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料巡抚朱国治只是深沉地一声断喝，就切断了他们的梦想。盘根错节的势力岂是轻易就能扳倒的！
在朱国治看来，这帮读书人说的话句句属实，也就是因为他们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才应该让他们去监狱里面待着，好好反省。至于吴县县长任维初犯的那点事，根本就不算是个事。凭借着任维初的夺命手段，在催款纳粮上肯定出力不少。更深层的原因是，朱国治本人也是寄生在这条权力链上的“食权者”，要知道任维初贪赃所得，有一部分是进了他的口袋的，拿人好处，与人消灾，天经地义。
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就这样告状不成，反倒把自己给告进了监狱。唯一让他们感到欣慰的，就是吴县知县任维初也象征性地陪同他们坐牢。之所以是象征性地陪同，是因为没过几天，任县长就恢复了自由身。本来抓他进去，也是为了掩人耳目，走走形式。
吴县知县任维初之所以来了个监狱三日游，还有另外一番隐情。当时奉命审讯此案的道台大人（副省长）王纪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很快就查明了案件真相：吴县县令任维初素性贪酷，杖毙欠赋百姓，盗卖国库米粮，士子和百姓忍无可忍，才哭庙诉讼。
案情基本上搞清楚了，王纪就提审任维初，让他交代赃银的去向。任维初平日里整人整惯了，惧怕那些酷刑落在自己身上，只好原原本本地交代出来：“自己之所以敢盗卖常平仓的救灾米粮，是因为当今巡抚朱国治索贿，而且逼迫甚急，本官初上任囊中羞涩，无从得银，万不得已才冒死盗粮。”
王纪见案子牵扯到顶头上司巡抚朱国治，不敢再往深里挖，急忙屁颠屁颠地跑到巡抚衙门，将审讯的结果秘报朱国治。
本来朱国治就准备将此次士子们组团拦访事件上奏朝廷，请求朝廷下旨，严惩这些胆大妄为的儒生。巡抚朱国治之所以敢这么理直气壮地将这帮有身份的士子抓捕起来突审，是他对此次事件的性质早已了然于胸。这帮士子就是有一百个理由，但一个理由就可以将他们打入万劫不复，那就是，他们选择的时机不对。选择在皇帝的祭日里，大闹哭庙，这个事如果深究起来，杀头都不为过，何况用用刑。
让巡抚朱国治想不到是，吴县知县任维初会在背后摆自己一道，居然在副省长面前将自己这个省长给供了出来。朱国治再也坐不住了，他必须有所行动，好在事情还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朱国治马上派人将王纪、任维初叫来，统一口径，拒不承认两人之间有索贿行贿之事，更不要承认有盗卖仓粮之事。
交代完之后，朱国治又连夜炮制了一道奏折，这道上疏的全文如下：
“现在江南兵饷、赋税难以征收，是因苏州一带百姓抗缴，其中以吴县最为严重。新任县令任维初看到上任因未完成赋税而担心被降革，遂严刑考逼，以顾考成，引起吴县乡民愤恨，随意诽谤。诸生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翰、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等虽为士子，却形同败类。他们聚集千百不明真相之乡民，肆行无惮，冲入府堂，震动先帝灵位，罪大恶极，此罪一；知县官职虽小，但也属朝廷命官，诸生竟敢无视朝官之尊，大声叱责怒骂，目无朝廷，此其二；我朝严令禁止散发匿名揭帖，诸生身为青衿，知法犯法，践踏律令，此其三。更可恨者，案狱理应由道府公审，诸生纠集凶党数千人，群聚府学，鸣钟击鼓，意欲何为？况且对于诸生所控赃款之事，纯属捕风捉影，毫无证据。究其原因，则在吴县钱粮赋税常年拖欠，已成惯例，稍加严征，便激怒士民，纠党为乱，此次哭庙即由此发。请朝廷依法严处，将案犯绳之以法。不然，恐其他县邑纷纷效尤，此后钱粮之征更见艰难。”
这样一份奏疏，完全掩盖了事情的真相，将任维初等人的罪行洗得一干二净，把士子们的伸张正义之举归结为有组织、有预谋的谋反行为。只要其中的任何一条成立，都会要人的命。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朝廷的密令传达下来了，被抓的十八名秀才全部处斩。就连秀才们的妻子和家产，也都被籍没入官。县官任维初又威风八面地回到了吴县衙门当他的“纯爷们”，并且对手下的衙役说：“我今复任，诸事不理，惟催钱粮耳！”这样的话，难免让人想起那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士子作为士绅阶层的一分子，算是地方权力的半个主导型力量。然而，历史的、经济的和血缘的瓜葛为他们扮演的角色注入了强烈的地方主义色彩。士绅阶层作为天然的地方利益集团，在官、民两大集团的利益博弈中，充当了搭桥和炸桥的角色。这一搭一炸，在时隐时现的“政权——绅权”二元对抗中不断有所体现。
朝廷要杀人，不需要什么理由，就连江南大才子金圣叹没有逃税，更没有抗税，同样也被牵扯进这桩莫名其妙的“哭庙案”。金圣叹被扯进这个大案，主要是因为他的同学倪用宾。也正是由于这个同学的关系，金圣叹不但被牵扯进了这桩政治大案，还成为了主犯。
士绅的利益主要在地方上，这决定了士绅始终以地方的维护者自居，因此“政权——绅权”的二元对抗在历史博弈中始终挥之不去。
虾米吃大鱼定律——
清朝的权力系统很多都是照搬明朝，包括官员的工资标准也实行的是低工资制。一个官员如果不贪不腐，想要实现“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致富理想，是根本不可能的。靠着死工资，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就刚刚脱离温饱线。
明清官员在权力系统里的生存和发展也并不指望合法收入（工资），合法收入养家尚且不足，更不要说同僚之间的利益交往和权力环节的打点。官员主要是依靠灰色收入维持自己的灰色生存，这就说明陋规很重要。而在陋规中，有一项是来自于官僚集团内部的互相馈赠和盘剥。陋规披着的外衣颜色不是黑色的，而是灰色的，是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利益交换，属于行业规则。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57年），清廷任命张集馨为四川按察使（省高院院长）。赴任前，他晋见了当时的咸丰皇帝。皇帝无非是交代些勤政廉洁的话，类似于今天的组织谈话。见完皇帝，张集馨并没有拍拍屁股就走人。
按照当时的官场规则，他还需要向各部门的官员道个别，打个招呼。招呼不是空口白话，而是有讲究的。你去向昔日同僚打招呼，是需要礼物的，称为别敬。不要小看了这临别一敬（别敬），京城各大小部门，部门里各大小官员，落下一家，将来都可能给工作带来麻烦。当时新官赴任前别敬有个标准，张集馨在他自叙性质的传记《道咸宦海见闻录》里开列出了标准：军机大臣，每人四百金；军机章京，每位十六金，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金；侍郎、都御使五十金；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一个都不能少。张集馨赴任前，等于把京城里但凡有些权力的官员都敬到了。仅此一项，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张集馨就任的按察使是正三品，在他送礼的京官中，军机大臣虽然没有品级，但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其地位不可小觑。六部尚书、总宪、侍郎都是三品或者三品以上的大员，而军机章京只是正四品，这说明地方高官在赴任前，送礼并不仅仅局限于级别比自己高的官员。别敬虽然中间有一个“敬”字，但从官员内心来说，与“敬”没有半点关系。与人品、与感情、与级别通通没有关系，它只是一种官场显规则，是一种权力寻租。如果非要和“敬”字拉上关系，那么张集馨所“敬”只是官场中人遵守的游戏规则。这种“敬”是圈子里的约定俗成，你不玩也可以，那就只好请你到圈外去。
作为一个官员，在听到自己将要到地方上赴任的风声后不是一家人喝庆功酒，而是一家人想办法先四处凑钱来度过这临别一“敬”。当然，这凑来的钱并不指望张集馨日后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去偿还，那样的话，全家人就是把嘴巴都缝起来，也难以偿还。我们来看一看张集馨上任后，他的工资标准应该是多少。按照清朝道咸年间的工资标准，作为一个正三品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清廷从雍正年间开始发放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张集馨一年的合法收入为两千多两银子。就这两千多两银子既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又要为雇佣的幕友支付薪水。他临别一“敬”花去的一万五千余两银子，单靠自己的合法收入，不知道要还钱到何年何月。由此可见，张集馨“别敬”花去的费用是薪水之外的灰色收入，也就是他在地方上捞到的好处。
京官之穷是古代官家定律，当然这里的穷也是因人而异，对于那些有实权的官员想要穷都很难。京官穷，是因为他们不能直接刮地皮。比如说，一个在六部供职的主事（文吏），级别属于七品官。地方上的七品官担任的是知县，一个知县不贪不抢，一年“正常”的收入（包括俸禄和受贿所得）也有几万两银子。可七品官放到京城里，就是权力系统内的最底层，他们的合法收入（工资）是四十五两银子，顶多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的物价比地方要高出几倍，想要在京城过日子，仅靠政府给的这点薪水，是很难养家糊口的。由此可见，京官与地方官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不能将手直接伸向地方上刮地皮，但是刮一刮地方官员还是有办法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地方官员刮地方，京官刮地方官员，刮来刮去刮的还是老百姓。
京官有京官的权力资源，他们的权力资源就是位居权力系统的中枢部位。这个部位拥有合法伤害地方官的能力，所以为了避免权力伤害，地方官就要以各种名目向京官馈赠、别敬等，增加他们的灰色收入，其实这是官家权力分肥的二次分配。地方官员从民众那里捞来的钱需要一次分肥，官员既是受贿者又是行贿者，由此引发了官员权力资源的二次分配。
作为一个省级官员，张集馨进京出公差的频率还是相当高的。每一次回京，张集馨都要将京城里的那些大小官员们打点一番。这些真金白银还是要从自己的灰色收入里出，这样一来，张集馨们在地方刮地皮的任务很重。这就好像一个输血管道，地方官肩负着为京城官僚集团输血的任务。要保证整个权力管道不因为失血而堵塞，那些地方大员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权力系统的造血功能。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当时的陕甘总督（一把手）乐斌，他是从一品的封疆大吏，他的造血方式一是借鸡生蛋，二是预支生钱。借鸡生蛋就是从省财政的国库里，拨出上万两的银子，然后想办法将银子借给典当行，自己坐收利息。预支生钱就是官员即将离任的时候，将所辖之地的税赋打折，鼓励粮农预支来年的税赋，称为放炮。有时候，即使官员没有离任，也会放出假消息，催着乡民们交纳赋税。这样一来，国家的税赋成了养活权力集团的血液。另一个是张集馨，曾经担任过陕西粮道，这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肥缺。陕西粮道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军粮，每年向军队发放的军粮约十九万余石，但实际上向民众征收的粮食有二十万石。这样，其中一万石余下来的军粮，自然就成为陕西粮道的囊中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