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的经济大发展的潮流下，为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大批农民工涌进城里来打工、经商，为输入地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干的是最重、最累、最危险的活，但工资和劳保福利却很低。各地的实践证明，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是同雇佣民工的人数成正比的。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城里打工10多年的民工，工作再努力，表现再好，也还是民工。只要有政治上、经济上的风吹草动，首先裁减的是外地民工。这几年经济调整，全国的民工已降到5000万人以下。
最近北京市仿效上海出台了在103个职业中限用外地民工的规定。北京使用的外地民工最多时达到330万人，现在已不到万人。近几年，我国已明确对外国和境外来华的务工经商人员，给予国民待遇，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却经常采取厚此薄彼的政策呢？这显然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
10余年来，这几千万民工已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有些雇佣民工的单位，对他们进行超经济的剥夺，待遇非常苛刻。就整个国家来说，对这样庞大的工人队伍，采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工方式，既培养不出训练有素的、有技术、有纪律的工人队伍，产生不出相应的干部，又因民工过着候鸟式的生活，进行无序、无规则、无组织的流动，必然产生种种难免的社会问题，给交通运输、公安、民政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使其付出了极高的社会成本。“民工潮”说明，户籍制度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3.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局面，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5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在诸多方面，对城市是一种政策，对农村又是另一种政策。几十年来，逐渐固化，加上有户籍、身份制度做划分标准，就形成了“一国两策”的格局。
在经济层面，在所有制及流通交换方式、分配方式、就业方式、税赋等方面，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政策是不同的。如就业，在改革前，政府对城市劳动力是采取完全包下来的政策；对农村劳动力则认为有地种就是自然就业，政府就不做安排。政府的劳动部门只管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没有管理和安排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职能。
在社会层面，在教育、医疗、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养老、福利等方面，对城乡居民的政策也是不同的。如教育，同是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城市中小学的教育设施，是由政府拨款建设的；而农村中小学的教育设施，则要乡村筹集资金来建设，所以，教育集资成为农民的一大负担。
电力、公路、供水、邮电、电话、通讯等都属全民所有制性质，由国家有关部门直接管理，但也是实行城乡两种政策。如电力，行政村以下的供电线路、设施要由村里集资架设，把电引到农民家，农民还要自己出线。城市和农村是两种管理方式，同电不同价，农民花钱引来了电，电价却比城里贵好几倍。电价问题已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近几年国家正进行大规模农村电网改造，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条件。又如在用水、公路交通、邮政、电话等方面，都是实行城乡不同的“一国两策”。一方面农民多花钱，吃了苦头；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这些事业的发展。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是在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的。当时，国家要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不得已而为之。这一做法适应了当时的短缺经济，却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种“城乡分治”的体制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使短缺经济更加短缺，其结果是，越短缺就越加强“城乡两策”的体制，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率先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大发展，解决了农产品的供给问题。但后来，当改革触及城乡利益关系时，改革的深入就困难重重了。有学者提出，现在的农业问题，在农业以外；现在的农村问题，在城市。要解决目前的农业、农村问题，必须跳出农业、农村的圈子，必须改革“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近年来的实践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趋势已经形成。各国的实践证明，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破除城乡分隔、部门分割、地域封锁的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但目前我国仍存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问题，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不利于城乡统一的大市场的建立。要下决心排除各种认识上和利益格局上的障碍，继续深化改革。要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各种壁垒，实现城乡在产业结构方面的一体化，形成既有合理分工又能互相协调的产业结构体系；要逐步实现在就业方面的一体化，使城乡劳动力能够打破身份界限，顺畅流动，使人力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造就新一代的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要逐步实现全国城乡一体的教育体系，办好基础教育，使城乡优秀青少年都能一视同仁地受到好的教育和训练；要逐步形成电力、交通、邮政、通讯、电话、供水等方面的城乡一体的网络和体系，使全国城乡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要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改变目前城乡截然不同的社会保障方式。当然，“一国两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几十年来逐步形成的，改革的难度很大，但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的目标必须明确，要逐步衔接和靠拢，再不能按城乡两种体系各自建设了。因为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也是农村现代化的保证和动力。
4.要克服目前存在的商品供需关系不平衡和城乡关系不顺这两个非良性循环，仍可借鉴80年代初首先启动农村市场、走出经济困境的成功经验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价连续下跌、通货紧缩的问题，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了积极的财政农村发展新阶段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政策，但效果仍不显着，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1997年以来，占总人口70%的农民的购买力在逐年下降，农村市场不仅没有开拓，反而在逐年萎缩，使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基础，这是当今经济发展遇到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可以说，我们现在患的是“城乡综合症”，所以，单就城市论城市发展、就工业论工业发展，且有些措施还损及农村的发展，问题就难以解决了。
目前，在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有两个非良性循环在困扰着我们。一是商品供需关系不平衡。目前，工农业主要商品普遍过剩，销售困难，市场疲软，企业投资积极性下降，加上银行惜贷，使国内总投资减少；企业不景气，开工率不足，工资性支出减少，一部分企业不得不裁减职工甚至关厂停业，使大量职工下岗，最终导致居民购买力下降，消费减少。在我国的总产品中，有85%是靠投资和居民消费来购买的。现在这两大项都有问题，就使总产品有很大一个百分比卖不出去，形成了非良性循环。二是城乡关系不顺。目前，城乡互动出现了非良性循环。先是城市经济不景气，商品积压，企业压缩生产，工人下岗，当地政府排斥外地民工。由于若干商品生产能力过剩，政府部门提出15种小工业关停并转，首当其冲的是农村的小工业。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1999年上半年，在11个省(市)用行政手段强行关闭了5.5万家此类企业，有数百万农民工返回农业；这几年财税体制改革，权力和财政上收，加强和增加了中央和省地级以上的城市的财力和收入，而县(市)以下特别是乡(镇)的财政状况普遍困难，使农民和农村企业的负担加重。所以，这几年在农村，农业增产不增收，乡镇企业滑坡，外出农民工回流，税负加重，使农村经济陷入困境。农村不景气，农民没有钱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购买力下降，农村市场萎缩；农民也无钱进城购物消费，使城市经济不景气更加严重，出现了城乡关系的非良性循环。
当然，这两个非良性循环是互相联系的，从本质上分析也可归纳为一个，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而城乡的投资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形成了恶性循环的状况。笔者要强调的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因为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特别多，使农村的资金特别短缺，使城乡差别特别大。近几年不当的城乡政策，又使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那么，如何打破这两个非良性循环，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80年代初期，我们解决经济困难、打开新局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不过，那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加快发展生产力，解决农业、工业产品全面短缺的问题；现在则是要如何启动需求，解决工农产品过剩的问题。
80年代初，我们采取的基本政策和措施是，在诸多矛盾中，先解决农村问题，率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在财政困难的条件下，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把占人口80%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农业连年丰收，几年就解决了吃饭问题。农民先富起来，购买力大增，农村经济活跃，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发展。
现在我们又遇到了城乡市场都不景气的问题，比较而言，还是可以运用先启动农村市场的经验。通过适当的政策把占人口70%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大提高广大农民的消费和投资能力，让农村市场先活跃和繁荣起来，这样做，投入的启动成本并不大。农村是个潜力极大的市场，但需要潜心培养和开发，一要有适当的政策，二要有启动性的投入。
前几年，有关方面已经提出了要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的建议，但只是口头上、纸面上的议论，并没有适当的政策跟上来，结果是启而未动，收效甚微。前不久，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提出：“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农村发展新阶段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现农村自来水、电气化、道路网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来进一步刺激内需，走出经济困境。林教授的建议很有价值，他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
三在全国开展以发展小城镇为中心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1.在新阶段、新形势下，要采取新的方式解决已经出现的新问题通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已经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多数工农业产品相对过剩的时期；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人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已经从温饱进入了小康阶段；国民经济正在由工业化向工业化、城市化并举的方向发展，城市化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1998年的30.4%；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正在走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但在进入新阶段的时期，出现了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城乡关系不顺这样两个非良性循环问题。为了走出这个困境，通过适当的政策，在全国开展以发展小城镇为中心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很有必要。这是扩大内需，使过剩的产品、过剩的劳动力找到用武之地，走出当前经济困境的一步活棋。
有了20年经济建设的积累，无论在物质财富方面，还是在组织经验方面，都有了开展全国性的大规模以发展小城镇为中心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的可能。20年来，我们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也有了靠各类小城镇吸纳安排农村人口的经验，各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都有一批能带动周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小城镇的成功典型。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引导得法，开展这样一场全国性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是有条件的。
从现代化国家解决城乡关系的成功实践看，我们也应该开展这项活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以后，都开展过全国(地区)规模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国家(地区)从人力、物力和政策上向农村倾斜，城市支持农村进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协调城乡关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韩国，经过10多年的工业高速增长，在70年代由中央政府发动，投入大量财力，开展了新农村建设运动，每个村(里)由政府无偿拨给330袋水泥等物资，进行水利、道路、供水、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推动农村经济文化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安定、城乡共同繁荣的效果。我国进行工业化建设已近50年，改革开放后加速工业化建设也已年，鉴于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
的状况依然存在，且城乡差别仍在扩大，可以确信，过几年农村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城市还要严重。因此，在近期开展全国规模的以发展小城镇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是应该的，也是及时的。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把这项运动开展起来，对8亿农民是个福音，这可以再一次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目前农村经济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对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当然，要开展这样全国规模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根据中国现时的国情，一要改革，二要投入，三要精心组织。仅仅提出个口号，发个文件，是不能奏效的。
2.开展新农村运动的目标在现阶段，开展全国性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的首要目标是，调整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二元社会结构，改变目前“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建立城乡一体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先进行改革，对城乡关系进行农村发展新阶段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战略性的调整，以改革的精神来统率和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
第一，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放开，逐渐改为国际通行的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实现公民在城乡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自由迁徙的权利，实现人才顺畅流动，使劳动力资源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当然，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几十年来逐渐形成的，要改变也要一个相当的过程。可以按照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先改革小城镇(包括县城)户籍管理制度，让一部分农民先进入小城镇，以后再逐步放开小城市的户口。改革的方式方法，可以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本地的实情自行决定，办法可以多种多样，步骤可以有快有慢，最终达到目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