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上下五千年
7433100000021

第21章 中古史(14)

宋朝是一个有创辟的时代。其学术思想和文艺,都有和前人不同之处。 天下事物极必反,有汉儒的泥古,就有魏晋人的讲玄学。有佛学的偏于出世,就有宋学的反之而为入世。 宋学的巨子,当推周、程、张、朱。周子名敦颐,道州人。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其大意,以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因其一 动一静,而生五种物质,是为五行,再以此为原质,组成万物。人亦是万物 之一,所以其性五端皆具。但其所受之质,不能无所偏胜,所以人之性,亦 不能无所偏。当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张子名载,陕西郿县横渠镇人。 他把宇宙万物,看成一汇。物的成毁,就是气的聚散。由聚而散,为气的消 极作用,是为鬼。由散而聚,为气的积极作用,是为神。所以鬼神就在万物 的本身,而幽明只是一理。气是一种物质。各种物质相互之间,本有其好恶 迎拒的。人亦气所组成,所以对于他物,亦有其好恶迎拒,此为物欲的根源。 此等好恶,不必都能合理。所以张子分性为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而说人当 变化其气质。周、张二子所发明的,都是很精妙的一元论。二程所发明,则 较近于实行方面。二程是弟兄。洛阳人,大程名颢,小程名颐,大程主“识 得此理,以诚敬存之”。小程则又提出格物,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朱子名熹。他原籍婺源,而居于闽,所以周、程、张、朱之学,亦称为濂、洛、关、 闽。朱子之学,是承小程之绪的。他读书极博,制行极谨严。对于宋代诸家 之说,都有所批评,而能折衷去取,所以称为宋学的集大成。但同时有金溪 陆九渊,以朱子即物穷理之说为支离。他说心为物欲所蔽,则物理无从格起, 所以主张先发人本心之明。大抵陆子之说,是为天分高,能直探本源的人说 法的。朱子之说,则为天分平常,须积渐而致的人说法的。然正惟天分高, 然后逐事检点不虑其忘却本源 ;亦惟天分平常,必先使他心有所主。所以清代的章学诚说朱陆是千古不能无的同异,亦是千古不可无的同异。以上所说, 是宋学中最重要的几个人。此外在北宋时,还有邵雍,则其学主于术数。南 宋时,张栻、吕祖谦和朱熹,同称乾淳三先生。祖谦喜讲史学。永嘉的陈傅 良、叶适,永康的陈亮,都受其影响。其说较近于事功。讲宋学的人,不认 为正宗。然实亦互相出入。宋学家反对释氏。他们说“释氏本心,吾徒本天”。 而他们所谓天,就是理,所以其学称为理学,尊信其说的人,以为其说直接 孔、孟 ;而孔、孟之道,则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下来 的,所以又称为道学。后来的考据家,则谓宋学的根源,是《先天》、《太极》 两图 ;而此两图,都是出于宋初华山道士陈抟的,所以说宋学实出道家。又 有因宋儒好谈心性,以为实是释氏变相的。然后一时代的学问,对于前一时 代的学问,虽加反对,势不能不摄取其精华 ;而学问的渊源,和其后来的发 展、成就,也并无多大的关系,往往有其源是一,其流则判然为两的。所以 此等说,都无足计较。宋学总不失为一种独立而有特色的学术。

清代的汉学家,对于宋学,排斥颇力。其实考据之学的根源,亦是从宋 代来的。宋儒中如著《困学纪闻》的王应麟,著《日钞》的黄震,都是对于 考据很有工夫的。所以宋朝人对于史学,亦很有成绩。自唐以后,正史必出 于合众纂修,已成通例。只有宋代,《新五代史》是欧阳修所独撰,《新唐书》 为修及宋祁所合撰。虽出两人之手,亦去独撰的不远。司马光修《资治通鉴》, 自战国迄于五代,为编年史中的巨著。朱子因之而作纲目,虽其编纂不如《通 鉴》的完善,而其体例,则确较《通鉴》为优。袁枢又因《通鉴》而作《纪 事本末》,为史书开一新体。马端临因《通典》而作《文献通考》。其事实的 搜辑,实较《通典》为备,而门类的分析,亦较详。郑樵包括历代的史书而 作《通志》,虽其编纂未善。然论其体例,确亦能囊括古今,删除重复的。 而二十略中,尤多前人未及注意之点。此外宋朝人对于当代的史料,搜辑之 富,亦为他时代所不及。而史事的考证和金石之学,亦始自宋人。

唐朝虽为古文创作时代,其实当时通行的仍是骈文。至于宋朝,则古文 大盛。如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父子、曾巩等,都为极有名的作家。宋朝人 的骈文,亦生动流利,和唐以前人所作,虽凝重而不免失之板滞的不同。诗 亦于唐人之外别开新径。唐人善写景,宋人则善言情。比较起来,自然是唐 诗含蓄而有余味。然而宋人亦可谓能开拓诗的境界,有许多在唐代不入诗的 事物,至此都做入诗中了。词则宋代尤推独绝,南北宋都有名家。宋学家是讲究道理,不注重词华的。所以禅家的语录,宋学家亦盛行使用。又其时平 民文学,甚为发达。说话之业甚盛。后来笔之于书,就是所谓平话体的小说了。

印刷术的发达,是推动宋代文化的巨轮。古代的文字,书之于简牍。要 特别保存得长久的,则刻之于金石。不论金石和简牍,总是供人观览,而非 以为摹拓之用的。汉魏的《石经》,还是如此。但是后来渐有摹拓之事。摹 拓既兴,则刻之于木,自较刻之于石,为简易而省费。据明代陆深所著的《河 汾燕间录》,说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五九〇年--敕天下废像遗经,悉 令雕板。这是我国印刷术见于记载之始。然当隋、唐之世,印刷之事,还 不盛行。所以其时的书,还多是钞本,得书尚觉艰难。至公元九〇八,即后 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才请令国子监校正《九经》,刻板印卖。 是为官家刻书之始。此后官刻和私人为流传而刻,书贾为牟利而刻的就日多。

宋以后的书籍,传于世的,远非唐以前所能比,就是受印刷术发达之赐。 活字板是宋代毕昇所创,事在仁宗庆历中--公元一〇四一至四八--其时 字以泥制。到明代,无锡华氏才改用铜制。

宋的制度和社会

宋代的兵制和北宋以前学校选举之制,已见。今再 补述其余的制度如下 :

宋代的制度,都是沿袭唐代的。其取之于民的,共分五项 :(一)为公 田之赋。(二)为民田之赋,这都是田税。(三)为丁口之赋,是身税。(四) 为城郭之赋,是宅税和地税。(五)为杂变之赋,亦谓之沿纳,是唐行两税 之后,复于两税之外,折取他物,而后遂变为常赋的。凡此种种,其取之都 用两税之法,于夏、秋分两次交纳。宋代病民的,不在于税而在于役。自王 安石行青苗法后,元祐复行科差,绍圣再变为雇役。自后差雇两法并行。因 欲行签差之法,必须调查人民的资产。其中责令人民自行填报的,谓之“手 实”。由官派人查轧的,则谓之“推排”。卖买田产时,将物力簿同时改正的, 则谓之“推割”。诸法都难得公平,又难于得实,总是厉民之政。在中国法 律上,官和人民交易,亦同人民和人民交易一样,谓之“和”。所以和籴及 和买,本应确守私法上的原则。然而其后,都有短给和迟给的,甚或竟不给 钱,而所籴所买,遂变为赋税。这亦是厉民之政。

两税以外的赋税,都起于唐中叶以后。因其时藩镇擅土,中央的收入减 少,不得不求之于此。宋代养兵太多,遂沿而未改。其中最重要的是盐税。 其法起于唐之刘晏。借民制盐,而免其徭役,谓之灶户,亦称亭户。在刘晏时, 还是行就场征税之法。一税之后,任其所之。后来渐变为官卖。又或招商承 买,则谓之通商。茶法,亦起于唐中叶之后。制茶的人,谓之园户。岁输定 额的茶,以代赋税。其余悉数由官收买。官买茶的价钱,都是先给的,谓之 “本钱”。于江陵、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设立榷货务 六处。除淮南十三场外,其余的茶,都运到这六榷货务,由官发卖。酒 :州 郡都置务官酿。县、镇、乡、闾,则听民酿而收其税。坑冶 :官办的置监、冶、场、务等机关,民办的,则按一定分数,“中卖”于官。商税,起于唐 代的藩镇,而宋因之。州县各置收税的机关,名之为务。税分过税和住税两 种。过税取百分之二,住税取百分之三。所税的物品和其税额,各处并不一 律。照例都应得榜示出来,然而实际能否一一榜示,榜示之后,能否确实遵守, 就很难言之了。这实在也是厉民之政,和清代的厘金无异。宋代还有一种借 官卖以省漕运的办法,是为“入边”和“入中”。其法 :令商人入刍粟于边, 或入现钱及金帛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钞,令其到指定的地方,支取货物。 其初只解池的盐,用此办法,为陕西沿边之备。后来东南茶盐和榷货务的缗 钱,都许商人指射,谓之三说。更益以犀、象、香药,则谓之四说。在实物 经济时代,运输货物,本是件最困难的事。如此,既省行政上的麻烦,又省 转运时的弊窦,本是个好法子。但官吏和商人,通同作弊,把商人所入的刍 粟,高抬其价,谓之“虚估”,而官物遂不免虚耗。又且入刍粟的土人,并 不会做盐茶等卖买,得钞都是卖给商人或京师的交引铺,他们都要抑勒钞价, 实际入刍粟的并无利益,群情遂不踊跃,边备仍不充实。后来乃令商人专以 现钱买茶,官亦以现钱买刍粟。于是茶不为边备所需,而通商之议起。通商 之议既起,乃停给茶户本钱,但计向者所得的息钱,取之茶户,而听其与商 人卖买。到蔡京出来,又变茶法。由官制长引、短引,卖给商人。商人有此 引的,即许其向茶户买茶。如此,便只是一种买茶的许可证了。后来淮浙之 盐,亦用此法,为后世所沿袭。南渡之后,地方削小,而费用增广。盐茶等 利,较北宋都有所增加。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板帐钱等。系将各种杂税,或 某种赋税上增取之数,以及其他不正当的收入,凑起来的。其厉民更甚。

宋代的人民是很为困苦的。因为唐中叶以后,武人擅土,苛税繁兴,又 好用其亲信做地方官或税收官吏之故。宋兴,此等苛税,多所捐除,然而仍 不能尽。至于豪强兼并,则自天宝以来,本未有抑强扶弱的政令 ;加以长期 的扰乱,自然更为利害了。所以宋代的平民,其受剥削特甚。当时民间借贷, 自春徂秋,出息逾倍。而且各种东西,都可以取去抵债。折算之间,穷人自 然格外吃亏了。当时司马光上疏,诉说农民的疾苦,曾有这几句话 :

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 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更有 何可生之路耳。

可谓哀切极了。王安石所以要推行青苗法,其主意,就是为防止民间的 高利贷。然而以官吏办借贷之事,总是无以善其后的。所以其法亦不能行。 在宋代,得人民自助之意,可以补助行政的,有两件事 :其(一)是社仓。 社仓之法,创于朱子。其以社为范围,俾人民易受其益,而且易于感觉兴 味,便于管理监督,和义仓之法同。而在平时可兼营借贷,则又得青苗法之 意。其(一)是义役。义役是南宋时起于处州的松阳县的。因为役事不能分 割,所以负担不得平均。乃由众出田谷,以助应役之家。此两法若能推行尽 利,确于人民很有益处,而惜乎其都未能。南渡之后,两浙腴田,多落势家 之手,收租很重。末年,贾似道当国,乃把贱价强买为官田,即以私租为税 额。田主固然破家者众,而私租额重而纳轻,官租额重而纳重,农民的受害 更深。南宋亡后,虽其厉民之政,亦成过去。然而江南田租之重,则迄未尝 改。明太祖下平江。恶其民为张士诚守,又即以私租为官赋。江南田赋之重, 就甲于天下。后来虽屡经减削,直到现在,重于他处,还是倍蓰不止。兼并 之为祸,可以谓之烈了。

宋代士大夫的风气,亦和前代不同。宋人是讲究气节的。这固然是晚唐、 五代以来,嗜利全躯的一个反动,而亦和其学术有关系。宋朝人的议论,是 喜欢彻底的,亦是偏于理论的。所以论事则好为高远之谈,论人则每作诛心 之论。这固然也有好处,然而容易失之迂阔,亦容易流于过刻。而好名而激 于意气,则又容易流为党争。自辽人强盛以来,而金,而元,相继兴起,宋 人迭受外力的压迫,其心理亦易流于偏狭。所以当国事紧急之时,激烈的人, 往往发为“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议论。这固然 足以表示正义,而且也是民族性应有的表现。然而不察事势,好为高论,有 时亦足以偾事。而此等风气既成之后,野心之家,又往往借此以立名,而实 置国家之利害于不顾,则其流弊更大。此亦不可以不知。

元的勃兴和各汗国的创建

当公元十三世纪之初,有一轩然大波,起于亚洲的东北方,欧、亚两洲, 都受其震撼。这是什么事?这便是蒙古的兴起。

蒙古,依中国的记载,是室韦的分部。唐时,其地在望建河南。但其人 自称为鞑靼。鞑靼是靺鞨别部,居于阴山的。据蒙古人自著的《元朝秘史》 看起来 :他始祖名孛儿帖赤那,十传而至孛儿只吉歹。孛儿只吉歹的妻,唤 做忙豁勒真豁阿。忙豁勒真豁阿,译言蒙古部的美女。我们颇疑心孛儿只吉 歹是鞑靼人。因其娶蒙古部女,才和蒙古合并为一。和金朝王室的始祖,以 高丽人而为生女真的完颜部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