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字希仁，庐州人（今安徽合肥人），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进士。因为官清廉，铁面无私，民间称其为“包青天”。
包拯中进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期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以孝闻于乡里。
宋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包拯任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后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包拯曾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同时，他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
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宋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包拯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朝廷赠官礼部尚书，有《奏仪》十五卷传于世。
然而，令人们惊奇的是，包拯死后居然出现了两座墓，这两座包公墓到底在哪里？到底哪一座才是真正的包公墓呢？
安徽合肥
据考古界报道，十几年前在安徽省合肥市东效大兴乡双圩村的黄泥坎，发掘出来了包公及其夫人董氏墓、长子夫妇墓、次子夫妇墓、孙子包永年墓。淝水岸边出土的墓志铭确凿地记述了包公的生平，并补充和修正了一些史实。真正的包公墓在合肥东郊，已成定案，这不仅有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而且，有宋代庆元年间撰写的《重修孝肃包公墓记》等文献为印证。这里不仅出土了墓志盖，还出土了详尽的墓志铭。
河南省巩县
在河南省巩县宋真宗的永定陵附近，有着一座高约5米的圆形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另一座包公墓。这个陪葬真宗陵侧的包公墓相对更加为世人熟知。然而，一个包公，为什么会有两座墓？如果合肥包公墓是真的，那么巩县的包公墓是怎么回事？
在合肥包公墓正式考古发掘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巩县包公墓是“真”墓，此墓不仅有很高的封土和墓碑，而且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明代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修《巩县志》即载包拯墓位于县西宋陵中，清代顺治以后各时期版的《河南通志》皆承袭旧说，可见明初就已存在这个包公墓，至少经历了500～600年。但是，河南巩县宋陵中的包公墓虽然冢大碑高，也必然是一个“假”墓。在安徽大兴乡黄泥坎出土的包公墓志已经证明了一切。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巩县包公墓究竟修于何时？为什么要建这个包公墓？里面到底埋葬着什么？它和合肥墓是什么关系？这一系列问题，至今尚难于回答。
延伸阅读
包拯巧断案
有一天，一位农民前来报案，说其所养的牛的舌头不知被谁割了下去。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杀了，自己留一点吃，其余拿到市场上去卖。”按当时宋朝的法律规定，民间私杀耕牛是要犯法的，但有县老爷的许可，那位农民回到家中就真的把耕牛杀了。第二天，就有人向包拯控告那位杀牛的农民，包拯反而将这告状的人扣押起来，怒问道：“你为什么把人家牛的舌头割了？”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追问弄得惊慌失措，只得如实招供。这个无赖没有想到，这是包拯使了个“引蛇出洞”之计。包拯在接到牛舌被割的报案后，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有仇家有意陷害这个农民。如果让那个农民把牛杀了，就触犯了法律，那仇家一定会进一步告发。此计果然很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