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梁丕旭，广东广州市人，生于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家境富有，光绪元年际，11岁时经考试，被中国第一海归容闳选中，前往美国留学。
在美国东部麻省著名的Phillips Academy Andover念了六年的高中加大学预科，由于体育天赋奇高，梁丕旭入校后不久即成为了该校棒球队的主力，一时在当地颇有名气。在临回国的前一刻里，梁丕旭代表校队参加了对Phillips Exeter Academy队棒球决赛，争夺当地的锦标，正是在这次比赛中，凭借梁丕旭个人技术的优势，Andover以大比分取胜，此赛事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为当地人士所津津乐道，都说那个中国来的孩子，比赛当中不但动作神勇、迅捷，且击打精确异常。
17岁那年，正准备报考美国东部的长春藤学校的梁丕旭，忽然接到远在万里之外的清政府的来函，要求他和所有前三期来美国留学的学生立即中止学习，即刻返国，挣扎纠结了很久之后，梁丕旭还是和多数当年一起来美的近百位同学乘船回到了国内。
下船后，面对着依然是千年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对比倡导自由的美国教学环境，梁丕旭痛切着体会着望洋兴叹的滋味，有一种被人欺骗了的感觉，随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梁诚。
好在当时力主改革的朝中重臣李鸿章对这些小留美的孩子们另眼看待。
不久，根据李鸿章的安排，这近百名的学童纷纷前往改革的各前沿机构，担任种种重要职务。
梁诚被直接分配到当时中国最高行政机构——总理衙门里实习，工作不久之后，由于他十分机灵勤勉，加之能说一口地道的新英格兰地区贵族英语，随即他获公派赴美的机会，任使馆参赞，自此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
在外交界里历练了近二十年后，1903年，梁诚以三品卿衔资格，出使美国，担任清政府驻美公使一职。此时刚好是中国政府向西方列强偿还庚子赔款的第二年，每当处置相关事宜时，梁公使的内心都是一片深深的屈辱与痛苦。
梁诚先生于1903年接任驻美公使，随即开始调查。
在到任工作的第二年里，即公元1905年之际，一次他在华盛顿与当年和自己共在Andover同窗的校友参加社交活动闲聊时，听到了一个相当内部的信息，当时美国的国务卿，也就是受到林肯民本思想影响比较大的约翰·海伊先生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到，几年前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得到了战争赔款当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不太合适的，中方确实赔得太多了。
退款一事的起因是《辛丑条约》未规定中国对列强的赔款以黄金还是以白银来结算，故中国都是以白银来结算，起初美国并未提出异议，但1904年起，由于很多欧洲国家提出今后应以黄金来结算，随之美国方面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先生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磋商，希望美国可以继续用银结算，在谈话过程中梁诚提到：用金用银出入虽属不多，唯美国假定答应用银，将来别国尚有转机；如果一律用金，以后就更难翻案了。敝政府所争者即此，并非歧视贵国。现今为赔款而作的筹款，罗掘俱穷，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难于负担，仇洋之念将日益高涨，大局很可能受到动摇，祸患何堪设想。
约翰·海伊闻言，颇为动容，沉默良久，才慢慢地说：庚子赔案实属过多……
听到这个信息后，梁诚公使内心一阵激动。他首先想到的是，省一分出款，裕一分国用，纾一分民力。
以此为契机，梁诚看到了美国可能承认其索款额过高，故改变策略，不再于金银问题上继续纠缠，转而要求美国放弃其超出真正损失的那部分赔款。随后，他开始一次次地约见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向美方提出了降低赔款数额的要求。
谈判时，他的态度相当美国化，态度谦和，但立场坚定，不时地给对方戴上舒服的帽子，先大夸一通伟大的林肯总统同情弱者的人文情怀与高风亮节后，然后用地道的古英语以晚辈的口气说道：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
约翰·海伊答：老弟的话我听明白了，确实在庚子赔款一事上，我们美国获得的数量超出了我们实际抚恤太多。当然，这件事情，不可能完全由国务院说了算，根据此间的法律，凡是涉及款项及预算的事情，必须通过国会认可，方能执行。
梁公使对国务卿大人的表述完全理解，提出烦请阁下多向国会做相关的工作为盼。
送走了中国外交官后，国务卿约翰·海伊随即要求正准备前往北京赴任的驻华大使罗克希尔（Bill Rockhill）先起草一份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备忘录，同时他向这位不久前刚刚卸任罗马尼亚大使的职业外交官口述道：
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并非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这一事实，我建议授权行政部门通知中国政府，此后美国只要求赔款总数的一半。
不久之后，梁公使就获知了由约翰·海伊口述的外交纪要当中的核心精神，于是他当即将此事电告清政府外务部，建议清政府将对美的外交重点放在争取赔款核减上，同时他在第一时间里拜访了即将前往中国赴任的新一任大使罗克希尔先生。
双方商讨退款数额时，美方关注中国将如何使用这笔退款，梁诚心理很清楚，如果将这笔战争赔款由中方自主处置的话，以他的经验，不出半年就会被有关方面给腐败掉，另外美国人肯定也清楚这当中的风险，由于缺少对中国政府的信任，搞得不好，甚至美国政府连钱都不会退给中国人了。所以从现实的角度考量，将此款托管于美国方面，以办学和派遣留学生的名义，使用这笔钱是有可能的。
前几天，梁公使通过内部电文知晓，在袁世凯与张之洞的推动下，国家很可能会于近期将实行了近1300年的科举制度给废除掉，以便和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接轨，这意味着很快地无数中国青年人将失去传统出路，由此将造成大量的生源涌向海外。
作为当年来美国留学的少年之一，同时作为中国近代外交活动的主要推动者，梁诚预感到了无数在国内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必然会寻求到海外留学的机会。因此，利用美国的庚子赔款，在国内兴办一家现代教育机构，可达到一石两鸟之功。
与罗克希尔会谈之后的当天夜里，梁诚就给朝廷的外交部发电，令其在北京周围寻找一处比较适合青年人读书学习的地方，绘制成图，然后等罗克希尔到北京就职后，游说其推动将赔款用于教育方面，如此美国国会的批准可早日成功。同时，在美国方面，自己将尽力与美国国务院保持密切联络，以推动事情向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就在梁诚满怀希望地期待着事情有所着落之际，正直的国务卿约翰·海伊先生却于口述纪要的两个多月后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当得知此噩耗时，梁诚失眠了好几天，不过很快他又振作了起来，当他得知接受约翰·海伊的新任国务卿为路特（Elihu Root）先生后，他马上叫上手下人，着手研究这位掌管美国外交大权的新领导的成长背景与习惯偏好等等信息，以便在方便的时候前往拜访。
同时，梁公使让助手马上准备安排行程，他必须亲自去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Lake View公墓一趟，因为他已经得到消息，现任美国总统罗斯福（Ted Roosevelt）先生以及林肯总统的儿子鲍勃（Robert Lincoln），都将出席约翰·海伊的葬礼。更重要的是，整个葬礼，从墓地的挑选到嘉宾的出席，全部活动皆由洛克菲勒家族一手承办，由此谱写了一曲美国政商两界同谋共进的世纪交响，意义非凡。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场隆重的葬礼上，梁诚结识了一位与林肯家族及约翰·海伊同为伊利诺斯州帮的詹姆斯先生，一年之前他刚刚担任了伊利诺斯大学的校长。少年时期曾在美国生活过6年的梁诚对此间的人情世故十分了解，尽管美国是个人口流动很大的国家，但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商，地理乡党方面的情结还是相当浓厚的。
8， 詹姆斯 （Edmund James）
1855年，詹姆斯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Jacksonville，先后在美国西北大学及哈佛大学等机构学习，22岁时获得政治经济学学位。28岁时成为了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公共财政与管理系的教授，不久成为了全球最著名的沃顿商学院的教学主任。在他的倡导与组织之下，美国成立了政治科学研究院。
很多人早年家境不好，不得不早早入世，浪于街头，混迹社会。其中一些靠商业致富的人，由于早年失学，其内心多都有一种发达后，资助教育且热衷担任名校校董的情结。
此中的心境，从改革开放之后，东方首富李嘉诚立志要在其出生地汕头，打造出一所全国顶尖级大学的梦想，即可看到。
然而最早立志于此的，不是亚洲的李嘉诚，而是美国的约翰·洛克菲勒。与李嘉诚早年丧父的际遇不同，洛克菲勒的父亲干脆在他们几个孩子年幼之际，抛弃孤儿寡母，一走了之。致使早年的洛克菲勒，不得不早早地离开学校，赚钱养家。后来，在美国中部靠炼制石油发家致富的洛克菲勒，每每听到华尔街与华盛顿都在吹捧东部常春藤名校联盟时，内心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就不信，美国的教育资源都要分布在东部，才能把学校办好。
赚到大钱的约翰·洛克菲勒憋着一股气，非要在美国中部打造出一所可以与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齐名比美的教育机构来。于是，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密执安湖畔，洛克菲勒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创建了一所大学，这就是之后全球著名的芝加哥大学。芝大在经济与物理两方面造就了全球人数最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包括后文要聊到了老杨与小李。
洛克菲勒深知，一所好大学不在于楼有多高，墙有多厚，真正让人当面敬佩与背后称赞的大学里，最牛的还是那些业内知名的大师与大家。同时这个人类首富相信，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千能及百能的功用还是有的。大师，大家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也要过好日子，也在乎校董给自己的薪酬。基于此，洛克菲勒家族开始在美国东部的名校里寻找是否有那些愿意回到伊利诺斯州的学界头面人物。
很快地，那位任职于宾大沃顿商学院的教学主任被其盯上了。
不久，有猎头公司的人在费城一家不起眼的小咖啡馆里，悄悄地约见了詹姆斯教授。
在和家人商量之后，很快地，詹姆斯教授向位于费城的宾大校方递交了辞职信。
不久，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刚刚成立的大学教室里出现了詹姆斯教授的身影。虽说芝加哥冬天酷冷，但工资薪酬跃升了几倍的詹姆斯教授，走在校园里，心中永远是热血澎湃的。为了将更多的大师与大家收进芝加哥大学的校园，洛克菲勒家族的人，出手就是大方。
在洛克菲勒家族的关照之下，詹姆斯在芝加哥大学从事了近10年的教学研究与管理工作。当听说伊利诺斯州大学校长德拉珀（Andrew Draper）因为家庭原因，要回到纽约去工作，准备辞职时，洛克菲勒家族立即插手让年富力强49岁的詹姆斯竞选伊大校长一职，随后顺利当选。
这样，1905年，在洛克菲勒的老家，克利夫兰一处公墓举办的伊利诺斯州人国务卿约翰·海伊葬礼上，伊利诺斯州大学的President（校长）与美国白宫的President（总统），在前总统林肯儿子的身旁相遇了。有意思的是国家的 President此时年仅47岁，比大学里的President还要小三岁，可谓一个比一个得志。
此中情形，在讲究资历的欧洲与亚洲是难以想象的，令游走于葬礼左右为周围宾客提供服务的洛克菲勒，心中暗喜。
洛克菲勒之所以在商业方面大获成功，除了对石油的炼制与运输有着独到的经验与技术之外，在人情打点、利益输送、政治斡旋与商业安排方面，洛克菲勒的运作能力更是鲜有相比者。
在这次的约翰·海伊的葬礼上，由洛克菲勒控制的美国花旗银行的关键人物也出席了此次活动，这当中的安排，意义深远。不过，尽管洛克菲勒在中国有很多的业务，但一位从华盛顿不请自来的中国公使出现在了这个场合，且表现得极为积极与诚恳，到是令他有点意外。
有趣的是，这位头后梳着一条大辫子的中国清朝官员，尽管外表滑稽，可他和身边碰到了美国人，聊起天来全是美国人最关注的股票、橄榄球与教育之类，特别是棒球方面的典故与新闻，足以与职业体育评论家相比。很多人与他相识不久，就聊得热火朝天的，且无不对之给与极大的钦佩与敬重。
就这样，年龄上小伊大詹姆斯校长七、八岁的中国外交官，扯到棒球后，互相间不但有了好感，更有了许多的国际合作方面的共识。
几个月后詹姆斯校长收到洛克菲勒石油公司下属负责慈善事业的主管人盖茨（Fredrick Gates）先生的来信，希望在当年的感恩节期间在芝加哥和几个朋友坐一坐，两个议题，一是老板为了在中国进一步扩大生意，想在中国做一些慈善方面的事情，当然最好是和教育相关，二是由老板控制的花旗银行想在中国的上海分行有一些特殊的安排，一些人脉方面的事情也要也想和你商量沟通。
1905年感恩节里，到了芝加哥，詹姆斯校长才发现在盖茨先生的安排下，除了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哈特利（Marcell Hartley）先生在座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上次在约翰·海伊葬礼上的中国公使梁大人，也拖了一条辫子，坐在了会面地点。
1812年，欧洲牛人拿破仑兵败莫斯科，自此法国称雄欧洲大陆的时代一去不返，而当年在纽约华尔街一家小小的金融机构——花旗银行——成立了。经多年发展，目前已经是全美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几年前又成为了美国第一家在海外设立分行的金融机构。花旗银行的人在外边牛得很，但坐在洛克菲勒的人面前，其表情多是一脸的低三下四。
梁大人和上次见面一样，永远是一副自来熟的情商至高的表情。
在盖茨先生的引导之下，很快几个人就从橄榄球与孩子教育的话题上，来到了庚子赔款（Boxer Indemnity）上。
花旗银行的官员，态度十分明确，由于庚款的赔偿大头是俄国、德国、法国与英国等欧洲列强，美国方面占庚子赔款的数量仅为总额的7%多一点，因而在金融安排方面，现在主要是由汇丰等几家欧洲银行在打理。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作为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花旗银行必须在此中担当相应的责任。
洛克菲勒公司的盖茨先生表示认同，因为他知道中方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赔款来，所以此事必须交由一个专业的金融机构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托管的方式关照与处置前后的问题。从专业能力上看，花旗银行在上海的分行，担当相关的责任是最为合适的选择。说完，他看着梁诚问，不知作为贵国在美国的公使，你对此有何评价。
满脸笑容的梁公使点头认可，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全部是商业和学术机构的，这种事情可能最终还得需要美国政府有关官员认可才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美国国务院方面换了人，在退还庚款一事上能否延续上任国务卿约翰·海伊的承诺。
盖茨点头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伊大校长请来的原因，很多事情由于利益冲突的原因，我们做生意的人是不好说出口的，关键时候，特别是面对国会，由学术机构提出相关的建议似乎更为合适。
听到这里，詹姆斯校长将面前几个人的脸仔细地打量了一圈，以确认他们分别从上海、华盛顿与克里夫兰到来深秋之季的芝加哥，是不是早已串通好了。
见校长神情有些犹豫，中国方面的梁公使一脸笑容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说，这是我的前任武廷芳，武大人给你的信，首先他祝贺你担任了伊利诺斯大学的校长，他说几年前在费城的宾大校园里曾经和你一起喝过咖啡的，那时他就对你的学识极为钦佩。这次他来信是希望，我们中国政府今后能与贵校在学术研究，特别是派送留学人员来你们伊大学习等方面多多合作。相信你一定知道，几年之前中国首都发生的那些事情，确实是中国民众在知识与科学方面开化不够，今后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利用庚子赔款，培养更多亲美的人士，其历史意义重大。说到这里，梁公使以一种意味深长的口吻强调道：不知尊敬的校长大人可知道，目前日本方面正在利用庚子赔款大规模地培养亲日的中国学生。毕竟在太平洋的周围，今后长期合作与博弈的将主要由三个国家决定，亚洲这边的是中国和日本，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美国了。
听到这里，通晓国际时势的校长看着面前的几个人说道：很明显，如何正确处理好庚子赔款一事，对未来太平洋周围相关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特别是从长远的利益格局上看，如果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能够更加明智的话，其中的意义之深远，确实值得华盛顿方面认真思考。
就这样，在几个人当天的会见当中，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推动政府退还庚款的方案，中方由梁公使在未来的时间里，通过多种渠道争取美国主流媒体的理解，民间舆论的支持，同时游说国会，尽管新上来的国务卿对上任的承诺不买账，但中国外交使团仍要以极大的热情继续给国务院做工作，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不加以明显的反对。总之，一旦国会与总统在此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以后的款项交不交给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管理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更重要，洛克菲勒公司的盖茨先生说道：那就是请校长在百忙之中拨冗给总统写信，将此事当中的一些利害向白宫的决策者加以陈述。
就这样，1906年初，伊大的詹姆斯校长给当时比自己年轻几岁的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
备忘录的核心观点如下：
1）东方近期的发展表明了中美关系注定会更加紧密，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和商业层面。所有促进相互交往和增进互相了解的努力一定有益于两个国家；
2）向有可能留学海外的中国青年发出正式邀请，请他们到这些机构来学习，这会对我们两国大有助益；
3）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该国家为此付出的一些努力，就会在道义、文化及商业的影响力方面获取最大的回报；
4）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文化知识上和精神上对中国领袖群体的主宰作用，以最令人满意又最微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走向；
5）中国已经派遣了数百、甚至数千的年轻人去外国留学，据说有五千在日本，数百在欧洲——仅在撮尔小国比利时就有三百人。这意味着这些人回国后将引导中国效仿欧洲而不是美国，效仿英国、法国、德国，而不是美利坚合众国；
6）我们是中国人的天然朋友，我们曾经是他们真正的政治盟友。我们阻止了中华帝国被瓜分；在远东，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给了他们最接近公正的待遇。
7）中国的国务要员们急于想从美国和欧洲得到恰当的人才以协助他们的各类事业和政府企业。我自己去年一年中就被中国不同地方的政府询问过四次，想聘请愿意在中国担任五、六年显要公职的年轻人。
8）从纯粹物质意义上说，以庚子赔款来培养中国年轻人能够比用别的方法付出相同代价获得更多的回报——道义精神上的主宰将比军旗更必然地为商贸开辟广阔的道路。
这份建议美国人用庚子赔款的退款招收中国留学生，同时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预科的备忘录，于1906年初被送进了白宫。
后有史学家认为，这份由一所大学的President詹姆斯起草、修改并呈送到一个名叫美利坚合众国的President罗斯福的文件，对于后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