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47年粮食生产起起伏伏，波浪式前进，螺旋状上长。
攀登一个高峰后往往要徘徊几年，然后再积聚力量攀登下一个高峰。47年来一共出现过7个粮食增长高峰。如从一个高峰到下一个高峰为一个周期，1952年到1996年共44年，平均6.3年一个周期。改革开放后18年，出现4个粮食增长高峰，每个周期4.5年。周期缩短，增幅扩大。改革前增产高峰时年均增长341亿斤，改革后增产高峰时年均增长492亿斤。
第二，每次新的粮食增产高峰的出现，都是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或是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调整，使之符合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意愿；或是调整农产品价格，增加农业投入，使农民得到实惠，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7次粮食高峰，并非都是在风调雨顺的好年头出现的。农民积极种田种粮，就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种种困难，夺取粮食丰收。
第三，前6次粮食增产高峰之后，除1952年之外，都出现一个或长或短的粮食生产徘徊期，而且在高产第二年都有较大幅度减产。1968年减175亿斤，下降4%；1972年减201亿斤，下降3.9%；1980年减231亿斤，下降3.5%；1985年减564亿斤，下降6.9%；1991年减219亿斤，下降2.5%。分析这5次较大幅度地从粮食高峰减产的原因，1980年是国家调整粮棉结构，大幅度提高棉花价格，当年棉花多种612万亩，增产万担。其余4次是政治和经济政策不当，打击压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如1968年和1972年减产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基层搞乱了，社员无心种田；1985年是因为1984年丰收后农村第一次出现卖粮难，国家改变统购政策，使购粮实际价格下跌约20%，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1990年粮食丰收后，农村普遍出现卖粮难，粮站收购粮食压级压价压秤打白条，市场粮食大幅降价，国家公布的购粮保护价实际没有执行，使粮农利益受到损害，导致第二年粮食减产。
1996年粮食再一次大丰收，达到了一个新的粮食高峰。我们要保持粮食继续增产的势头，不能再从高峰上跌落下来，再次出现新的徘徊。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首先，继续增产粮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现阶段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自1984年农业大丰收至今已12年，粮食生产虽然有两个增产高峰，增产了1554亿斤，但同期人口增加18100万人。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786斤，1995年只有774斤，今年粮食增产也只达到1984年的人均水平。这几年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肉类等消费大量增加，所以粮食还是偏紧的。1994年粮食只略有减产，1995年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成了世界仅次于日本的粮食进口大国。国外预测我国今后要大量进口粮食，提出所谓“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我们如做到继续增产粮食，对内可以满足粮食的需要，稳定物价，稳定社会；对外则可以用事实驳斥“中国粮食威胁论”，证明可以自己养活中国。
其次，继续增产粮食是有可能实现的。我国增产粮食的潜力很大，不仅提高单产有很大潜力，后备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很大潜力。1994年我国水稻平均亩产780斤，美国863斤，埃及1020斤。1994年我国平均小麦亩产470斤，法国865斤，埃及700斤。最近国家土地管理局公布我国现有耕地20.16亿亩，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耕地数多出41%，而上述单产是按统计局原来公布的亩数计算的，所以我国现在的粮食亩产实际上比上述公布的单产要低约40%，可见潜力还很大。何况还有近2亿亩在近期能开发的荒地，有更多的荒山、荒坡、荒沟可以利用。只要政策和措施得当，调动起来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继续增产粮食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各地传来粮食丰收喜讯的同时，也传来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市场粮价继续下跌。有些地区玉米和早稻价已降到国家定购价以下，如陕西的玉米降到0.51元/斤；相当多地区的粮库是满的或基本上满了。要新购这么多粮食，仓库容不了，如吉林榆树市1995年收购的80万吨玉米到1996年8月还没有调出，全部压在库里。今年除棉花外，多数大宗农作物都丰收，新增这么多粮食，收购资金有困难。特别是市场粮价跌到定购价以下，粮站按定购价收了，将来的大额亏损由谁来弥补等政策问题未解决。
现在大批秋粮正陆续登场，已有人预测，今年秋后的卖粮难在所难免。有位资深的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同志说：“今年卖粮难，明年就会买粮难”。这是多年经验的总结。现在这些矛盾已经摆在面前，要尽快拿出具体方案和对策，解决这些矛盾，避免出现普遍性的卖粮难情况，保证农民在丰产后确实能够增加收入，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只有这样，明年和以后粮食生产才能持续稳定增长，不再出现到增长高峰后就跌落下来的局面。
面对当前的粮食形势，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国家要明文宣布，今年合同定购的粮食要按合同和已公布的定购价全额收购上来，不限收，不拒收，不压级、压价、压秤。即使有些地区市场粮价降到定购价以下，也要按定购价收购，以不失信于民。因为以往多数年份的定购价是低于市场价的，农民是按定购价如数交售的。同时也要宣布，粮站在收购粮食时，由市场价与收购价之间差额造成的亏损由国家承担，这样可安定粮食系统的干部职工，不使他们在收购粮食时有后顾之忧。从目前市场行情看，市场价低于定购价的情况只在少数几个省出现，品种也只有玉米和籼稻，差额只有3～5分钱一斤，这项补贴初步估计在10亿元左右。数目并不大，但关系重大，影响重大。现在有关方面已决定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建立的粮食风险基金补贴，这是很好的。但目前的问题是，凡粮价已下跌到定购价以下的地方都是产粮大省，财政比较困难，所建立的粮食风险基金不足。对这些产粮大省要有一些补充办法和特殊照顾，以保证粮食收购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1000亿斤定购粮食稳住了，农村粮食收购市场的大局就稳住了。议购部分则可以随行就市。现在只是少数地区粮价下跌到定购价以下且跌幅不大。如果出现跌幅过大的情况，国家应采取保护价政策，加以宏观调控。今年是丰收年，国家可以尽可能多收一点，以补充库存。特别是对于粮食生产区，要尽可能在配额、调运、资金等方面予以照顾。这也是对粮食生产区农民和粮食系统职工和干部的补偿，过去他们在粮食方面是做了大贡献的。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越是农业丰收的时候，越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免“卖粮难”、“打白条”之类的情况再现，损害农民利益。丰产后不能丰收，也会给农民一个错误的信号，以为粮食太多了，国家不需要粮食了，这就会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转而从事别的挣钱的行当，粮食产量就会掉下来。1984年、1990年大丰收后第二年都大减产，就是上述原因造成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已经有了一而再的教训，可不能再而三地重蹈覆辙了。
第二，抓住丰收后粮食供给相对宽松的好时机，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这些年的实践看，农业生产的微观机制是比较好的，符合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意愿，有强大的生命力。
农业和粮食生产所以出现曲折、波动，主要问题出在农业外部，宏观调控系统还没有理顺，特别是农产品如粮食等的流通体制不适应已经变革的农业生产体制。农业生产的几次大波动，主要是流通领域出问题而引起的。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业生产体制基本还是计划经济的农产品流通体制的矛盾。
10多年来，从单一的粮食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改革为现在粮食购销和价格的双轨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滞后于粮食生产的发展。粮食减产、紧缺时，粮食部门低价强制收购，损害农民利益；粮食大丰收、有富余时，粮食部门往往压级压价，拒收限收，形成“卖粮难”，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于粮食生产很不利。所以，粮食流通体制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目标是粮食购销市场化。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今年粮食丰收是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的好时机。可先进行两项改革。
一是购销价格双轨制并轨为市场定价的粮食贸易制。第一步先放开销价。1992年全国各地曾先后放开过，1993年底市场粮价大涨后又陆续恢复粮食平价供应。回头来总结，1992年放开销价是对的，但没有留下余地(如要规定在粮价涨幅大时给低收入者以补贴)。1993年底后恢复平价供应时，又实行对全体城镇居民的平价供应，把已放下的大量财政补贴的包袱重背起来。上海做得比较好，全部放开对城镇居民口粮供应的价格，但对一部分贫困户、低收入者给予补贴。办法是由政府确定一个最低收入标准线，符合低收入、贫困户标准者，由民政部门发给每人每月粮食补贴款票证，凭证到国营粮店购粮，粮价按市场价，补贴票证可抵交购粮款，但补贴款只能用于购粮，不能兑现。这样既放开了粮食销价，又使需要照顾的低收入者得到补贴，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不重。这实际是把原来对城镇居民实行全民性粮食补贴，改为只对贫困人口定向补贴。
今年粮食供给宽松，粮价稳中有降，正是放开粮食销价的好时机。可由各省市根据本地的实情自行决策，陆续放开对城镇居民的粮食销售价格，停止平价供应居民口粮，改销价双轨制为单一的市场价。实行时要参照上海经验，明确规定对低收入者、贫困户以粮价补贴，不要等到以后粮价波动时又恢复双轨制。
放开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销售价现在已具备条件。较发达地区的城镇居民用于购粮的开支已降到月收入的5%以下，绝大部分城镇居民已具有承受粮价波动的能力。把粮食销价放开，双轨制改革为单一市场价，政府的大量财政补贴就可省下来。粮食购价也可逐步放开。今年已经同农民签订了购粮合同，还执行已公布的定价。以后再视有利的时机陆续放开。
二是要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和体系。当务之急是要把粮食系统的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分开，从国家到各市县要分设两套机构来执行各自的业务，真正实现两线运行。从这几年的实践情况看，目前国有粮食系统一身二任的状况，不利于国家进行粮食的宏观调控。今年粮食丰收后，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应抓紧时机，在这季粮食收购基本完成后进行两线运行的改革。
第三，要使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增长，还要研究整个粮食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问题。从40多年的农业生产历史看，一个好的农产品政策，必须调整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要兼顾到生产者利益、消费者利益、经营者利益、地方政府利益、中央政府利益，中央、地方政府中还包括与此项农产品有关各个部门如财政、银行、税务、外贸、运输等部门利益。只有把多方面利益关系调整好，粮食才能持续、稳定地增长和发展。
现在粮食体制和政策还不顺。种粮的农民收入低，比较利益差；产粮大县、大省对国家贡献大，负担重，调出的粮食越多财政越困难，等于给调入省、市补贴，所以多数是财政穷县、穷省；粮食系统绝大多数企业亏损，银行挂账超过600多亿元；国家负担也重，每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粮食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牵扯从最高领导人到基层干部很多精力。粮食系统主要靠政治、靠行政力量推动，勉强维持运转，但经济和社会效益不高。这同各行各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蓬勃发展的局面很不协调，形成鲜明对照。
除了粮食购销体制要抓紧改革，现行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储存由各部门分隔管理的体制也应改革。前些年各地农村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种养加、贸工农、产供销一条龙，实践效果很好，促进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农民收入，扩大了就业，也提高了服务农业的企业和机构的效益。但这种产业化的经营主要在县、市范围内实行，而一到省，一到国家就遇到部门分割的阻碍，矛盾重重，互相掣肘，使宏观调控失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农业生产越来越受到农业生产前和农业生产后，特别是购销流通等方面的影响，被这些因素所左右。可以考虑建立农业食品部，把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生产指导，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采购和销售，市场安排，进口出口统一起来，实行产业化管理。现在有不少国家实行这种农业产业化方式，很有成效。
第四，建议今年冬天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粮食大丰收后的农村形势，统一认识。具体研究解决今冬明春粮食收购中的价格、资金、仓储、运输和补贴政策等问题，分别不同情况采取措施，解决有些省(区)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务使农民在粮食丰产后能够真正增加收入，务使产粮大县、大省在经济上有效益；安排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争取在当前环境宽松条件下有实质性进展；部署争取明年农业持续增产的各项工作。要使明年的粮食产量不再掉下来，许多工作特别是政策指导等工作都要在今冬做好。
今年的粮食大丰收，是8亿农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持续奋斗6年，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才获得的，它凝聚着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心血和汗水，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粮食大丰收后，供应状况会相当充裕，粮食库存也会大幅增加，当务之急是解决好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还要管好有些部门，防止乘农业丰收的机会以各种名目向农民伸手收款，加重农民负担。一定要接受1984年，1990年农业大丰收后，没有注意从各方面保护好农民利益，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引出第二年粮食减产的教训。真能这样做了，1997年的农业和粮食生产还可以继续攀登高峰。我国将用事实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中国人不仅能养活自己，而且将使自己的生活质量一年比一年提高。这样，近几年国际上一些人掀起的“中国粮食威胁论”就不攻自破了。
(1996年10月《要报》)
对1997年粮食减产后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