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还认为，天没有制服人的力量，人的力量倒是可以制服天的。他说：“与其尊敬天而希望它赐予幸福，还不如把它当成大自然来对待；与其顺从天意而颂扬它，还不如控制天的变化并把它利用起来。”他主张人们应当顺应客观规律办事，不应消极地等待天的赐与。君子尽力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希望天的赏赐，所以天天在进步；小人放弃自己的努力，只希望得到天的赐与，所以日渐后退。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之处。人对自然界不应顺从、敬畏，而应发挥能动作用，向自然做斗争，使天地万物为人所控制、所利用。荀子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少年英杰甘罗
战国后期，位于西北边隅的秦国日益强大。秦国的统治者，一代接一代地不断努力，对东方的韩、魏、赵、燕、齐、楚等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施加影响和压力，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最终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在这场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大决斗中，社会上人才辈出，除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家以外，还曾出现过一大批政治家，他们献奇谋异策，游说诸侯，往往在关键时刻左右着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这些被称为策士的人，当时各国都有，但要数秦国最为人才济济了，难怪它在斗争中能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甘罗就是秦国一位最年轻的政治家。
他聪明机智，能言善辩。其祖父甘茂担任过秦国的左丞相，因富有谋略而闻名于各诸侯国。甘罗十二岁那年，祖父去世了。他在文信侯吕不韦手下做了一名庶子，（官职名）。
常言道，“自古英雄出少年”，别看甘罗只有十二岁，但他过人的胆识，在那时，就已经显露出了头角。
当时，文信侯吕不韦想要攻打赵国，来扩展秦国已经占领的河间地盘，以达到辖制燕国并拉拢燕国，与秦国联合攻打赵国的目的。但吕不韦决定首先要物色一名秦国官员到燕国去做丞相。于是他找到张唐，交给张唐这样一个关系秦国利益的重大使命。
没想到张唐竟然不加考虑地就推辞说：“这……恐怕我办不到，因为到燕国去，必须路过赵国，而以前我曾经为已故的秦昭王出力攻打过赵国，赵国人个个都恨透了我，他们现在正扬言，如有活捉我张唐的，可得到百里之地的封赏。我不能去啊。”
吕不韦虽然权势逼人，但听了这番话，一时也不便强迫张唐接受这项委派，但他心里十分不快，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
头脑敏锐的甘罗发现吕不韦心事重重，猜出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难题，便问吕不韦道：“您为什么这样不大高兴呢？”
吕不韦说：“以前我命令刚成君蔡泽去辅佐燕国三年，燕王为了表示燕国对我们的忠诚，就派他的太子丹来秦国当人质，那时事情办得很顺利，很成功。可如今我亲自请张唐到燕国作丞相，他却说什么都不肯去。唉！难啊！”
“请让我去说服张唐。”甘罗自告奋勇充满信心地说道。
吕不韦平时虽也知道甘罗不是等闲之辈，但毕竟是个孩子啊，万万没想到，这样难办的国家大事，连老谋深算的吕不韦自己，也感到束手无策，这位少年居然看成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说话的口气这样肯定。吕不韦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便大声吼道；“你走开吧！我亲自去请张唐，他都不肯答应，你怎能办得到？”
甘罗毫不示弱地说道：“从前项橐七岁时就当过孔子的老师，而我今年已经十二岁了！眼前这件事还请您让我去试一试为好，干么这样火冒三丈喝斥人呢？”
吕不韦尽管将信将疑，但被这孩子的聪明和胆略所打动，终于还是同意了甘罗的请求。
甘罗见到张唐，劈头就问道：“您为秦国立下的功劳，跟武安君白起比较起来，谁的更大？”
张唐说：“武安君率领大军，转战南北，攻城破敌，不计其数。我的功劳，远比不上武安君啊。”
“当年，在秦国受到重用的应侯范睢，与现在的文信侯吕不韦相比，他们两人谁的权势更重呢？”甘罗又回道。
“应侯不如现今文信侯的权势重啊。”张唐回答说。
“您真的清楚地知道吕不韦的权势，远远超过范睢吗？”
“真的知道。”
于是甘罗又进一步说道：“当初应侯范睢要讨伐赵国，武安君白起却给他出难题，不肯听他的话，一代名将白起就在离咸阳城七里地的杜邮很快被处死。如今权势比范睢大得多的吕不韦，亲自请您这位功劳不如武安君白起的张唐先生到燕国去为丞相，而您却不肯奉命西行，那我就不知您会死在哪里啊。”
张唐听罢，当年秦国上层人物明争暗斗的情景，白起被害的悲惨结局，历历在目，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连忙说道：“孩子！请你转告文信侯，我这就到燕国去。”于是打点行装，准备上路。
张唐出发后不久，甘罗又对吕不韦说：“请借给我五套车马，我去把张唐作燕相这件事通报给赵国。”甘罗不是在说大话，因为他已经有了上一次的成功。吕不韦也暗自惊叹，心里十分高兴。他明白甘罗此行的目的何在，于是很快把这件事上报给秦王，并在秦王面前着实夸赞了甘罗一番。秦王召见了甘罗，决定派他到赵国去走一趟。
年仅十二岁的甘罗，就这样作为外交使者，堂堂皇皇地来到了赵国。当时赵国的诸侯赵襄王不敢怠慢，亲自到国都的郊外来迎接甘罗。甘罗游说赵王道：“您听说过燕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的事情吗？”
“听说过。”赵王说。
“您还听说过秦国的张唐要去燕国做丞相的事情吗？”
“听说过。”
于是甘罗又接着说道：“燕太子到秦国做人质，表示燕国决不背弃秦国；张唐相燕，这说明秦国也不背弃燕国。燕秦两国这样互表忠诚，互相信赖，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秦国想攻打赵国，以扩展河间地区的土地罢了。这个嘛……燕秦两国一旦联合进攻赵国，赵国可就危险了啊！”
一番话说得赵王不知如何是好。甘罗看出了赵王内心的惊恐不安，便进一步说：“但是现在，如果大王您肯将贵国五座城池通过我割让给秦国，以扩充河间的地盘，那么我就可以保证回去后请求秦王，送回燕太子，之后，你们比较强大的赵国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攻打弱小的燕国了。怎么样？”
事已至此，赵王还能有什么理由拒绝甘罗的建议呢。他痛快地交出了五座城池。
就这样，在甘罗的游说下，秦国没动用一兵一卒就达到了扩展河间地盘的目的，同时还笼络了赵国。后来，秦国把燕太子丹遣回了燕国，赵国果真去攻打了燕国，占领了燕国上谷地区的三十六座城池，还把其中的十一座送给了秦国。
秦国为了奖赏甘罗的功劳，封甘罗为上卿，还将原来归他祖父甘茂享用的田宅赏赐给了甘罗。
“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形成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盛况。“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百家”是表示著名的思想家很多。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钘、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等。“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反映出群星灿烂的各种不同流派的学说，互相争辩的异常活跃局面。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论述，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过去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班固却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
应该指出，这些划分并不全面。比如，在孟子看来，杨朱学派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不小，与墨家常常相提并论，应该是独立的一家。杨朱与老子、庄子很不相同，并非道家，所代表的阶级立场更不一样。按“六家”或“十家”的说法，根本容纳不了。后来研究先秦思想史的人们，往往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来套，因而把杨朱归入道家，甚至说成是道家的始祖。这是不合适的。还有，兵家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的军事史和哲学史都有一定的影响，而在《吕氏春秋》里已经提到兵家孙膑。现在看来，应该把兵家单列为一“家”。
还应指出，一家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也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战国时期重要的儒家学派，就分为孟、荀两家。不论是孟派荀派，都不是简单的继承孔子，而是各有发展。孟子固然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加进了许多新的内容。即使对孔子的礼治思想中加进了法治思想的荀子，其主要思想，仍承袭孔子，不失为儒家大师。可见，同是儒家，变化很大。道家中也有同类情况，稷下学派的宋钘、尹文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如果以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标准来分析“诸子百家”，就会发现：同属一“家”的人，在哲学上却分属不同的哲学阵营，相反，分属两“家”的思想家，在哲学上却属同一阵营。比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孟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荀子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又比如，老、庄与稷下学派的宋钘、尹文同属道家，但老、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而宋钘、尹文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
虽然如此，司马谈、刘歆等、从每“家”的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的做法，给先秦思想家的划分标准和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还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所以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
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各家之间，互相驳难，既有思想交锋，又有思想融合，因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那种把“百家争鸣”曲解为儒法之争，或以儒家及其同盟军为一个阵营和以法家及其同盟军为另一个阵营之争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当时“诸子百家”不是每一家代表一个阶级，更不是凡属儒家就代表奴隶主阶级，也不是凡属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就是法家。历史的事实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从“诸子百家”学术发展的源流看，在春秋战国各阶段，因阶级斗争形势不同，斗争的中心也有所不同。在春秋末期，主要是儒、墨显学的对立和斗争。在战国早、中期，则出现了儒、墨（子）；杨（朱）三家鼎立的局面。战国早期，在齐国稷下，以黄老之学为主的稷下学派发展起来，但在当时道家势力并不大。只是到了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晚的庄子的出现，才把老子学说加以发展，使道家有较大的起色。当时的早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等，主要是在政治经济领域从事变法改革，他们对儒家思想的斗争不是没有，但理论并不完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因此，孟子主要论辫的对手是杨、墨两家。到了战国后期，韩非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才使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善。法家对儒家比较系统的批判是从韩非才开始的。可以说在这时的儒法斗争才具有相当的规模。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有过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他们的观点互相对立，进行激烈的辩难。但这只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方面。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这是说，各家主张虽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样不相容；但是并非毫无关系，往往是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往往互相补充。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这个抽象概念，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地强调了抽象思维的作用。墨子在认识论上特别强调经验，即重视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克服了老子哲学强调抽象思维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墨子重视感性认识的长处，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时又吸取了宋钘、尹文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给理性认识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荀子的认识论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又比如，老子强调天道无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儒家纠正了老子这一弱点，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孟子又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吸取了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理部分，继承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