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在其《领导者》一书《夏尔·戴高乐——领导的秘诀》一文中写道：“那些真正温和的人是很少善于使用权力的。一个领袖人物有时为了尽他的职责而必须坚强到近乎残忍。如果他对他的艰巨任务优柔寡断，或因溺于感情而心慈手软，那么他就做不好他必须做好的工作，或者压根儿就不会去做这项工作。”
19.1第一轮改革的七年之痒
“虚火”烧过的马栏山略略带着些萧瑟与肃杀进入了2002年，而春风依旧如期到来，吹绿了月亮湾畔的杨柳。
从1995年组建全新机制的经济电视台算起，到2002年，湖南广电以“竞争”为主题的第一轮改革正好过去了7个年头。竞争机制有效地激活了湖南电视沉睡的能量，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湖南电视现象”。但是，日趋激烈的竞争让电视湘军陷入了“内战”的旋涡。“内战”惨烈的程度，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魏文彬自己总结湖南广电当时的境况曰“内耗猛于虎，流失浪淘沙。”
2002年春天的魏老板给湖南广电的人们留下了两样深刻记忆，其一开会的密度明显加大，其二算账的次数明显增多。魏老板向来是以抓大放小、不算细账出名的，但是2002年的春天他在大会小会上算起了各种各样的细账。以下是从他的会议讲话中摘录出来的若干段落。
我们7个电视频道，常常生产同一类节目，为什么不能1个频道生产7个频道能播出的节目？就是7辆自行车也要花钱买嘛。境外媒体哪有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不改革是不行的！另外，我们生产出来的节目成品播一次就完了，人家起码卖几十个国家。今后要把能营销的节目全都集中起来，这就是改革。我们要各司其职：管宣传的认真管宣传，管经营的认真管经营。你管宣传的不要对新闻不感兴趣，偏偏对资源感兴趣。广告集中经营这么多年，到今天还有人直接与广告商签合同，并且打折打到1.7折，查实以后要严肃处理。
我们现在的资源条件确实比较好。新闻集团的刘香成跟我说，以湖南现有的条件可以办100套电视节目。我们现在办7套电视节目都搬不进来，场地紧张，资源浪费到什么程度！人家生产的产品打捆、包装，一个价格走向市场。而我们现在各自为政生产，大家背个小包满世界跑，互相杀价，而成本又特别高。要实行市场运作，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整个上海局所属各电视频道的前期摄录设备，加起来仅六十多套，因为调控有力，保证了各频道的有效使用。而我们各频道的前期摄录设备总数达379套，在现有的体制下，谈不上相互间的调剂，更谈不上设备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技术上的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也是一个大的浪费，现在到了非整合不可的时候了。
我给大家讲几组数字：近三年以来，全局共举办了大小86台电视晚会，总投资约6450万元。其中舞美费用约一千零三十多万元，音乐制作费用约215万元。近三年来，全局各单位出境共300人次，花去费用近1000万元。现在，全局各单位的汽车共有510台，每年的费用2088万元。还有各单位请客吃饭的费用，很难统计，恐怕也多得吓人。这些数字，是发人深省的。中间有多少漏洞，有多少浪费，有多少重复，恐怕谁也说不清楚。（2002年2月8日，年度工作会议）
我们这个办公楼的T2区，楼上楼下加起来一万多两万平方米，上海大剧院也就是这个样子。这T2区几次投入加起来可能一两个亿了，用了多少钱？！如果是一个个体企业主的话，看了这个样子还得了？
现在五百多台车，五百多个司机，我不说多500个司机，我敢说起码多出了300个司机。多300个司机就要多发300份工资，多300套房子，这个账算得下去啊？现在五百多个司机、五百多台车、好几百套房子，加起来这个数字是个天文数字。一台车连人头费加起来少说要消耗几万块钱吧？假设一台车一年6万，500乘以6就是3000万，我不是学财务的，我也不蛮懂，但我估计这些东西一年至少能降低那么1000万块钱。像你们卫视的车，公家拿一部分，自己出一部分，然后按揭，这个车就是你自己的，如果不要司机，再给你一份补贴。为什么不这样做呢？（2002年3月14日，改革务虚会预备会）
卫视什么时候膨胀到这个程度？一千多号人？这个‘肿’要不要消？这一千多号人到底有多少人在干事？你们自己去想一想，这件事情要不要办？不办，谁能办好这个集团？消肿到底怎么消？我讲卫视可以减少400人。同志们，四百多人吃闲饭、跑空路、操空心，唧唧喳喳，无事生非，一年要多花多少钱？按卫视的标准，一年要多花三千多万！我确实有些忧虑目前卫视的现状。你们没有参加过省里的会，所以有些情况不知道：财政不管我们，从省里要1000万元，比登天还难。但是到我们这里，一年多耗费就是几千万！如果不消肿，你们哪有资格谈经费紧张？谈四六分成？谈发不出工资？
大家来算一笔账：电视剧的费用也就是3万元左右一集，自办节目报给我的数字，直接成本都是每期五六万块钱，这是直接的，那么间接的呢？我告诉大家：电视剧是没有间接成本的，就是这3万块钱，而耗了五六万块钱的自办节目可能还有5万块钱的间接成本。一期栏目花了5万块钱的直接成本，再加上间接成本，他还会哼哼说他没有花台里的钱。但他不知道，实际上这个栏目严重亏本，工资呢？福利呢？办公场地呢？生产线呢？我还要花钱把它送上卫星呢。同志们，这个卫星上行站，完全是你们这个频道用的啊，一年要耗掉两千多万块啊，全都不讲了。我告诉大家，全省还有几十个高山台站在给大家搞转播，这些都要花钱啊！所以如果不下决心降耗，亏损性的自办栏目最终会把我们拖进死胡同！
还有一块：你们能不能把出国的报告少往我这里送一点啊？厅里出国的最后都在我这里批，隔一两天一来，桌子上就摆着四五个，经常是这样。说真的，批得有点手抖啊！今年我们要统计一下，一年来出去多少人？讲到这里，我又可以讲句话，我93年当厅长以来，没出过一次国！没开过洋荤！但我们有些人为什么年年这么跑啊？有些人可能开阔了视野，有些人，我看就是购物、照相去了。
我给大家讲国外企业的几条死亡线，第一条是活工资低于50%是条死亡线，你们这个活工资低于50%吗？我看你们这个工资全都变成了死工资。第二条，中等人员的淘汰率低于2%是条死亡线，你看人家讲的是中等人员淘汰率2%，你们今天讲的末位淘汰我都讲了几年。第三条，高精尖的人才低于10%是条死亡线。高精尖的人才，你们现在一千一百四十多人，高精尖的人才有没有110个？（2002年4月28日，湖南电视台总台领导班子会议）
19.2每逢大事有静气
多年以后，当本书作者请丁晖用一句话描述他印象中的魏老板时，他先是说了一句“他决不是人云亦云的人”。稍一沉吟，又给出了另外一个句子“每逢大事有静气”。也许，当他给出这个句子时，他脑海中所浮现的正是2002年的魏文彬。
那一年的春天，大大小小的会开了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账算了一回又一回，唯有早在计划之中的“第二轮改革务虚会”迟迟没有召开。金鹰城里不免到处都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空气中弥漫着忐忑不安的暧昧气息。
“五一”长假前夕，魏文彬突然召集湖南电视台（总台）领导班子会议，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关键词消肿、降耗、创新、改革，最后提到了改革务虚会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改革的问题。同志们在议论，也在猜测，震动也很大，我也在思考。一个务虚会，我人为地拖着。为什么呢？我说，请党组的同志们，允许我在这个关头犹豫一下，否则，一旦下了决心，翻烧饼不好。把它想清楚，就非做不可。”
7个频道的“血拼”内耗问题，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是分是合，各方分歧甚巨，一直没有成熟的方案。魏老板在这次会上，突然说出了如下一番话：我跟同志们说，如果就这个样子，将7套电视节目变成一个电视台，我可以断言，一年就会垮掉去！这又不是没搞过，我们曾经搞过统一分配，就一个财务部，一下子就死了。第二，我又讲个反话，7个频道依然这么继续发展下去，大概搞一年两年也要死掉，我们为什么不能整合起来呢？我举个例子：像有些频道，例如经视这样的频道，管理层比较成熟了，条件又很好，它为什么不能办两套呢？为什么只让它办一套呢？另外一套300人，我们可以减掉200人，100人到经视去，经视这一个总编室编两套节目，你说降耗降了多少？而且场地全都腾出来了。7个频道派出7个游击队满世界去跑营销，大家各卖各的怎么行呢？
魏老板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话锋转向另一个方向：“昨天我见了那个写电视连续剧的周梅森，他是个很有思想的人，专门写现实题材。我跟他预订了几个剧本的货。由此我想到，我们将来文艺这一块，体制变了以后，今后不是你们来找我要钱，而是我来跟你们要钱。你们今后如果能够给我一年交足两三千万元的利润，我给大家改善福利。常林不是讲过，把电视剧整合起来，也有几千万的利润吗？这样，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集团还能用多少钱呢？我们现在从战略上讲，要有一个内收外扩的策略，走出去，外面海阔天空。”
散会后，魏老板轻车简从回了他的桃源老家。留下那个戛然而止的话题，让很多人在“五一”长假里想破了脑袋。
他讲了一句“正话”，又讲了一句“反话”，说统成一个电视台一年就会垮掉去，又说维持现状过一两年也要死掉去。难怪，他要犹豫一下，再犹豫一下。
对于他的听众来说，真正费疑猜的是另外一句话——不提张三不提李四，偏偏提了一句经视：“它为什么不能办两套呢？”
难道，那就是既非“统”亦非“不统”的第三条道路？魏老板没有接着说下去。所以你猜不透那是他无意的随口一提，还是他精心泄露的信息。也许，这正是魏老板想要的效果。
19.3奇怪的病和亲爱的弟弟
戛然而止所能产生的奇妙效果是，不完整的信息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听者的思路会不知不觉地跟着讲者的暗示继续前行，走向宽阔和深远。
广电高层无疑会对7个频道有所动作，如何动作与数千人的利益皆息息相关。尤其是各个频道的“道长”们，不同的体制赋予他们的权力和利益的格局将会截然不同。议论、猜测漫过“五一”长假，漫过暮春，走向盛夏——魏老板明显是有下文的，但是过了一个月，他没有说，又过了一个月，他还是没有说。对于各个频道的“道长”们来说，这真是一场漫长的等待，这个夏天因此比以往任何一个夏天都更加闷热难熬。
7月份，长沙最热的时候，魏文彬忽然得了一种怪病，持续低烧，不思茶饭，浑身无力，出虚汗，人极度烦躁，原本支离破碎的睡眠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住院检查，查不出任何毛病，每天安慰性地吊些营养水。一个星期之后，症状有所缓解，他拔掉针头回了家。不料回家呆了两天，又不行了，只好再度入院。如是反复，五进五出。
魏文彬的怪病让金鹰城里不安的空气变得更加不安。
魏文彬后来说：“我那一年刚刚五十出头，我的这一份事业正在经历一个难关，我那个时候还真怕老天不给我时间！”
最后证实是苯中毒。2001年湖南广电整体迁入新的广电中心，干部职工也纷纷乔迁新居，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都是刚刚装修完毕的高污染环境。
“那真是特殊的一年。我和我的事业都面临一个适应新环境的问题。我们的事业生病了，我也生病了。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启示，人都愿意求新求变求更好，但是求新求变求更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证实是苯中毒之后，魏文彬带着中药回了桃源老家。他需要乡下清新的空气洗净受污染的肌体，他需要重获健康，再以他的健康去赋予湖南广电以健康。他在老家所做的事情，就是一边养病，一边思索如何给湖南广电“治病”。
魏文彬对于故乡的依恋，远较一般人为甚。那个深深山坳里的静静一隅，永远都那样安详地等待他的归来，或者平静地送他离去。那里有寥寥几个单纯的人，一条黄狗，几畦青菜和几树繁花。魏文彬曾经说过，任何想不通的问题，一回到乡下就很容易想通了。当他在故乡那些高高低低的田埂上走着的时候，他的心思最单纯，思路也最清晰。
在乡下养病的日子，弟弟魏小林寸步不离地守护着，熬药，递水，天天去堰塘里摸蚌壳，因为哥哥从小就酷爱吃红辣椒炒蚌壳肉。魏文彬跟弟弟说话不多，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人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眼睛望着不知道什么地方。
一天早上，魏文彬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抽烟，远远地望见弟弟湿淋淋地提着些蚌壳回来了。他头一次起身迎上前去，跟弟弟一起走了一程，路上忽然对弟弟说，小林你从长沙回来算了，守着这个屋，哥哥退了休就回来陪着你，你也陪着哥哥，一起吃蚌壳肉。魏小林笑着答应，为一种温馨的亲情温暖着，但并不拿哥哥的话当真。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哥哥这些话别有用心。十几天后，魏小林才伤心地明白，原来哥哥跟他说那些话并非随意闲聊，而是“包藏祸心”。
十几天后，魏文彬启动了以“整合”为主题的第二轮改革，他最亲爱的弟弟也将成为第二轮改革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