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胡康民党史研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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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说不尽的罗广斌

罗广斌是个人物,现在50岁以上的人很少有不知道他的。他的一生颇有传奇性:

出身权贵门第,却投身革命,经受住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炼狱的严重考验而又得以脱险生还,是监狱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和历史见证人,并最早把这两座活棺材的详细情况带出来,报告给中共党组织,公之于世;他是小说《红岩》的第一作者……这部小说迄今仍保持国内最高发行纪录,对整整一代青年人的成长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在“文革”中参加造反,却未由此“起家”,反而死于非命。

对罗广斌的一生有着各种不同评价,有关报刊已发表了一些文章,社会上也流传着不同说法,至今不绝于耳。对各个不同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角度不同,见解各异,褒贬不一,乃是正常的事。本文据笔者调查了解的资料,对某些史实作一点介绍,其中也对有的问题说一点看法。

一、家庭出身的十字架

罗广斌出身于一个权贵家庭。这个家庭让他一辈子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前半辈子是挣脱家庭的枷锁;后半辈子则笼罩在家庭出身的阴影之下,这阴影越来越浓……

所谓权贵,并非世家,只因为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罗广文,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坐镇四川,并在解放战争期间几次派兵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当时民愤很大,众人侧目。

其实,罗广斌与这个哥哥的关系是相当疏远的,平时见面的机会都不多,但血缘关系却避不开。

罗广斌祖籍四川忠县(现属重庆)1925年出生在成都。祖父是个贫农,兼做木匠,手头活钱松动一点,能供给儿子罗宇涵(罗广斌之父)读私塾。罗宇涵终于在晚清末年19岁时考取了一名秀才,以后又进“东洋”(日本)人办的成都铁路学堂。本想去日本留学,却没去成,但因此有了个“出身”——作官的最初资历……一直在学校和司法部门任职。1924年,“停妻再娶”,与法政学堂毕业、在四川高等法院任法官的罗蕴山结婚。由于两人都有一定职位和形形色色的较高收入……先后购置了不少田产,在成都市郊和老家忠县,以及成都东南的洪雅县,共有房产三处,田地1000多担,算得上官僚兼地主。

罗广斌是罗宇涵和罗蕴山的独生子,自是十分受宠爱。罗广斌还有同父异母的一兄一姊。姐姐罗广慧,是位农业科技工作者,解放后在大连任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平时也少有联系;哥哥便是在四川大有名气的罗广文了。

罗宇涵由于自己留学日本的心愿未能实现,便寄希望于长子。1925年,即罗广斌出生那年,罗宇涵送罗广文到日本学习军事。罗广文于1929年回国,从下级军官干起,一直在内战和抗战前线,他在国民党党内军内不属于某一派系,靠硬打实干爬上去,抗战后期作到军长。抗战中曾几次到几个解放区观摩,承认解放区政策合理、军纪严明、军民团结,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任何一个到过解放区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不争事实。尽管如此,他的实际政治立场并没有触动。直到1949年末,在解放成都战役时,才被迫起义。后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本来要让他回四川工作,他自己觉得在家乡有民愤,不愿回川,才另安排为山东省林业厅厅长。

抗战胜利后,罗广文驻兵四川,任第七编练司令,后改为第十五兵团司令官,是四川境内兵力最强的将领。罗家也就成了豪门,罗宇涵成了“老封翁”,曾被“推选”为忠县的四川省参议员。但这是罗广斌已有了觉悟参加革命以后的事。如果说罗广文对罗广斌有什么重大影响的话,那就是罗广斌被捕后之所以没有被处死,是因为有这个哥哥,特务有所顾忌,没有下手。

在地下斗争时期和解放初期,中共党组织对罗广斌的家庭出身是正确对待的,既慎重审查,严格要求;又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解放初期的政策,对高级起义人士的子弟也比较照顾,不予歧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家庭出身问题被日益看重,罗广斌也被与他的家庭挂起钩来,“文革”中更是达到顶点。罗广斌死后……江青下的诛语是:“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再加上江青说的“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多”,这在当时足以把他打下十八层阿鼻地狱,万劫不复。其实,江青也不是什么独创,只不过把过去已有的某些人的观点发展到极致。

罗广斌与家庭、与哥哥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乃至感情上的界限是划得清楚的。问题倒是他当时没有能够自觉地运用这种家庭和社会关系,更好地为革命事业服务。这是他的真诚,也是他的幼稚之处。即便如此,他仍然过不了关。

阶级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理,共产党人必须遵循。但是不能把阶级论庸俗化、简单化为唯成分论、唯出身论。这里实质上主要是个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有成功经验,辉煌成就,独特优势;也有惨痛教训,严重挫折,而且反反复复,长期困扰。直到邓小平理论创立,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实际得到解决。

二、初恋被阻开始与家庭决裂

罗广斌从少年时代起,便对这个家庭在感情上极端反感。这是因为他最初的恋爱受到家庭的坚决反对和压制,严重伤害了少年罗广斌的心灵,也养成了他的叛逆性格。

1939年2月,罗广斌随父母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从成都暂时迁居到洪雅县城(罗家田产主要在洪雅)就读于洪雅县中学。他喜欢文学,爱看小说,对欧洲古典小说读得较多,少年早熟。1940年读初中四期时,与女同学牟学莲产生恋情,异常执著,这时他还不足15岁。牟学莲是位小家碧玉,出身于破产地主家庭,父亲在洪雅县城做小生意。

他们的关系被发现以后,罗家坚决反对,原因不是因为他早恋,影响学业,影响成长,也不是嫌牟学莲的人才品貌,而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家庭出身。”

不好。他母亲罗蕴山对他说:“我们家的子弟决不能作商人女婿。”“就是家里答应了,别人也要说闲话,说我们没有家教,影响家声。”罗广斌不屈,家里便对他的一切行动进行严格的管束与严密监视,切断他与牟学莲的交往,直至1941年全家返回成都后仍不放松。

罗广斌自己说,1940-1943年,他在家里度过了三年囚禁般的生活。他对家庭的这种专横与压迫坚决抗争,与父亲闹翻,甚至打了一架,同时暗地与牟学莲保持秘密通信联系。直到1944年初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才摆脱了这种“囚徒”似的生活,飞鸟出笼,自由翱翔。

进入西南联大附中,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在抗战期间,由北大、清华、南开三座名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既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也是著名的“民主堡垒。”

……全校(包括附中在内)充满了强烈的学术气氛和民主气氛。在这里,他呼吸到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使他受到深刻的启迪,眼界大开。这里,他与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识途有了进一步接近。马识途与罗广斌是同乡、世交,对他的家庭和他本人比较了解,是对他的境遇和反抗精神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的第一人,最他的人生第一知己。马识途给他分析他的境遇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推荐他学习革命理论书籍,引导他参加正在兴起的大后方的民主运动。罗广斌终于从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投身于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特别是经过“一二·一”运动的锻炼,成长为一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马识途曾经打算发展他加入中共,又考虑到他复杂的家庭因素,认为还需要再考察一段时间……乃于1945年7月先吸收他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

1946年2月,罗广斌在联大附中毕业以后,去到云南建水县健民中学教书,自己谋生,自食其力,摆脱了家庭的最后一道锁链,不再接受家庭的经济供给。

罗广斌与同是富家子弟、同在白公馆坐牢,互相结成生死之交的王朴、刘国(最后英勇牺牲)不同。王、刘尽量利用家庭的财力与社会关系为革命服务,罗广斌则是急于割断一切联系,以至于他后来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时,连学杂费和日常生活都靠战友和同学的资助,决不向家里要钱。他们各自的情况和家庭对革命的态度不同,自然不宜用一个模式来套比。他们都是好样的。

至于他与牟学莲,虽未再见面,但坚持通信,保持恋情。直到1948年2月,经组织同意,决定接在洪雅教书的牟学莲来重庆相会。这时,他在重庆江北民建中学教书,领导这个学校中共外围组织“六一社”的工作。就在牟学莲动身赴渝之前一周,因发行地下市委理论性刊物《反攻》的陈明德被捕。陈与罗广斌有联系。为避免牵连,组织上令他紧急疏散,立即转移到秀山,在秀山县中学和秀山师范学校教书,并规定不准与外面联系,不准通信。牟学莲由组织派一位同志接待安排……以后,牟与这位接待她的同志建立了感情,并结合在一起,离开了重庆。罗广斌这才挥慧剑斩情丝,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柏拉图式”的恋爱。

三、他究竟是怎样被捕的

罗广斌是在成都家中被捕的。关于他的被捕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哥哥知他回家,怕他闹事闯祸,又怕下面小特务不讲情面,把他杀了,因而告诉特务头子徐远举把他抓起来加以管教,但不能杀他;另一种说法是他母亲不慎,将他回家情况无意中透露出来,甚至说是他母亲到敌警察机关说明情况,请求保护,反而使他被捕;还有一种说法是冉益智出卖的,连罗广斌自己也这样看,因他在受审时,法官曾交给他看了一份冉益智的“报告”。

这几种说法都沾边带角地有点关系。但确切地讲,首先出卖他的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

1948年3月1日,罗广斌在赴秀山前,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由刘国(原在西南联大经济系读书时与罗广斌熟悉,此时任中共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陈家俊(西南学院同学,后任城中心与南岸区学运特支委员)介绍入党,候补期9个月,属于市委副书记冉益智领导的学运系统。按地下组织的纪律,领导成员对各自领导的组织和人员的具体情况,一般是互不通报的。但市委书记刘国定心多手长,他知道罗广斌已入党。

1948年4月,刘、冉相继被捕叛变。他们向敌特争功邀宠,竞相出卖党的组织;同时他们也心怀鬼胎,互相戒备,留有后手。刘国定抢先一步,供出了罗广斌,特务却抓不到他;再问冉益智,冉便和盘托出。特务在成都罗家侦伺,恰好罗广斌回家,罗母无意中透露,便撞在特务枪口上了。

罗广斌在秀山闻知重庆党组织遭受破坏,却不知详情,在秀山也有危险,乘暑假之便来到重庆,与在重庆负责清理组织、主持善后工作的邓照明(曾在秀山县中教书)接上头。邓照明决定他回成都家中隐蔽,争取作好家庭的统战工作。这时……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也在重庆,罗广斌见着他(马识途与邓照明未打通关系)便随他回到成都。马识途曾告诉罗广斌,如家中待不住,可立即转移到洪雅……

1948年9月10日,重庆绥靖公署二处科长陆志良扮作商人模样,到罗家要见罗广斌……说要面交(伪造的)一封马识途的信。罗广斌信以为真,出面接待,当场被捕……绥署二处特务头目徐远举与罗广文颇有交情,唯恐开罪这位手握军权的司令官……在派人逮捕罗广斌时,专门写信给罗广文(未住成都家中)打招呼,疏通关系……说“一旦令弟稍有悔悟,即当优先予以自新机会”,保证不伤他的性命。得到罗广文的同意。

罗广斌被捕后,在成都稽查处关押了10多天。他的父母到监狱来看过他,劝他不要再坚持。母亲罗蕴山说,苏联的日丹诺夫(当时是公认的斯大林接班人)最近死了,共产主义没有前途,不要学文天祥。罗广斌不予理睬。母亲给他10元金圆券(这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搞币制改革,每300万元法币兑金圆券1元,所值不到1银元)他接受了。这是自1946年以后,除两次回家小住,在家食宿外,唯一一次接受家庭的金钱。他还请母亲送一副扑克牌来,结果送来的却是一部《曾文正公家书》。后来他把这部书带到渣滓洞监狱,改做成扑克,大家玩了好久。

9月下旬,罗广斌由陆志良押解,从成都坐飞机转到重庆。

四、在渣滓洞戴着脚镣跳舞

罗广斌被押解到重庆,先关在绥署二处,几天以后关进渣滓洞。从9月下旬到10月下旬一个月间,在绥署二处和渣滓洞,先后由特务头目徐远举、叛徒冉益智、法官张界、渣滓洞监狱看守长李磊进行突击审问。其中,徐远举审问了三次。开始是在二处,徐的态度比较温和,劝导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才入党,还在候补期内,案情并不重要。你这样出身的人是中共三查三整的对象。你只要退出共党,一切都好办,否则就要玉石俱焚。

后来在渣滓洞,一个晚上,徐远举又来提审。这次就不大客气了,拍着桌子,拿出一叠名册,大声吼叫:“这里300人,都是共产党,你还犟!”不论软说硬压,罗广斌一概不认账。过了几天,一个穿深蓝色西服的人来问案,自称是徐远举的代表。他就是参与出卖罗广斌的原上级领导人冉益智,他对罗广斌的情况比较了解,却没有见过面,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冉益智首先说,你的入党申请书是用浅蓝色纸写成的,并叙述了申请书中的一些内容。这当然都是真的。他目的是劝降,搬出了一套反动哲学,说:“人心都是矛盾的,动摇的。其他人想自新都不可能,你只要稍微表示一下就可以了。”

罗广斌虽然还不知道他是谁,估计必然是个大叛徒,心想这回碰到了“硬火”。

但冉益智在叙述他的申请书中的一些情节时,却把他与西南学院另一位同学罗永哗搞混了。罗广斌钻这个空子给他一阵“横扯”。冉益智没有办法,只得走了,以后也未再来。罗广斌已经明白,承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实际上都是一回事了。

罗广斌初进渣滓洞,情绪不免有点紧张,但他见到监狱同志们坚强的斗争意志和火一般的热情,受到鼓舞,很快镇静下来。在审讯中,态度强硬,毫不屈服。徐远举大为光火,本已把他关在隔离室,又下令加上一副脚镣。狱中同志对他的表现深为嘉许,采用各种方式给予慰问。据解放初渣滓洞脱险同志回忆,诗人何雪松的《海燕》(当时名《我们的海燕》)就是写给罗广斌的:

你——

暴风雨中的海燕,

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

飞翔吧!

战斗吧!

你——

骄傲的海燕!

后来在写《红岩》时,罗广斌将这诗移赠给江姐了。关了一阵后,形势缓和一点……把他转到楼一室,可以放风,取下了脚镣。

到1949年1月下旬,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转移到成都被捕后,也押解来重庆,关进渣滓洞。齐亮在昆明时作过西南联大学生会主席、昆明市学联主席。罗广斌是联大附中罢课委员会主席、市学联宣传部工作人员。马识途曾把罗广斌的关系交给齐亮领导,两人相知甚深。见齐亮也关进来,罗广斌立即写了一张小纸条,告诉他狱中情况和应注意的事情,不料在递给齐亮时被看守班长俞德新发现,当场拿获,报告上去。这自然是严重违犯“监规”行为,特务更是火冒三丈,下令把刚取下的脚镣再给他戴上。

1949年1月29日是己丑年春节,狱中举行那场脍炙人口的“春节大联欢”。罗广斌意气风发,壮怀激烈,戴着脚镣表演了“踢踏舞”。特务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遂于2月5日把他转押到白公馆。

五、拒绝“释放”,重返白公馆

在白公馆,除了刘国是老关系之外,其他同志都是新交。他们同命相依,心有灵犀,很快熟悉起来。白公馆比之渣滓洞,囚徒人数较少,而情况多样性一点,案情复杂严重的比较多,上层和有上层关系的人士较多,“民革”成员较多。在共产党人中间实际存在一个没有命名的领导小组,罗广斌称之为“非正式”的支委会。这个领导小组由四人组成:许晓轩、谭沈明、刘国、周从化。许晓轩和谭沈明已被囚10年,在狱中意志坚定,刻苦自学,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刘国是学运骨干;周从化是中将师管区司令。他们都有很高的威信,一切重大问题均由这个小组研究决定。共产党员自觉服从领导,其他难友也以他们马首是瞻。

徐远举因对罗广文有承诺,极想卖个人情释放罗广斌,但坚持要罗广斌有一点“悔悟”。罗广斌则表示:要么“和平出去”(无条件释放)要么“宁受处决。”

……但“决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去”。双方一直僵持。

1949年9月,罗广斌的父母专程从成都来重庆保释他。徐远举巴不得有这个机会,热情接待。9月17日,罗广斌被从白公馆提到城里二处(此时重庆绥靖公署改称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依旧是特务机构)与父母见面。临行时,难友们向他道喜,祝贺他从此出狱。他说:难友们,我一定会回来,和大家生死与共。到了二处,特务已准备了一份声明,要他签字登报“悔过自新”。罗广斌坚决拒绝签字,又与父亲大吵了一场。第二天午饭前他果然又回到白公馆吃牢饭了。

最后一次机会是1949年10月底,关在白公馆的陈然、王朴,关在渣滓洞的兰蒂裕……成善谋等已被公开枪杀。种种迹象表明,大屠杀即将开始,情势已十分危急。

11月上旬,白公馆领导小组决定,叫罗广斌“自新”出狱,向党报告狱中情况,并尽可能设法营救;此事政治上由领导小组集体向党负责。罗广斌虽不情愿,但同意执行。经共同商定,要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但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已没有这种机会。领导小组可能基于种种考虑,没有再提这个问题,罗广斌也乐得不问。

这个方案最后胎死腹中。

其实,按罗广斌的情况,这种“机会”随时都有,只不过他不愿去争取罢了。他终于活出来了,但没有“自新”。这个“自新”方案有过设想,其之所以没有实行,决非偶然。也幸亏没有实行,否则按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地下党的境遇来看,罗广斌就更难以说清楚了。领导小组的成员也全部壮烈牺牲;如果有人活着,恐怕也难以承担这个政治责任。这件本来已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的事情,罗广斌本着对党的忠诚,解放后还是如实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他的胸怀是坦荡的。

六、领导白公馆难友突围脱险

罗广斌活着出了白公馆,但他究竟是特务主动释放的,还是突围脱险的?这是一个有过争议的问题,至今仍有人对某些环节提出疑问。

客观地讲,特务头子徐远举确因罗广文的关系,不准备杀罗广斌,如果决心杀他的话,他也活不出来。在“11·27”大屠杀前,徐远举因顾及某些特别关系和其他原因,确曾下令释放罗广斌和其他几位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共产党人,但既未向他们宣布,也未实际履行,除了白公馆的罗广斌、李荫枫(民盟成员)之外……渣滓洞的李承林等都被杀了;而且,白公馆最后一批尚未被杀的10余人也确存在被杀的危险。据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的交代:“11月27日晚12时左右,二处司法科来电话,叫把还关着的十几人拉出去打了。”但这时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不在……无人负责执行。看守杨钦典问怎么办,杨进兴说,陆所长不在,不管他吧!随后,杨进兴和另一看守去到后山土地堂逛了一小时左右,回来一看,囚犯全都跑了。原来乘这个空隙,罗广斌已带领难友突围而去。

白公馆领导小组曾经策划武力打监,暴动突围。但在手无寸铁,外无援兵,敌人警戒十分森严的情况下,打监谈何容易!到后来实际只有坐以待毙。从“11·27”下午开始,白公馆的21个政治犯分批被提出枪杀,领导小组成员全部牺牲。除女同志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还被关在楼上外,其余男犯皆集中到楼下。到子夜时分,天空漆黑,牢门未锁,看守无人。罗广斌虽然也感到有点害怕,但举眼一看,只有自己一个共产党员。他挺身而出,抓住时机,准备组织突围。正在这时……看守杨钦典从楼上下来走进牢房,神色惊惶地对罗广斌说:“现在只有几分钟时间,你们快走。”同时交给他一串钥匙和一节平时当榔头用的水管。

杨钦典是狱中同志争取的主要对象。从1949年春开始,陈然、刘国、王振华。

冯鸿珊和罗广斌,以及黄显声、李荫枫等分别做五个看守的争取工作,很有成效……其中有四人明确表示愿意弃暗投明。杨钦典平时最佩服陈然,认作北方同乡(陈是河北人,杨是河南人)10月28日,陈然牺牲后,杨钦典很伤心,一再对罗广斌等说,你们将来出去,一定要好好照顾陈然的老母。到大屠杀前,其他三名已争取过来的看守都被调走或辞职回乡,只剩杨钦典一人,在千钧一发之时,发挥了作用。

罗广斌接过钥匙和水管,快跑上楼打开牢门,放出郭德贤和两个小孩,把大家召集起来,青老搭配,强弱搭配,17个囚徒和两个随母囚禁的小孩分成五个小组,集体突围,罗广斌走在最前面。

刚出白公馆,碰见特务训导员白恕宏,罗广斌举起水管准备打他。难友们怕节外生枝,耽误时间,劝阻了罗广斌。在杂役李育生的帮助下,他们把白恕宏关进特务办公室,反扣了房门。白恕宏毫无反抗能力,束手就擒。他们经过步云桥时,岗哨问口令,答不上,岗哨开枪射击,这群逃亡者被迫四下分散,落荒而走,直到解放后才又相见。

当然,如果他们不跑,不一定必然被杀。但是,在特务既未宣布释放,本人又不知情,在大屠杀中集体逃亡,这是突围脱险,还是多此一举?如果在步云桥有人被打死,是算突围牺牲,还是自己找死?这个道理并不难说明。

七、反反复复的六次审查

解放以后,罗广斌的被捕问题,反反复复被审查,几乎没有休止,他的后半生几乎在审查中度过。这些审查,有些是必要的、正常的;有些则是硬加的、秘密的……莫须有的。

算起来,对他审查一共进行了六次。

第一次是1950年,审查他在被捕期间的表现,以便决定是否恢复他的中共党籍。

这是完全必要的。任何共产党员被捕出狱都要经过审查。审查由市委组织部直接主持。审查结论对罗广斌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认为:1)罗广斌虽系罗广文胞弟,但受党较长时间教育,1945年参加外围组织,1948年入党,一直表现好;2)在狱中,所有党内外认识的同志均证明他是一人一案,未牵连组织与同志,未写有损于党的东西;3)家庭营救时,特务准备好悔过书,他坚决拒绝签字,没有动摇;4)在狱中帮助鼓励难友坚定斗争意志,领导难友突围脱险;5)解放后表现积极。决定恢复党籍,按期于1948年12月1日转正。这第一次审查结论是公道的,符合实际的。

第二次审查是1955年的肃反审干运动,由市审干委员会主持。这是全国性普遍的运动,在当时也是正常的。对罗广斌审查结论中使用的语言比较规范,不像第一次审查中多有褒扬之词。但对被捕原因、狱中表现和脱险经过大体与第一次审查结论一致,认定:被捕期间无问题。

第三次审查是1959年。某权力部门向市委报告说,据在押特务张界最近供认,罗广斌曾交代了组织关系,提出要对几个细节问题进行再审查:1)既在秀山已知重庆出了叛徒,为何还要来重庆,是谁通知他们的?如何与邓照明接上头的?在回成都的路上有无问题?2)被捕到底是谁出卖的?3)特务在成都捕他时,口称是为马识途送信,既然罗广斌认识马识途的字,为何要承认自己?4)冉益智“报告”内容如何?既然上级冉益智都供认了,他为何还能“横扯”?

这个报告提出的基点颇为滑稽。所谓“交代组织关系”,究竟是承认了党员身份(按当时习惯用语,“组织关系”是指党员身份)还是出卖了组织?哪些人被出卖了?既然认定上级冉益智提供了他,“横扯”都不行,为何承认党员身份又是个问题呢?这些要害都被回避了。而且,张界不是在“最近”,而是早已供认了;就在张界供认罗广斌“交代了组织关系”同时,也证实罗广斌表明了三条态度:要么无条件释放;要么处决;决不依赖哥哥关系出狱。这不是很好吗?还一定要审查出个什么结果呢?

这次审查还有几个特点:1)不是由党委而是由专政部门主持;2)“背靠背”地秘密进行,罗广斌本人不知道,没有陈述和解释的机会;3)审查没有结果……也不可能有结果。实际上是被“挂”起来了。这比有结果还要恼火得多。

第四次是1964年。由于《红岩》小说被翻译成日文后,在日本青年读者中也产生强烈影响。日本共产党方面邀请罗广斌访日。共青团中央征求重庆市委意见。于是,这个被挂了5年的问题又提出来,着手审查。结论是:罗广斌系刘国定出卖,经罗广文同意而被捕;承认了党员身份未叛党;脱险出狱是因为人情关系。比起1950和1955年来,这个结论的调子差了一大截,措辞用语大有贬义,但肯定了一个基本事实:“未叛党”。

即使如此,当时市委的一位分管领导人仍不同意罗广斌出国,理由是还有个别细节不清楚。这已经不像是正常的审查,而是严重的偏见、有意的刁难了。至于这偏见是出自政策思想的“左”,是对川东地下党的成见,还是另有个人恩怨?目前还说不清楚。

第五次审查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罗广斌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起来造反……矛头直指市委,这在党员干部中为数很少,是个危险人物。双方已是生死之战……必欲在政治上置对手于死地。这时“费厄泼赖”自然是“缓行”的了。于是,旧话重提,1966年8月3日,根据市委指示,市某强力部门一天之内连续提出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之一、之二、之三)把以往的结论完全推翻,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其要点是:

第一,罗广斌与马识途关系密切,被捕情节可疑。此时,当年的川康特委副书记……时任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的马识途,已被西南局主要领导人当做“修正主义分子”、“黑帮黑线人物”抛了出来。因此,该报告特意把罗广斌拴在黑线上,并认为罗广斌被捕也似与马识途有关,要一并进行追究。

第二,报告认为罗广斌严重丧失立场,承认党员身份,在敌特面前低三下四。具体事例是:1)在成都关押期间,曾接受母亲10元金圆券;在白公馆,杨钦典交给罗广斌钥匙和水管帮助他们出逃时,罗广斌曾握杨手道谢,说了一声,你真是救命菩萨。2)出狱是匪特决定,并明确向本人宣布。3)自我吹嘘,捏造越狱突围谎言,把叛徒塞进烈士之列,为杨钦典开脱。这里所谓把叛徒塞进烈士之列,是指解放后审定烈士时,罗广斌作为旁证人,参与提供情况,供审查委员会决定。该报告列出了一批名单,说他们不是烈士是叛徒,错定的责任算在罗广斌头上。所谓为杨钦典开脱,是指解放后根据罗广斌和白公馆其他脱险同志的证明……杨钦典因帮助被囚同志脱险有功,按其本人意愿,资遣送回原籍河南驻马店。

第三,该报告建议,立即将罗广斌交群众揭批;对其被捕历史再次进行调查;与马识途的问题挂在一起审查;立即逮捕杨钦典。

这个报告说是根据市委指示写的,实际上恐怕来头要更高一些,很可能是西南局领导人授意的。因为马识途是西南局的负责干部,重庆市委和市里工作部门不可能对他进行审查。

但是,随着“文革”迅猛发展,造反派日益得势,西南局和市委被夺权,公检法被“砸烂”,这几项建议大都未能实行,只有杨钦典被逮捕押回重庆,冤枉关了15年,直到1981年又才遣送回乡。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

造反派“一月夺权”后,分裂成两派。其中一派把唱反调(造反调子更高)的罗广斌抓起来,囚禁以至于死。所加给的罪名,以及种种飞短流长,其基调大体也就是那份报告所提的几个问题。在当时,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十分相似,实际上同出一辙——“左”倾路线之辙。

对罗广斌的第六次审查,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也是罗广斌死去10多年之后。

由于家属和生前战友的强烈要求,于1978年举行罗广斌骨灰安放仪式。随之市委再次组织力量对罗广斌之死和历史问题进行审查。关于历史问题,决定维持1955年的审查结论,算是复原了他的本来面目。关于他的死,是自杀、谋杀还是逃亡中坠楼,意见不一,相持不下。只好使用比较空泛的政治术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在当时情况下,也只能是这样了。

对罗广斌的历史审查终于画上了句号,虽然这个句号绕来绕去,画得不太圆,也没有合缝,但总算有了结果。如果他能活出“文革”,很可能还要面临又一次联系历史的审查,再过一次关。

八、一条血性汉子

罗广斌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当他服膺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后,更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誓以身殉。他在理论上反对理想主义,主张现实主义,但他的实际思想和行为却往往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时时迸发出满腔诗情和豪气。这也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正是这种性格与情绪谱写出了他一生的悲喜剧。

如果说小说《红岩》中某些人物有他的影子的话,下面三首诗则是他从心田里直接抒发出的人生乐曲。

当他在渣滓洞被戴上脚镣时,他用《我的自白书》来回答:

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

我没有什么要自白。

就拿着皮鞭吧!

举起你尖锐的刺刀吧!

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

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

毒刑、拷打、枪毙、活埋

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是一个人不能像狗一样爬出去,

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

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

我的血肉全立此地。

就拿起皮鞭吧!

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

望着脚下沉重的铁镣,

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

这首诗后来在创作《在烈火中永生》时,经过修改,安在陈然身上,流传开来,也就成了陈然的“烈士遗诗”。以后,又安在了《红岩》中的成岗身上。

还有一首是1949年10月7日,罗广斌(关在白公馆楼下二室)从楼上黄显声将军(受优待可以看报)处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旗是五星红旗。他们欣喜若狂。罗广斌提议,并与同室的王朴、陈然、刘国、丁地平、毛晓初等立即动手……拆掉罗广斌的红色绣花被面,剪开陈然的一件衬衫,做成了一面五星红旗。此时罗广斌心潮澎湃,又写了一首诗《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

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

一齐出去!

这首诗流传下来,署着罗广斌的名字。

还有一首,或许只能算半首诗,当时就没有作完,以后也没有续成。那是他们从白公馆突围,途中被打散后,罗广斌与“民革”成员杨其昌跑在一起,时而趴下躲藏,时而快步爬山,仍有被逮住枪杀的可能。这时他又在心中默想起几句诗来……

用自己的手打开了牢门,

用自己的脚走出了牢房,

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自由。

……

这就是罗广斌,浪漫的罗广斌,激昂的罗广斌。

“文革”开始,在自上而下,党委领导运动时期,清查文艺黑线,火已烧到罗广斌头上。他冲破“逆来顺受”的规矩,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扯起大旗造反。多年的积郁产生了强大的爆发力,在“文革”中他又一次慷慨激昂、奋不顾身地站在前列。但是,这一次他被误导入了歧途。本来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和实际存在的问题,是长期“左”倾错误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严重后果,这时却被当做右的修正主义来反对,因而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他自己也惨遭横死。他死得较早,一直到死,也没有走出这个认识的误区。这是他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关于他的死,不论具体原因如何,也不论值与不值,都带有悲壮色彩。在他生命的休止符里,响亮着他特有的激昂旋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人生轨迹发展的必然结果。

罗广斌,一条血性汉子,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