针布置：“组织方面即依长江局原定之中原局、东南分局、南方局、重庆党报委员会及中央代表团五个方向布置；南方局暂与中央代表团、办事处一起入川，武汉人员仍以一部分到中原，一部分入湘，小部分留汉随周、叶行动”；“必武即入川，凯丰在恩来到后入川，剑英、克农（李克农）、文杰（黄文杰）暂留汉”；“湖北省委仍如前”，“仅留极少几个人在汉主持工作，随办事处行动”；“周、项（项英）即去汉，博随周行”。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在会上，王稼祥在与会人员极为关注的目光中，传达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应当承认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实际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争了。”王稼祥还告诉与会者，过去代表共产国际到中共中央发号施令的米夫，已经遭到苏联专政机关的逮捕，并被处决。
王明一听，如五雷轰顶，脸色顿时灰白，整个身子似乎矮了一大截。王明终于失去了“王牌”—共产国际的纵容和庇护。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重申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尽管王明任长江局书记时过分相信蒋介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鼓吹正规战、运动战，忽视游击战；鼓吹死守武汉，以及阻止《新华日报》及时登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行为，产生过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只在局部范围内。这一点，在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曾经在长江局工作过的邓颖超在同廖似光的谈话中指出：王明的右倾错误“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点”，“但是影响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响”。
当王明犯错误必须调回延安时，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凯丰留长江局工作”，这是凯丰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信任的明确表述。
二十七、自古忠孝难两全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不暂时搁置，这让国统区的共产党人能由“地下”走上“地面”，他们的家属也不再是“另类”。
这样的政治局面，对于凯丰的亲人无异于是天大的喜讯。
何秋美却没有享受到不是“共匪”父亲的喜悦。
他劳累了一生，为儿子担着惊，受着怕。自儿子一九二六年离家后，从没得到过儿子一个字的问候和一分钱的报答。何秋美囿于文化太低，视野有如坐井观天，加上身处赣西山区，消息十分闭塞，不知道儿子在外是在干着惊天动地、改朝换代的大事；不知道儿子是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事业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不知道儿子在呕心沥血地协助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谋划着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方针政策；不知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个中道理。他带着对儿子的强烈不满，带着对儿媳孙氏坚守妇道的无比歉疚，一一浏览完空荡荡的何家四壁，于一九三七年秋天恋恋不舍地永远闭上了眼睛。
何秋美死后的第二年春天，凯丰终于来信了。那信是由在武汉做事的何裕芳带来的。
来信说，他在武汉一切都好。过去之所以没给家里写信，是因为时局不允许，写信回家对家人和他本人都会带来巨大灾难。因此，自德国往家里寄那些书籍后，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按理现在应该回来看看，但公务在肩，实在太忙，没法抽身，等将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再回家看望父母和家人。
接到凯丰的来信，全家人欣喜若狂，悲喜交加，他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只有这时，积蓄在他们心头的压抑、愤怒、痛苦、煎熬才得到彻底的释放。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说老天爷真是有眼睛，保佑了他们的何克全。凯丰的母亲金氏和妻子孙氏经过商量，立即张罗着让在国民政府工作的何裕芳，带着凯丰的大女儿何明清去武汉，去见离家十一年的父亲。
何明清去了武汉之后，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不闻音讯。
一九三八年十月，何裕芳让人从武汉捎回来一条消息，说日军进攻武汉时，飞机向武汉市区扔了许多炸弹。凯丰在轰炸中被炸死，何明清是死是活没有消息。
如同晴天霹雳，家人惊呆了。
人有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再大的苦难也能承受。一旦希望破灭，再坚强的人也很难挺直身子。
孙氏垮了，彻底垮了，垮在凯丰已经死亡的消息上。
孙氏在何家十几年，说白了是为凯丰活着。只要凯丰还在，哪怕他永远不回来，她也不会埋怨他。毕竟，她是有夫之人。凯丰死了，她的精神支柱折断了。她认为，自己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年的惊吓、劳累和苦痛，加上日益严重的肺病，使她经常吐血，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凯丰死亡的噩耗突然传来，如同雪上加霜，给了孙氏致命一击，将她击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是个深秋的夜晚，蟋蟀经不住寒风的侵扰，发出颤抖的呻吟。
孙氏挣扎着从床上起来，感觉全身能被风吹起。她扶着床架、床梆、墙壁，一步一步地下床来，再一步一步地挪往方便处。
山乡是那样的宁静，宁静得连树叶落地都显得特别地响。
她通过窗口，抬头望着天空。天空像一口倒扣的硕大锅底，蓝黑蓝黑的。月亮像被恶狼趁着夜黑咬去了一半，剩下那一半像在汩汩流血，在无声地哭泣，在畏寒中哆嗦。她太同情那瓣月亮了。她想将自己化做另外半瓣月亮，去堵那瓣月亮的血流，去补那半瓣月亮的残缺，去暖那半瓣月亮寒冷的身子。她需要那瓣月亮啊。在她的记忆中，只要两瓣月亮合在一起，再寒冷的天空也显得温馨，再离乱的世界也显得圆满。宁为太平狗，不做离乱人。她曾经听婆婆说过这话。她太渴望成为那瓣月亮了。
这时的孙氏，将两条臂膀像翅膀一样张开，张开之后，使尽全身气力，朝月亮一伸，又一伸。“扑”的一声，孙氏没抱着月亮，却重重地摔在地上。
小女儿何淑英被母亲的摔地声惊醒。她赶紧点燃油灯，向响声传来的方向望去，当她看到母亲倒在地上时，惊得赤足跳到地上，直奔母亲而去。“妈妈！妈妈！”何淑英一边惊叫，一边去抱母亲，要把母亲抱上床去。无奈何淑英力气有限，怎么也抱不动。“奶奶！……”何淑英只能求助于隔壁的奶奶。
金氏闻讯奔来。
祖孙二人将孙氏抬到了床上。
孙氏凄切地笑着，笑着对婆婆和女儿说：“妈、淑英，请你们帮我把身子揩洗干净，给我换上干净的衣服……好吗？……我要去……去克全、你爸那里了……”说完，她闭上了眼睛，两行泪水滑过脸颊。孙氏走向了永远的黑暗。
一首赣西民歌，在静夜的山乡里被人幽怨无比地低哼起来：
正月里个望郎啊，
是新那个年，
妹子门前狮子笼灯闹翻天哪呵嘿！
我的哥哟，
你为什么不回家里大团圆哪呵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