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官家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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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三碗面”是权力递延 (1)

在清人赵翼的官场笔记中读过这样一篇:某朝廷官员陪同皇帝到热河考察,不巧他的哥哥去世,于是他就向皇帝请假回家奔丧。这时候他哥哥家里已经遍告亲友,吊丧的时间总共三天,过期不候。而最后一天是这个官员回老家的日子。于是奇怪的现象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头两天没有一个人来吊丧,第三天却人多到绵延数里而不绝,那些和死者原先并无丝毫瓜葛的人,都算准了日子前往吊唁送礼。

这种情形其实也不难理解,在今天看来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这个死了哥哥的官员在当时是个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他们来吊丧也好,送礼也好,并不是出于对死者的缅怀,而是做给官员看的,准确地说是做给官员手中握着的权力看的。

林语堂先生说过一句话:“面子、命运和人情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人情”“面子”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不仅可成为人际交往的有效平台,而且也可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可利用资源。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难吃三碗面”。也就是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难以应付的是“三碗面”(情面、脸面和场面)。人在世上走一遭,看似洁来还洁去,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他必须时时考虑到世俗社会里的人情和面子,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让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陷入僵局。所以,中国人在和家庭之外的其他人相处交往的时候,精神上会感到束缚和倦怠。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人情与面子作为一种交往的目的,同时又作为一种基本的交往媒介。说白了,这种交往其实是一种资源的交换。这种交换既可以获取更多的人情和面子,又可以直接拿既有的人情面子去交换更大的价值。这种人与人之间有着交换目的的往来,成为古代官场最为盛行的交往方式。

在官家人际交往理念和规则中,包含了三大要素,那就是人缘关系、感情投资与期权回报。在这三大要素中,人缘关系是权力世俗化的最基本的要素。中国古代官场是一个讲究“差序格局”的地方,往往会针对与自己关系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亲人之间有血亲,宗族之间有族亲,同窗之间有学缘,每个人既是个体又是群体,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以个体为中心发散形成的交际网络。同样,每个人又都是他所在社会圈子的中心,这样圈来圈往,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熟人”社会。第二个要素是感情投资,是一种成本的投入。为了维系既得利益与获取更大的利益空间,个人往往会采用请客送礼、托人说情、拜会请安等诸多手段作为感情投资的成本,并以此获得最大的利益空间。第三个要素,期权回报则是最终的目的。因为在这种互动性的交往中,其中一方欠下另一方人情,那么在利益的交换关系中就会处于被动状态,为了偿还人情,只好返还给别人更大的利益,这种关系近似于“债务人”与“债权人”。古代官场“人脉”资源从来都是一种能够发挥价值的权力资源,也难免会有人发出官场人情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感慨。

唐朝宪宗时期的宰相崔群就是一位端不平“三碗面”的主。崔宰相是个好官,一向以“廉洁自律”的清官形象示人。他的夫人劝他不要这么亏待了自己和子孙,应该置些房产留给孩子们,崔群的回答是:“我已经有三十处田庄,还需担忧房产吗?”

夫人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崔群解释道:“前年我担任考官的时候,取了三十名考生,难道他们不是我最好的财产吗?”

夫人道:“如果照你说的那样,你本人当年参加科考,是陆贽担任的主考官。但你担任考官时却派人去劝陆贽的儿子不要参加考试。如果说考生都是主考官的良田,那么陆贽家这块田产却是荒废了。”

这句话是讽刺崔群不通世俗人情,不能很好地融入官场规则。崔夫人这是在羞辱自己的老公。

崔群听完后,还是有些脸红的。崔夫人说的这个事,刚刚发生不久。崔群当时劝阻陆贽的儿子不要参加考试,是怕其他官员说他徇私情,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陆贽的门生。无可厚非,崔群是个好官。当好官把自己的三十个考生比作自己的私人田庄时,我们才发现,并不是只有那些在官场玩得风生水起的人才懂得人情面子,其实很多好官清官也熟谙规则,也懂得把人脉资源看做是自己的生产力。也难怪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使他们结成小团体。出生于一省一县,视为“乡谊”;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视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视为“婚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那个玩转官场乾坤的韦小宝就是把“官场人脉”用到极致的标志性人物。他从一个江湖小流氓,耍嘴皮子,耍无赖,竟然混到娶了七个美貌的太太,还有数不尽的财富,在官场上更是红到发紫,御前侍卫副总管,骁骑营副都统,最后在一个小岛上过起了逍遥自在的日子。韦小宝的人脉关系枝枝节节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在官场更是达到巅峰。总结韦小宝的发达路径,无外乎就是四个字:经营人脉。请看韦小宝初见平西王吴三桂是如何攀亲的:韦小宝听他说话中带着扬州口音,倒有三分欢喜,心道:“辣块妈妈,你跟我可是老乡哪。”说道:“这个却不敢当,卑职岂敢高攀?”话中也加了几分扬州口音。吴三桂笑道:“韦爵爷是扬州人吗?”韦小宝道:“正是。”吴三桂笑道:“那就更加好了。小王寄籍辽东,原籍扬州高邮。咱们真正是一家人哪。”

初次见面,三言两语就攀上了乡谊。如此驾轻就熟,韦小宝又怎能不混到手眼通天?在这里,韦小宝打的是乡情牌。

乡土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起源,当乡土观念渗透进官场因素,就形成了一个个地方实力派系。晚清官场可以说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尤其是曾国藩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和李鸿章的淮系军事政治集团,起到了龙头带动作用。乡土观念在官场的凝聚力,有时候让皇帝们也坐卧不宁,一有机会就将地方势力的首领人物来个乾坤大挪移,让他远离乡土,无法形成权力抱团。

晚清大牛人李鸿章就是一个特别看重乡谊的人,他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曾经很无奈地说过一句话,“官越做越大,亲戚也越来越多。”这句话就是说亲戚的数量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官亲是一种利益之亲,人都是有趋利性的。李鸿章晚年坐镇北洋时,只要是安徽来的老乡有事相求,只要他能办到的,他都会一路绿灯开到底。结果搞到最后他的军营里,但凡有些权力的岗位几乎清一色是安徽人,其他省的人根本就没有容身的机会。估计当时有人想要到他的地盘上混饭吃,首先要找人托关系修改成安徽户口。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李鸿章由天津入京觐见新皇,按照日程安排,他应该到京城后就返回自己的任所。可当他听说顺天乡试就在这两天揭榜,于是就临时改变主意,等到乡试揭榜后再返回任所。榜单揭晓后,当李老先生得知当年所中的举人没有一人是出自他的老家安徽,愤怒地质疑道:“咸丰戊午科(公元1858年)顺天乡试也没有一个安徽人,今年不会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乱子吧?”柏中堂也就是柏葰,此人是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在那场考试中,因为他的家人私下接受贿赂,这件事被他的政敌抓住了把柄大做文章,结果柏葰被朝廷杀了,以儆效尤。李鸿章这句话里明显藏着一把刀,言下之意是主考官如果不录取安徽人,就不会有好的下场!

李鸿章的这句话好似小孩子赌气一般,从中也可以看出官场乡谊之风刮得有多么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