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上下五千年
7433100000004

第4章 上古史(2)

舜所命之官,见于《尚书》的,有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朕虞、秩宗、典乐、纳言等。又有四岳、十二牧。四岳,据《郑注》,是掌四方诸侯的。十二牧,则因当时分天下为十二州,命其各主一州之事,《书经》又述当时巡守之制 :则天子五年一巡守。二月东巡守,至于东岳之下,朝见东方的诸侯。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 ;其礼皆同。其间四年,则四方诸侯,分朝京师。此所述,是否当时之事?若当时确有此制,则其所谓四岳者,是否是后世所说的泰山、衡山、华山、恒山,亦都足资研究。但当时,确有天子诸侯的等级;而尧、舜、禹等为若干诸侯所认为共主,则似无可疑。当时的政治,似颇注重于教化。除契为司徒,是掌教之官外,据《礼记·王制》所述,则有虞氏有上庠、下庠,夏后氏有东胶、西胶 ;一以养国老,一以养庶老。古人之教,最重孝弟。养老,正是所以孝弟,而化其犷悍之气的。我国的刑法,最古的是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据《书经·吕刑》,则其法始于苗民,而尧采用之。而据《尧典》所载,则又以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后世所用的刑法,此时都已启其端倪了。

夏代的政教

夏为三代之一,其治法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世还未全行湮灭。在当时,孔子是用周道,墨子是用夏政的。我们读《墨子》的《天志》、《明鬼》,可以想见夏代的迷信较后世为深;读《墨子》的《尚同》,可以想见夏代的专制较后世为甚;读《墨子》的《兼爱》,可知夏代的风气较后世为质朴;读《墨子》的《节用》、《节葬》和《非乐》可知夏代的生活程度较后世为低,而亦较后世为节俭。墨子之学,《汉书·艺文志》谓其出于清庙之守。清庙即明堂,为一切政令所自出,读《礼记·月令》一篇,可以知其大概。盖古代生活程度尚低,全国之内只有一所讲究的房屋,名为明堂。天子即居其中,所以就是后世的宫殿。祭祀祖宗亦于其中,所以就是后世的宗庙。古代的学校,本来带有宗教色彩的 ;当时天子典学,亦在这一所房屋之内,所以又是学校。一切机关,并未分设,凡百事件,都在此中商量,所以于一切政教,无所不包。明堂行政的要义,在于顺时行令。一年之中,某月当行某令,某月不可行某令,都一一规定,按照办理,像学校中的校历一般。如其当行而不行,不当行而行,则天降灾异以示罚。《月令》诸书的所述,大概如此。此等政治制度和当时的宗教思想,很有连带的关系。我们读《书经》的《洪范》,知道五行之说,是源于夏代的。什么叫做五行呢?便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盖古人分物质为五类,以为一切物莫非这五种原质所组成。而又将四时的功能比附木火金水四种原质的作用;土则为四时生物之功所凭借。知识幼稚的时代,以为凡事必有一个神以主之。于是造为青、赤、黄、白、黑五帝,以主地上化育之功;而昊天上帝,则居于北辰之中,无所事事。此等思想,现在看起来,固然可笑。然而明堂月令,实在是一个行政的好规模,尤其得重视农业的意思。所以孔子还主张“行夏之时”。

我们看明堂月令,传自夏代;孔子又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可见夏代的农业,已甚发达。然其收税之法,却不甚高明。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又引龙子的话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这就是以数年收获的平均数,定一年收税的标准。如此,丰年可以多取,而仍少取,百姓未必知道储蓄;凶年不能足额,而亦非足额不可,百姓就大吃其苦了。这想是法制初定之时,没有经验,所以未能尽善。

学校制度: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案古代的学校,分大学小学两级。孟子所说的校、序、庠是小学,学是大学。古代的教育,以陶冶德性为主。“序者,射也”,是行乡射礼之地;“庠者,养也”,是行乡饮酒礼之地,都是所以明礼让,示秩序的。然则校之所教,其大致亦可推知了。至于学,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颇疑亦和宗教有深切的关系。礼乐都是祀神所用,诗是乐的歌辞,书是教中古典。古代所以尊师重道,极其诚敬,亦因其为教中尊宿之故。

夏代凡传十七主;据后人所推算,共历四百余年,而其事迹可考的很少。《史记》说禹有天下后,荐皋陶于天,拟授之以位,而皋陶卒,乃举益,授之政。禹之子启贤,诸侯不归益而归启,启遂即天子位。《韩非子》又说:禹阳授益以天下,而实以启人为吏。禹崩,启与其人攻益而夺之位。古无信史,诸子百家的话,都不免杂以主观。我们只观于此,而知传子之法,至此时渐次确定罢了。启之子太康,为有穷后羿所篡。《史记》但言其失国,而不言其失之之由。《伪古文尚书》谓由太康好畋,殊不足据。据《楚辞》及《墨子》,则由启沉溺于音乐,以致于此。其事实的经过,略见《左氏》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据其说:则太康失国之后,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好田猎,又为其臣寒浞所杀。时太康传弟仲康,至仲康之子相,为寒浞所灭。并灭其同姓之国斟灌、斟寻氏。帝相的皇后,名字唤做缗,方娠,逃归其母家有仍。生子,名少康,后来逃到虞国。虞国的国君,封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夏的遗臣靡,从有鬲氏,收斟灌、斟寻的余众,以灭浞而立少康。并灭寒浞的二子于过、戈。与穷石,《杜注》都不言其地。其释寒国,则谓在今山东潍县。斟灌在山东寿光,斟寻亦在潍县。虞在河南虞城。纶但云虞邑。有鬲氏在山东德县。过在山东掖县。戈在宋、郑之间。其释地,似乎不尽可据。案《左氏》哀公六年引《夏书》,说 :“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似指太康失国之事。又定公四年,祝佗说唐叔“封于夏虚”。唐叔所封,是尧的旧都,所以晋国初号为唐而又称之为夏虚,可以见禹之所居,仍系尧之旧都。穷石虽不可考,该距夏都不远,所以能因夏民以代夏政。夏人此时,当退居河南。少康虽灭寒浞,似亦并未迁回河北,所以汤灭桀时,夏之都在阳城了。

商代的政教

商代是兴于西方的。其始祖名契,封于商,即今陕西的商县。传十四世而至成汤。《史记》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八迁的事实和地点现在不大明了。其比较可靠的:《世本》说契居于蕃;其子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左氏》襄公九年,说昭明子相土,居于商丘。蕃在今陕西华县附近。砥石不可考。商丘,即春秋时的卫国,系今河南濮阳县。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帝喾冢在濮阳,都邑亦当相去不远。惟冥居地无考。汤所从的先王,如其是喾或契,则其所居之亳,该在商或商丘附近了。

这是汤初居之亳,至于后来,其都邑容有迁徙。汤征伐的次序,据《史记》、《诗经》、《孟子》,是首伐葛,次伐韦、顾,次伐昆吾,遂伐桀。《孟子》谓汤居亳,与葛为邻。后儒释葛,谓即汉宁陵县的葛乡,地属今河南宁陵县。因谓汤居亳之亳,必即汉代的薄县,为今河南商丘、夏邑、永城三县之地。葛究在宁陵与否,殊无确据。韦是今河南的滑县,顾是今山东的范县,亦不过因其地有韦城、顾城而言之,未敢决其信否。惟昆吾初居濮阳,后迁旧许,见于《左氏》昭公十二年和哀公十七年,较为可信。桀都阳城,见于《世本》,其说亦当不诬。旧许,即今河南的许昌。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史记》说:桀败于有娥之虚,奔于鸣条。有娥之虚不可考。鸣条则当在南巢附近。南巢,即今安徽的巢县,桀放于此而死。然则汤当是兴于陕西或豫北,向豫南及山东、安徽发展的。

商代传三十一世,王天下六百余年。其制度特异的,为其王位继承之法。商代的继承法,似乎是长兄死后,以次传其同母弟;同母弟既尽,则还立其长兄之子。所以《春秋繁露》说:主天者法商而王,立嗣与子,笃母弟。主地者法夏而王,立嗣与孙,笃世子。我们观此,知商代的习惯,与夏不同,而周朝则与夏相近。又商代之法,“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

所以古书说“高宗谅暗,三年不言”。观此,则商代的君权,似不十分完全,而受有相当的限制。

此外,商代事迹可考见的,只有其都邑的屡迁。至其治乱兴衰,《史记》虽语焉不详,亦说得一个大概。今节录如下:

【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太戊】殷复兴,诸侯归之。

【仲丁】迁于隞。

【河亶甲】居相。殷复衰。

【祖乙】迁于邢。殷复兴。

【阳甲】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诸侯莫朝。

【盘庚】涉河南,治亳。殷道复兴,诸侯来朝。

【小辛】殷复衰。

【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帝甲】淫乱,殷复衰。

【武乙】去亳,居河北。

【帝乙】殷益衰。

帝乙的儿子,就是纣了。公元一八九八、九九年间,河南安阳县北的小屯,曾发见龟甲兽骨。有的刻有文字。考古的人,谓其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殷墟,或者是武乙所都。据以研究商代史事和制度的颇多,著书立说的亦不少。但骨甲中杂有伪品,研究亦未充分,所以其所得之说,尚未能据为定论。殷代政教,见于书传,确然可信的,则古书中屡说殷质而周文。可见其时的风气尚较周代为质朴;一切物质文明的发达,亦尚不及周朝。又商人治地之法,名为助法。是把田分别公私。公田所入归公;私田所入,则全归私人所有。但借人民之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故名为助,这确较夏代的贡法,进步多了。

周初的政治

周代,因其国都的迁徙,而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时代的历史和西周时代判然不同。在西周,还同夏、殷一样,所可考的,只有当时所谓天子之国的史事。到东周时代,则各方面的大国事迹都有可考,而天子之国反若在无足重轻之列。这是世运变迁,各地方均逐渐发达之故。现在且先说西周。

周代是兴于现在的陕西的。其始祖后稷,封于邰。传若干世至不窋,失官,窜于戎狄之间。再传至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居于豳。九传至古公亶父,复为戎狄所逼,徙岐山下。《史记》说:“古公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又“作五官有司”。可见周朝崎岖戎狄之间,不为所同化,而反能开化戎狄了。周代的王业,实起于亶父,所以后来追尊为太王。太王有三子:长泰伯,次仲雍,因太王欲立季子季历,逃之荆蛮。太王遂立季历,传国至其子昌,是为周文王。文王之时,周益强盛。西伐犬戎、密须。东败耆,又伐邘、伐崇侯虎。作丰邑,自岐下徙都之。时荆、梁、雍、豫、徐、扬六州,都归文王。文王崩,子武王立。观兵至孟津。复归。后二年,乃灭纣。武王灭纣时,周朝对东方的权力,似乎还不甚完全。所以仍以纣地封其子武庚而三分其畿内之地,使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监之。武王崩,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摄政。三监和武庚俱叛。淮夷、徐戎,并起应之。周公东征,定武庚和三叔。又使子鲁公伯禽平淮夷徐戎。营洛邑为东都。周朝在东方的势力,就逐渐巩固了。

成王之后,传子康王,史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这所谓天下,大约实仅指周畿内的地方。孟子说:“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说大同时代的制度,到小康时代多少还能保存。依孟子所说,则文王的治岐:实能(一)维持井田制度;(二)山泽之地,还作为公有;(三)商人并不收税 ;(四)而其分配,也还有论需要而不专论报酬的意思。成、康时代,果能保守这个规模,自然能刑罚清简,称为治世了。然而时移世易,社会的组织暗中改变,此等制度遂暗中逐渐破坏;而在上的政治,亦不能长保其清明;社会的情形,遂觉其每况愈下了。所以孔子论小康之治,至成王、周公而告终;而《史记》亦说昭王以后,王道微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