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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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附录 文化与和谐社会

——凤凰卫视第220期《世纪大讲堂》演讲稿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读小说是我最大的爱好之一。那个时候正是知青文学非常火爆的年代,我自然也没有能够例外。直到今天,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我捧着一本非常厚的《雪城》,通宵达旦,爱不释手。无论是《今夜有暴风雪》还是《雪城》,我都曾经读了一遍又一遍,而书中所描述的那种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却又充满了悲剧色彩的氛围,始终让我久久地回味。以至于我这个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也开始对北大荒,对知青生活充满了向往。而今天我们大讲堂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的作者,同时呢,也是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梁晓声先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掌声)欢迎您!

梁晓声:你好。

主持人:请坐。我们还是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梁晓声先生。

梁晓声简历:

梁晓声先生1949年出生,山东荣成人。曾经当过知青,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短篇小说集包括《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有《人间烟火》,长篇小说有《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等,而其中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以及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都曾经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从2002年开始,梁晓声先生在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任教,教“文学写作与欣赏”,同时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主持人:我想可能很多人熟悉您的名字,都是从您那些知青题材的小说开始。我知道您自己也曾经到北大荒去插过队,那个时候的事情和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梁晓声:初中毕业,1968年,那时已经在城市里等待了两年,既不能升学,又没有工作,而且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的哥哥在生病,而我是班级里的勤务员,因为毛主席有一句话叫做“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那我实际上就是当时的班干部吧,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动员我的同学们下乡,而且我的大多数同学跟我关系都比较好,我都了解他们家里的情况。这工作对我实在太难了,因此我就觉得,我还是自己先报名下乡吧,因此我是我们班的第一批,是我们学校的第二批,两位男同学一起报名下乡。

主持人:下乡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充满了一种特别浪漫的幻想,觉得哎呀,真的充满激情,还是说那时候已经意识到后来的生活可能没那么简单。

梁晓声:应该说对未来几年没有很充分的估计,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过就是十八九岁嘛,但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理性的选择,并不像后来小说里所写的,以及人们谈的,完全是抱着一种理想主义去改天换地的。离开北大荒之后,我自己也从来没有言说过后悔,更没有抱怨过,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主持人:后来文学是伴随了您的一生,可能应该说,在您这么多作品当中,大家也都想知道,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最不喜欢的是哪一部?

梁晓声:是这样的,我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应该写了一千多万字吧,那么所有的中篇呢,凡是我觉得值得编成集子的,现在编成了五本集子,所有的散文编成了四本集子,短篇编成了两本集子。这还不算长篇和杂文,我把不能编入集子的那些,全都自己筛选下来,在这过程中,筛选下来的大约至少也应该有一百余万字,这一百余万字有一些在当时就是仓促而写的约稿,自己不想写,所以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自己确实不想写的时候,那就不写,在那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作品,肯定是不好的。

比较喜欢的应该说是《父亲》,或者那些知青小说,早期的作品我还比较喜欢,比较喜欢是一个什么原因呢?我们当时稿费极低,(最初)每千字五元,万字五十元,对吧?那个情况下的写作变得非常纯粹,那纯粹是要表达,因此那时候的写作真诚多,和商业的这种关系相当少,所以我自己有时候读早期的作品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一个文学青年对文学的那种虔诚和纯粹,这跟后来的市场化的写作状况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您好像是不用电脑写作的,直接是要手写的,是吧?

梁晓声:对。我五月份要出的长篇用的是三百(格)的稿纸,我写了一千四百余页,现在第二部长篇写到六百页,刚写了一半。如果没有电话,没有来客的话,缓缓地吸着一支烟,铺开平整的稿纸,下笔流利的话,那写作的状态,还是非常愉快的。

主持人: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也是暂时地把您拉开,从这个写作,让您又爱又恨的写作当中拉走,为我们来进行一个演讲。欢迎梁晓声先生为我们进行演讲—《文化与和谐社会》。

梁晓声:谢谢大家。

(掌声)

在社会学的词典中许多词意是相对的,并且像在语文学中一样,具有形容性、比喻性、象征性、指代性,如自由、民主、正义、公平、人道主义、博爱精神、和平原则,等等。由于这些词所代表的是非物理性质,非化学性质,非实验室结果的思想和理念,由于这是不可量化的,所以需要社会学者不断地进行解说和诠释。除非化学家,一般人不会经常去想和去问水的分子式为什么是H2O。这样想或者这样问,要么是弱智,要么就是空前绝后的科学天才。那一般人也不会去想或者去问,1加1为什么等于2,又为什么在特殊的情况下,不等于2,我们大多数人通常的经验其实是早晨醒来睁开双眼,首先本能地考虑到的是我们和社会形态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是令我们自己感到愉快和轻松的,我们就对自己的人生有信心,而且我们会由衷地热爱社会。反之,我们会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沮丧,我们也会对社会充满抱怨。

因此马克思给“人”下了一个精辟的定义,马克思说这个“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使后来许多人都认为马克思的结论是那样地精辟,但是这也不能够涵盖关于人的方方面面。

第一段

远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其实和地球上的动物是一样的,他首先面临的是自己和自然界的一种关系。应该说近代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包括中国人。但即使这样,我依然认为,人和社会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在中国,在现阶段,它更应该是第一位的。因为一个道理是那样地明白,如果人不能够调整好自己和社会的关系,社会本身不能够解决好它和各阶层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话,进一步说,假如一个社会不具有科学发展观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些人由于不断恶化和膨胀的贪欲,另外一些人由于贫困和最起码的生存,都对自然界实行破坏。前一种破坏可能是掠夺式的,后一种破坏有时是无奈的,但有时也是报复性的。通过对自然界的报复,来实行对于社会本身的报复。因此一个事实恐怕是,哪一个国家的社会本身越和谐,哪一个国家的人们和自然界的关系就越亲密,反之恶劣,我想大抵如此。那么人类本身的生活社会化了以后,矛盾重重,冲突多多,这时就需要许多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来平衡这些冲突。这时就需要有许多思想,作为足够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这些方式是对的,尤其是在那些方法还没有开始成为行动的时候,思想显得尤为重要。社会的发展常常是这样的,从前的矛盾、从前的冲突已经平衡了,已经解决了,或者还没有,新的矛盾、新的冲突又发生了。以前的方式、方法已经不适用了,但是新的方法还没有产生。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思想和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些思想我们认为它成熟了,那它也必须得到修正、补充,甚至被反对。举例来说,二三百年以前在东方,尤其在中国,一夫多妻制应该是司空见惯的。男人们甚至还要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财力,自己的地位,甚至男人自己本身的能力。

可是在西方,宗教和法律已经同时宣布一夫多妻制的不合法,不合社会文明,已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但是同样在西方,那时对于同性恋却是视为罪孽的,视为洪水猛兽,他们经常把同性恋者绞死或者烧死。到了今天,几乎全世界都通过法律来确定一夫一妻制,而且全世界都对于同性恋由歧视到宽容、到由法律的信条来维护他们和所有人一样的社会权利。在这里我们看到道德与不道德,文明与不文明,经过了二三百年的时间,事实上发生了逆转。如果在今天一个人依然歧视同性恋,那么他可能被认为不是一个文明的人,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的言行也是不文明的和违背道德的。因此,比如说要编一部自然科学的词典,它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在自然科学的词典中,许多定义,许多概念,是固定不变的。而且也不允许轻易变动,轻易变动将成为科学界的一件大事。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编一部这样的权威性的辞典是非常困难的。许多概念都处于不稳定性中,都处于变化中。社会学的词典,它恰恰是不可以固定不变的,一旦那样,那社会学本身就死亡了。那正是因为这样,我记得西方有一位社会学家就这样说过,他说上帝啊,如果让我从事的领域像自然科学一样,多一些固定的形态,多一些固定的常识,那多好呢!

因此我总在想,西方人动辄所言的那个上帝,它意味着什么?我不是宗教徒,但是我相信上帝,我想上帝肯定是有的,是决然存在的。在我的思想里,上帝第一是人;第二他不是一个人,他是全人类。上帝在未来,在五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五百年以后的未来,在睽视着当代人,睽注着当代人,我们看不见他们,我们接触不到他们,但是我们肯定会感觉到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到时他们一定会存在在那里。

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如果对于未来人类是有益处的,他们将通过历史来感激我们,如对于未来人类是有害的,那么他们将通过历史来批判我们。未来的人类亦即我认为的上帝,他们就通过批判我们,来达成对于我们当代人行为的一种惩罚,被钉在历史上。比如说中国的人口问题,我们想在50年代的时候,那一场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当时的人们大部分都已经作古了。中国的人口问题,现在降临在中国,它体现在中国,成为我们一切发展过程中第一位的、最大的难题。我们对此永远保留评说的权利,那这就是文化本身的力量。

那到目前为止,在社会学的词典中,我个人认为那些具有理想色彩的词汇,它依然具有着引领我们向理性的社会、向更好的社会走去的那一个意义。包括理想这一词汇,我们也应该重新去认识。中国人在从前的年代,受理想一词的伤害很深、很大。这使我们有一种心理,我们对于凡是具有理想色彩的事情,都抱有本能的潜意识里的排斥。而我个人想说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好的,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甚至是有害的。我们很难设想,某国家所有的公民都是现实主义者,都不去想这国家的明天或后天的事情,不去想和自己的子孙后代息息相关的未来社会的形态。那未来的人们,作为上帝,也是会谴责我们的。

第二段

我个人觉得不是我们被理想扭曲了,而是我们自己曾经怎样地扭曲了理想这个社会学词典中最美好、最宝贵的词汇,扭曲了它原本的含义。比如说我自己,因为我从少年时到青年时读的一些书,都是具有理想色彩的,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青年。比如说我在小时候,读这个牛郎织女对吧,我对爱情就是从小、从少年起就抱有理想主义的看法。我认为只要是以心相许,以身相许,那物质又算什么呢?那时我想,哪怕我身边都是高楼大厦,但只要我能和七仙女生活在一起,依然是很幸福的。我当然和你也可以,是吧。比如说—(掌声)

主持人:我们在座的很多女同学,可能还希望您再加一句,说和我们这儿很多女同学也可以。

梁晓声:男耕女织,对吧?但是后来,男织女耕也可以的,对吧?“织”这一个动词,可以使男人感情更细腻,对吧?但是后来,我以少年和青年的眼在人世间,尤其是在低层,我看到了那么多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景象,这使我知道爱情不纯粹是一种靠理想、靠诗意来支撑的事件。而且我后来也知道,马克思的女儿爱上马克思的弟子拉法格的时候,马克思曾很认真地跟拉法格谈过,你将靠什么职业养家糊口?如果拉法格说,他要和劳拉一起效仿牛郎织女,去乡下男耕女织的话,我估计马克思也未见得会同意的。比如说读《悲惨世界》,当读到沙威投河身亡的那一段,他对我是有影响的。我相信关于良心的发现,关于良心的自我谴责,对于所有的人都是适用的。我相信人类大致都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在“文革”中,我以青年的眼,看到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沙威式的人物,他们是人,但是他们内心里绝对没有人性的温度。他们冷酷无情,他们在那个年代,完全变为没有正义可言,没有公平可言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用别人的血来染红自己左派的红顶子,用别人的泪来洗自己左派的嘴脸。所以整个“文革”中,我亲眼目睹那么多这样的事情,这对于我的理想主义的形成是一种颠覆。而且我知道,这些人从不良心发现,从不忏悔。

那后来我在四十五岁的时候,因为你刚才谈到《雪城》,《雪城》的第一部是非常理想化的,充满了共青团精神。那因为我当年是班长、当排长,我本身是那样的一个青年。但是到《雪城》第二部的时候,其实已经,我自行地在破坏掉那样的一种氛围,使这些知青们在城市的非常琐细的生活中去体验人生。然后到了四十五岁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我要和理想主义告别,类似宣言。但是最近,我以为我再也不会以理想的眼来看社会、来看世界、来看生活,我觉得,我变得特别地理性,而且有的时候觉得由于我不理想了,似乎我变得深刻了。但是我知道我内心里面,其实还是眷恋理想。我还是觉得人内心一定要拥抱什么,只不过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寻找不到。后来由于上课的需要,我重读了这个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这是他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所做的演讲。在此之后不久,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实际上也像林肯一样被暗杀了。那么他在说,然而一百年后,黑人依然没有获得自由。一百年后,黑人依然翡惨地蹒跚于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之下。一百年后,黑人依然生活在物质繁荣浩瀚的贫困孤岛上。一百年后,黑人依然在美国社会中向隅而泣,依然感到自己在国土家园中流离漂泊。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来,要把这骇人听闻的情况公之于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来到国家的首都是为了兑现一张期票。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这指林肯,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订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然而今天,美国依然对它的有色公民拖欠着这张期票,美国没有承兑这笔神圣的债务,而是开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印迹、被退回的支票。但是我们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黑人得到公民权之前,美国既不会安宁也不会平静。但是对于站在通向正义之宫艰险门槛上的人们,有一些话我必须要说,在我们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切不要错误行事导致犯罪。我们且不要吞饮仇恨辛酸的苦酒,来解除对自由的饥渴。朋友们我今天要对你们说,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怀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植根于美国之梦中。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儿女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来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将带回南方去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从绝望之山开采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把这个国家嘈杂刺耳的争吵声,变为充满手足之情的悦耳交响曲。

当我重读这篇演讲词的时候,又想到了“理想”两个字,就像我刚才提到和谐社会也是理想一样。梦是什么呢?在中国人这里,梦是虚无缥缈的,是超现实的,因此我们有一个词叫做痴人说梦。但是在马丁·路德·金那里,梦,就是理想。它为所有的美国黑人,也为美国本身来指出这个理想。因此我想,我们中国人,不要轻易地因为我们曾经扭曲了对于理想这一词的理解,而以后就永远地抛弃它,对于人类社会学中、思想中最可宝贵的词汇。美国当年的这个种族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会想到三K党,会想到燃烧的黑人的农庄,恐怖和骇人听闻。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马丁·路德·金,依然有他的梦想,有他的理想。那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学习这一点。

第三段

我们现在面临的事情也很多,西方在数百多年以前,就把权利、正义和公平写在他们的宪章上。而我们则恰恰是在这一届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郑重地把民主和法制,公平和正义写在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理想不能仅仅成为语言,有时还一定要成为行动,而且首先要形成国家性的行动。所以这一届政府拿出一千多个亿,免除了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的土地税和其他税,免除了那里的孩子们的学杂费。如果孩子们上了高中需要住宿的话,还有住宿补贴费,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兑现。所以我觉得,和谐的社会一定是对小康社会的一种前提、一种保障、一种补充。因为小康社会恰恰是指这样的,它完全是可以用GDP来衡量的,有时候还可以用平均指数来衡量的,那就是看一个国家,它的最广大的、最普通的那些人,他的生活水准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说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其实就是要在社会发展的这个褶皱里,从细节方面来解决诸多难题,来解决诸多问题。

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谈论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感激我们的思想者的前辈,这使我想到胡适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想收获什么,就要那样去栽”。他是一代大文豪、一代宗师,“五四”的旗手之一。我最初看这段话的时候不太理解,这很像农民的话。但是恰恰他把这两句话写了许多字幅,送给许多知识分子。他为什么?后来我确实觉得这话里包含着那样的意义,就是从自我做起,我们都去努力,我们都要有一个目标,我们都要有一个理想。所以虽然我在四十五岁的时候宣布我告别理想,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又读了这么多书之后,现在我五十五岁了,我想对大家说的是,我还愿做一个理想主义者。

(掌声)

主持人:谢谢梁晓声先生为我们做的演讲,我们有很多网友在网上提问,所以我们来和梁晓声先生沟通交流一下。一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他提的问题是,我读过您很多后期的作品,包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您也说您自己是平民的代言人,看得出您理想主义的心态,但是您是不是也有仇富的心态,因为在您的作品当中,好像只有贫贱下层社会的人才是道德的,笔下的商人总是有一点妖魔化。

梁晓声:是啊是啊,当然我承认确实在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部书的时候,我的眼睛没有看到后来中国有那么多年轻的科技人才、文化精英,他们本身把他们的事业做得非常好,这一代人和80年代初期的那代人,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些骑着摩托,背着秤来积累第一笔财富的人,两个十年中的人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还会再版的话,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一点上要做极充分的补充,它才是相对全面的。

主持人:好,谢谢您的回答。

学生:梁老师,您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一名学生,我们知道,就说作品吧,除了它体现时代之外呢,还有很多体现了这个作者的人生,是作者人生的再叙述。我想问一下,您在这些作品中,它体现了您人生的多少成分,或者说哪部作品更多地代表了您的人生,代表了您自己,您的自我?谢谢!

梁晓声:听明白了,亲爱的同志,怎么他刚才说了一个词叫“自我”,“自我”这个词在我们开始写作,在我们从小长到大,一直到80年代初期,我们成为获奖作家的时候,我们还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因此应该说我这一代人在长到三十几岁的时候,少有自我。

主持人:只有集体意识。

梁晓声:我们的自我意识是非常被动的,确实是被压抑的,压抑之久,有时就会忘记。

谈到写作的时候,你们大概不知道,当我们写作的时候,中国的十年“文革”刚刚结束。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学需要本能地来面对那场劫难,文学必须给出记录和表达。文学那时还不允许像今天这样自我,即使那时有作家意识到自我了,那也是放在表现那个大背景下来表现的,比如说我的小说里面都是以我为第一人称的《父亲》、《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还以这个《悲惨世界》为例,《悲惨世界》在几年前,因为它后来被不断地搬上银幕,搬上舞台,它成为法国国家剧院的经典保留节目,在世界许多国家演了二十四年,但是可能是去年,宣布从经典节目的名单上撤下来了,我不知道这位同学怎么想?你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悲惨世界》它的价值寿终正寝了吗?这意味着它过时了吗?这意味着它终于速朽了吗?不是的,这部书永远伟大,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已经融入到法国这个国家的文化灵魂中了,之所以现在不再需要演这出戏了,那是因为它已经把它的成分都化解在那个文化里了,法国的文化,法国这个国家以及它之后的文明,以及它之后的人文主义的这样一种国家理念,都得益于雨果,以及许多像雨果那样的作家。那样的一批作家,那样一批思想家,他们通过自己的文艺的、文学的,和有时候直接是社会学的作品,推动着西方的世界不断地向前进步着,于是社会解决了众多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得以解决,政治得以进步,生产得以文明,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今天的作家可以不再考虑那些问题。今天的作家才可以只写自己,就是了。

主持人:好,谢谢!(掌声)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和我一样,听完了梁晓声先生演讲之后,会有一种感动,而且刚才您的演讲也确实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我曾经听人这样说过,说如果一个民族完全陷于理想主义的狂热当中,那实在是太天真了,但是如果在一个民族当中,完全找不到理想主义的痕迹,那又实在是太堕落了,所以我想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商业社会当中,我们身边还会有像梁晓声先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应该是我们所有年轻人的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再一次感谢梁晓声先生,也感谢我们在座的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