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数还不很多，新华社1986年估计大约在10万户左右，这几年又有了发展，现在约有1%左右。其二，他们中的大多数，特别是几十万元以上的户，都不是务农，而是从事工业商业等非农产业致富的，而且他们中相当一部分都有雇工等非劳动收入。其三，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靠当地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优惠待遇，如提供贷款、提供原材料或销售渠道等条件扶植起来的典型。其四，这些先富起来的“农户”生活消费都很大，住的用的都相当“现代化”，往往成为当地被上面来的人参观访问的对象。
这些先富起来的农民，有相当多的人是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但仍居住在农村的工商业者。千万不能以为他们就是当前农村的农民代表，从他们的收入、生活、消费来判断农村形势，特别是判断农业形势，那是一定会导致失误的。
第四，80年代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同50年代相比，已经有很大不同。
当代农民文化水平提高了。50年代时，我国农民70～80%是文盲半文盲，在农村里识文断字的很少。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县以下农村人口中55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占78.90%，30～54岁的文盲半文盲占43.3%，30岁以下的文盲半文盲占16.9%。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民的文化水平更高一些。
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大大增强了。自开始改革以来，农民投身到发展商品经济的洪流中，他们的商品经济观念逐渐树立起来。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城市集镇的周围地区，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已普遍树立起来了。就是在中部、西部、中国的腹部地区，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也发展得很快，很多少数民族的农民、牧民也纷纷上街设摊卖货。
农民的传统观念正在迅速变化。传统的中国农民是爱惜耕地，视地如命根的。但经过这30多年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不断更迭，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淡薄了。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对土地有了经营自主权，并且明文规定15年不变，但农民仍感觉不是自己的，不愿在耕地上下功夫，普遍不愿进行力所能及的农田基本建设。相反农民拼命占宅基地、占坟地，一旦到了手，爱护备至，认为这才是自家的。农民重土轻迁的观念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民是恋乡恋家，不轻易迁移的。但现在只要能离农，只要能进城，只要能赚钱，哪里都去。现在涌入城市的农民成千上万，涌到边无地区淘金、挖矿的人也是成千上万。
在政治上，30多年来，农民这个大的社会群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50年代、60年代的农民，可以用“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来概括，这反映了农民同我党的关系，无论统购统销、合作化、公社化、农业学大寨，这一系列大的政治经济运动，农民都是跟着党走的。
70年代末，农民强烈要求实行农村改革，我们党顺应民心，率先领导农民实行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大包干中，农民提出了“先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我们自己的。”这本来是农民针对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经济体制提出的分配原则，但在这里也明显地反映了农民的政治态度，农民的国家观念、集体观念是很强的，表明农民是拥护党和国家的领导，支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支持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的。
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商品生产者的地位逐步地确立起来。因此，每当市场的波动、物价的升降，都会对每个农户产生深刻的影响。近几年农副产品的国家收购价格未变，而工业品价格却上涨了很多，特别是农用工业品价格猛涨，国家价格与市场议价相差一倍乃至几倍，这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对此反映强烈。比如，有的农民就通过贴这样的门联的形式来表示：上联，高价化肥我不买；下联，平价粮食我不卖；横批，请政府原谅。这既反映了农民对乱涨价的不满情绪，也反映了农民要求等价交换的强烈愿望。说明要求等价交换，要求公平交易，要求平等，这是80年代农民的特征。这同50年代以至79年代是大不一样了，我们的农村经济、社会政策也应做相应的改变。
三农村问题
中国现在的农村已不再只是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了，农村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首先，农民已有很大一部分人成了乡镇企业职工、个体商贩、乡村教员、农村医生和私营企业主不过仍以农民的身份居住在农村这个社区而已。其次，农村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1987年农村社会总产值9431.6亿元，其中，农村工业总产值3284.8亿元，占34.82%；农村建筑业723.3亿元，占7.66%；农村运输业334.2亿元，占3.55%；农村商业、饮食服务业413.2亿元，占4.38%。1987年的农村的；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只占49.2%，第二、第三产业则占50.8%。而这还是全国的平均数，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已只占20～30%，农业已不再是农村的主要产业了。
概括地说，农村的经济基础已经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农村的上层建筑还没有相应的变化，人们对于农村的观念没有相应的变化，领导管理农村的组织机构没有相应变化，领导管理农村的方式和工作作风也没有相应的变化，由此产生了种种矛盾：
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不协调。1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有了大的发展，但是，农村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进展。在有些地区，经济发展了，但社会问题突出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社会发展、社会进步较之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属于更高层次的问题，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包含的内容更加深刻、更加复杂，发展进步任务更为艰巨；另一方面，也与我们的指导思想有关。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工作的领导同志，把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理解为惟一的任务。因而，在实际工作中考虑的都是如何发展经济，至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问题往往列不上议事日程。即使像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郊区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从经济产值来说，已经超过人均800美元，但社会问题仍然很多。例如，文化教育没有相应发展，中小学生流失很多，产生新的文盲；精神文明建设滞后，一些封建迷信活动重新泛滥。有些东西曾经销声匿迹，这些年又冒出来了。社会秩序不稳定，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的发展。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发展，引起许多人的忧虑，这显然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应该在致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要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证明“富裕并不等于幸福”、“经济水平高并不等于社会进步”。我们应在收入还不大高的条件下，把社会组织得好一些，在还不大富裕的条件下，为群众创造一个民主、进步、幸福的生活环境。不要等到经济发展了，社会问题成堆了，再来治理，代价就大了。
农村基层组织瘫痪、半瘫痪。农村在人民公社体制时，政社合一，农民实际上是在半军事化组织管理之下，组织严密，管理严格。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个农户实际上是一个小企业，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村社会的基础结构已经变了，农村社会怎么组织？8亿农民这么大一人群体如何管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10年来，县级党政机构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化。1985年人民公社改为乡镇，机构的基本职能和工作内容变化不大，只是换了名称。原来的生产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大队党支部改为村党支部。多数省区没有设立村的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是土地的发展包管理单位。原来是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改为居民小组，多数已没有政治和经济职能，不起什么作用。村一级组织已不是经济实体，多数没有经济来源，有的村要开个会连灯油钱也没有，干部补贴靠向农民摊派解决，许多工作，许多活动开展不起来。在生产上，国家一再强调要建立生产服务体系，搞好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可是，村上一分钱也没有，拿什么服务？在政治上，许多事无人管，有些干部想管也管不了，连个群众会也开不起来。这种基层组织瘫痪、半瘫痪状况，在相当多的省区约占1/3左右，有的地区，情况更严重一些。农村基层原来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了，新的组织形式还未建立好，农村散了，这是农村产生众多问题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亟须解决的大问题。
四对策与建义
综上所述，当前农村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方面：一是要狠下决心，扭转农业生产已经徘徊4年的局面，夺取农业丰收，这是农村发展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二是要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执行放宽搞活的既定方针，使农村继续向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城镇化、现代化全面发展的方向迈进。不能由于要抓农业生产，要向农村采购粮食和农副产品而采取一些影响农村全面发展、全面改革的政策，把已经搞活了的局面重又统死，不要走回头路。当然，各地也不能因为要深化农村改革全面发展而放松农业生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首先是农村各行各业发展的基础，农业生产在农村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两方面的目标，提出以下政策设想。
第一，要大兴调查研究农村之风，重新认识农村，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农业。我们国家的农村是城市领导的，农民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业是为工业和城市服务的，农村政策是由住在城里的干部制订决定的。经过10年改革，农业变了，农民变了，农村变了，我们的农村政策也要作相应的改变，包含领导农村的机构和同农民打交道的形式也要作适当的改变。而要作这些改变，首要的是对已经变化了的农村、农民、农业有正确的认识。
不足的是，若干年来，我们的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作家等由于多种原因，很不下乡了。有的去了，也是蜻蜓点水，走马看花。前几年说农村形势好，千口一调，好得不得了，好像农业真的过关了。这两年说农业形势严峻，一时间，好像又什么都紧张了，有的人已在担忧，会不会出现60年代初的情况，有人由此怀疑是不是包产到户搞错了。这种种片面认识之风所以刮得起来，就因为对农村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农村的情况一知半解，若明若暗，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制订政策，是不可能不失误的。所以无论就统一认识，还是制订政策，当务之急，是应该大兴调查研究农村之风，要组织城里干部特别是与农村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深入到农村去，对农村的土地状况、水利设施、乡镇企业、科技教育、农民负担、贫富差别、思想观念做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重新认识已经变化了的农村，已经变化了的农民，已经变化了的农业，这是制订各项农村政策的基础，也是制订国家整个政策的基础。
第二，要制定农村发展的长期战略，逐步扭转目前存在城乡倾斜政策，逐步改变城乡社会分隔的二元结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有一个问题是讨论得很不充分的，就是现有的8亿农民怎么办？我们是搞2亿多人的现代化呢？还是要实现10亿人的现代化？问题是明显摆着的。其一，现在城市计划生育好，年自然增长率为8‰，农村计划生育差，年自然增长率为12‰，按这样发展下去，农村的人口无论绝对数还是相对数增长都要快于城市，我们总不能越现代化，农民越来越多吧！其二，城乡差别在扩大。据统计局抽样调查，1979年农民人均消费152元，城市居民406元，相差2.7倍；1987年农民人均消费388元，居民元，相差2.5倍。从数字看缩小了0.2倍，实际不是这样。因为有许多不可计算的因素。如城市居民住房平均增加一倍多，但房租支出并没有增加，城市的交通道路、煤气、电力、公园绿地、学校医院、公共设施都有国家投资，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些都是未计算在居民人均消费里的。城乡差别在扩大，特别是1984年以后，这是事实，我们总不能越现代化，城乡差别越大吧！
要制定一个完整的农村发展的长期战略。农村怎么现代化？
现有的8亿农民的大部分怎样逐步转化为工人和第三产业服务人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历史任务。我们的城乡格局，是50年代学苏联的办法建起来的，这套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目前，我们的格局还是城乡倾斜，工农倾斜的格局。要改变这种格局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首先，我们要正视这种格局是不合理的，城乡之间的差别再不能扩大了。其次，我们要逐步缩小这种差别，逐步改变目前城乡社会分割的二元结构。这是我们今后做计划、办事情应该常考虑的问题。
第三，保护农业，保护农民，从中央到地方应建立领导农村发展的机构。农业因作业空间大，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在现代生产中与其他产业相比，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有根据各处特点的保护政策。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变化的过程中，更需要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
农民在我国是一个最大的社会阶层，但由于其居住分散，文化水平低，组织程度差，同其他阶层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加上我国农民都是在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生产活动(工人和知识分子多数是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劳动和工作)，农民都是农业户口(工人和知识分子都是非农户口)，工人有工会、知识分子也有工会，还有各种学会等而中国农民至今连个农会也没有。这就使农民在社会中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所以，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社会权益更应得到国家和政府的保护。保护农业，保护农民，有诸多方面，要从长计议。就目前情况看，首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农村发展的领导机构，制订并实施农村发展的长期规划，领导、组织、保护农民，组织、领导农业生产。1983年机构改革中自上而下撤销了农委。5年的实践证明，其后果是对农业生产不利，对农民不利，对农村发展不利。1986年以后又重申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国策，这几年也反复宣传了，但农业为基础，要有政治保证，要有组织路线的保证。现在多数省区，一般是由一个副省长、副专员、副县长、副乡长管农业，他们不参加党委常委决策层，权力有限，有些还不是专职的。所以，搞农业基本建设，要不到投资；到春耕时，筹不到农货；抗旱时，管不了电和柴油；施肥时，抓不到化肥。这几年农用生产资料，如此紧缺，如此飞涨，这与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管是有关系的。
农业需要保护、农民需要保护，应该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主管农村发展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