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明代徐家汇（今上海）人，著有《农政全书》。
徐光启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为了生活，他只好在私塾里当了教书先生。
一天，他读到了李时珍的医药巨著《本草纲目》。他为李时珍那种花费整整27年时间，历尽千辛万苦著书立说的精神深深感动。
一个初秋的下午，徐光启拜别了父母，和几个朋友一同乘船前往太平府参加举人考试，他想以求取功名这条路来实现自己为国出力、倡明学术的远大抱负。但是因为徐光启对八股文缺乏深入研究，结果名落孙山。
后由朋友介绍，他到南京一个大户赵凤宇家里当了家庭教师，后来他又随赵家来到广西浔州。有一天，这家来了一个广东客人，闲谈中说起广东韶州有个上识天文、下知地理的传教士。徐光启听了以后很想见见此人。几经打听，才找到了那个名叫郭居静的西洋传教士。他们一见如故。
从郭居静那里，徐光启第一次听到了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名字，第一次知道西方有个叫阿基米德的人及他的著作《几何原本》一书，还听说了地球仪，也看到了教士的自鸣钟，得知造钟的第一个人是丹麦的泰古·布刺。
这些西洋的新鲜事儿，不仅开阔了徐光启的眼界，打开了他的思路，也引起了他对一些问题的深思。
徐光启36岁时，从广东来到北京的顺天府，第八次参加举人考试。徐光启得中顺天府头名举人。
1604年，徐光启中了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进了北京翰林院学习。在北京，他更透彻地了解到了明代晚期朝政的腐败、国家的穷困和人民的痛苦。这一切更坚定了他潜心立志、科学救国的主张。他非常重视从国外引进的先进科学著作，常常以它们为依据来进行学习。可惜他不懂洋文，于是他请洋教士利玛窦口译，自己则用笔记录。就这样，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译成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后因利玛窦不肯继续合作，后六卷没能译成。
接着他又与洋教士熊三拔等人合作，先后编译了《测量法义》、《勾股义》等西方科学著作。这些引进的数理科学著作，在国内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全国知识界的重视和好评。
除了数学方面，徐光启还翻译了许多关于测量、水利等方面的著作。“地圆说”和“经纬度”的概念，也是他译著出版后，才在我国推行普及的。这些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途径，所以后人称徐光启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启蒙大师。
在引进国外科技的同时，徐光启也十分重视国内实用科学的研究和推广，尤其是对农业科学的研究最为关注。徐光启极力赞扬商鞅等前人的“农本”思想，主张“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他不仅多次上书建议垦荒屯田、兴修水利，而且亲自上田间垦荒，对多种作物的栽培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并且还提出了改良生产工具、改进耕作方法和播种高产作物等许多有效措施，从而把我国传统的农业科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徐光启撰写的著作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农政全书》。这部巨著在我国农业科学遗产的宝库中极负盛誉。《农政全书》共60卷，50多万字。其中作者自己写作的约有6万多字，其余都是收录的大量古代文献。徐光启不仅“杂采众家”，对大量材料进行分类汇编，而且还加了不少评注，表明了自己的见解。
徐光启融会中西科学还突出地体现在修订历法方面。我国的历法到宋、元时代已经相当完备，但还不够精确。1629年5月5日发生了“天狗吞太阳”（即日食），钦天监以旧历推算的时间发生了误差，致使皇帝为了救护太阳，而在烈日下等候多时，结果龙颜大怒。而徐光启运用西法推算的结果跟实际时间非常接近。趁此机会，徐光启又一次上书建议修改旧历，最终获得了皇上的准许，于是成立了西法历局，由他主持修订历法。他主张在弄清天体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历法。
徐光启继承了我国古代历法的可取之处，又同罗马、德、奥等国著名大学联系，以吸取最新知识。他还引进了欧洲的时辰钟和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并且通过对天象进行精密观察，绘制了一幅《全天球恒星图》。他对天文的研究，已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经过三年的辛勤劳作，到1632年，他准备编辑出版的共74卷的《新历法书》，按计划已完成过半。
根据新历法来预测日食，其误差已减至半刻钟之内，其精密程度和当时欧洲的历法不相上下。我国沿用到现在的农历，就是在《新历法书》的基础上编制的。
徐光启在科学方面的功绩并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的某一门类，他多方面地融会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在数学、天文、历法、农业科学、军事科学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633年深秋，在科学事业上整整奋斗了50余年的徐光启病倒了。他躺在病榻上，仍不顾虚弱的病体，拼命地写书，想争取时间把《新历法书》写完，他的病情也就因此而越来越重了。
没过多久，他便与世长辞了。徐光启主持督修的新历虽然没有最终完成，但仍抹杀不了徐光启在修编新历上所做出的成绩。
徐光启是中国明代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他的科学研究，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他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并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