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7月15日下午，律劳卑带着他的妻子伊莱扎·科克伦·约翰斯通和他们可爱的女儿抵达澳门。这对恩爱的英国模范夫妻，共生育了两个儿子和六个女儿，而这次随他们来到中国的只是其中的两个女儿。
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是怀着浪漫的情怀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度，何止是她们，很多没有来过中国的欧洲女人都对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充满了幻想。
一个法国海军军官在写给他未来妻子的信中说，当他们的船从马赛港起航，穿越大洋，一路经科伦坡、新加坡、香港来到吴淞口外，“环绕着球形的中国肥大的腹部缓缓地坚定地向前航行，仿佛温情脉脉地抚摸着一个美丽成熟的果实的表面”。
这一标准的殖民者心情是大部分西方人所具有的，“我是多么贪婪地想榨出这个果汁的汁啊！”—西方人的描述充满了诗意，但往往是重口味的。他未来的妻子很快就在遥远的西方国度做出反应，她建议将他们的婚礼放在中国沿海的美丽城市，上海或者广州。“亲爱的，你不是在心中告诉过我吗？生活在中国是美妙的，因为人们在那儿与逝去的几千年时光频频接触，我希望我们的幸福生活就从那个古老的国度开始。”
律劳卑的妻子和女儿又何尝不是怀着这种美好的想象来到这里，不然又怎能吃得消四个月的长途颠簸。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澳门上岸，是因为那里对于洋人来说，有着相对自由的环境。澳门，这座与广东隔海相望的半岛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已经被葡萄牙人租借为商埠，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
当夜色笼罩岬角，暂时脱离了母体的澳门流露出别样的风情。林立的船桅几乎要将眼前这块早就属于葡萄牙贸易支点的岛屿从人们的视线中遮去。这是律劳卑对这个半岛最初的印象：海风吹来的咸鱼气味，包裹着这样一座接近于完全开放的港口。集结在岸边的多艘货船装卸的喧闹声，河上数百艘民船来往穿梭时有上千船民的大喊大叫声，都令律劳卑的情绪极度亢奋。
虽然刚刚抵达异国的土地，但是英国政府给他配备了熟悉情况的副商务监督，他们是前东印度公司广州管委会的德庇时和罗治臣（又译为罗宾臣）。
律劳卑到达澳门后，当着众多英国侨民的面，宣读了英国国王的谕旨和任命书。而知名度颇高的西方传教士马礼逊则被任命为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译员，同时任副领事职务，一个牧师成为拿着1300英镑年薪的公职人员。布道之余，马礼逊会暂时脱下牧师道袍，换上一身副领事的官服。对于商务监督这个职业，他并不感到陌生。在这块土地上他一直从事的，也是布道和商务两者兼具的活计。朋友们向他发出祝贺，祝贺他得到一份优厚的俸禄，上帝也需要生活。
一个人即使拥有最高的等级，却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全然是空虚的。马礼逊来到中国已将近二十五年，他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时，体力和情感与他的大不列颠帝国一样正处于血气旺盛的勃发期。那时他刚从霍克斯顿神学院毕业，怀着对上帝最炽烈的虔诚、坚持不懈的勤奋精神和对各项事情葆有的最大热情。
他向英国伦敦传教会申请去海外当传教士，并牢记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给每一个生灵”。他认定这是自己的职责，他要做一个从事这项圣工的候选人，上帝将会派他到最需要的地方工作。
在此之前，那个对中国有着特殊情结的小斯当东爵士也给他写来一封信，信中说，在这里我介绍一位特别的朋友约翰斯顿爵士的儿子给你，他将与律劳卑爵士一起前往中国，并任其私人秘书。当他一到中国，你就要同他互相认识，你要尽快使他正确了解中国人的智慧和性格。两个礼拜之前，我和律劳卑爵士有过一次关于中国现状的长谈。我告诉他，到中国出任商务监督，如要得心应手，莫过于得到你的有力帮助，这是对他最为妥当的安排。我希望新制度能获得成功。
这一切也正是马礼逊所希望的，当新上任的商务监督一开始与中国政府接触时，双方的公文往来将是冗长而乏味的，如果他担任译员之职，势必将会以全部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其中，除了礼拜天，他将抽不出时间去做传播福音的工作。但是他有足够的信心，获得这项工作。
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日记里骄傲地说：只有我有资格去做，没有任何一个英国人能够担当这项任务。
从马礼逊的口中，律劳卑对于他眼前的这个国家有了大致的了解。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个庞大的巨人在一种可笑的幻觉中一直自居世界中心，给所有外来者以蔑视性的字眼“夷”。自乾隆时代马戛尔尼勋爵在北京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以来，这个庞大巨人一直拒绝与世界对话，拒绝在平等外交的基础上与西方国家互换使节。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守旧的势力向来有着极大的能量，任何一点细微的变革都可能引发一场地震。
马礼逊，这个有着太多东方故事的传教士，不厌其烦地向来到这里的英国使臣或者商人，一遍遍地说着他所认识的中国。他极为推崇中国的文化，他说，中国的语言文字是活的，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有三分之一的人类在使用它。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所有的教派里和党派里，在宗教界和学术界里，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字竟然完全茫然无知，这是何等的荒谬。
马礼逊郑重其事地告诉律劳卑，与大清国的官员交涉要讲究方式方法，要习惯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傲慢、专横和喧嚷，他们有时三四人同时讲话，声音之大，就像是在骂大街。他还说，大清国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国库里的白银每年都在大量流失。支出超过收入达数百万两白银。去年整个中华帝国的年景都不太好，是一个荒年和灾年，到处有盗匪出没，凶杀犯罪在蔓延开来。
马礼逊的叙述理性而又充满克制，而他所说的一切在律劳卑听来，就像是在听一段编排得不够真实的故事。听完马礼逊的介绍，律劳卑并不谦卑地承认，他来到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目的—做一个名垂青史的人，打开中华帝国的广阔土地，让英国人的毅力和勤奋有用武之地。
西方商人在广州不能四处走动，处于一种被圈养状态。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中描写道，“他们被圈定在离广州城西南角约两百码远的河边，那城墙日趋破敝但依然威风凛凛。他们时常爬上他们所租寓所的屋顶，隔着城墙凝视这座中国城池里那些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庭院宽敞的住宅。他们获准沿西城的外墙边散步，在路过城门口那些成群的中国兵丁身边时，可以透过长长黑黑的城门过道向城里观望”。
女性连封闭的商馆都不能居住。根据怡和洋行档案保留的《义和馆租约》记录，道光十二年（1832）3月，十三行中的同孚行、怡和行、广利行等9个商行“会馆公立”的租约商定：馆内瓦面墙壁破烂、楼阁门扇被白蚁食烂，以及馆内门扇三年油漆一次，均由会馆负责，墙壁及上盖每年的粉刷，则由查顿自理。租约同时强调：“自租之后，不得携带夷妇在馆内居住，又不得囤贮违禁货物，如违，会馆立即取回，毋得异言。”
在人们想象中，洋人在广州地界的生活受到诸多限制，并且长期和地方官府衙门发生冲突，经常会无端地陷入审讯、恐吓和人身危险的境地。而官府也会一再要求他们，要“听话和服从”，要“惶恐战栗”，不可“冥顽不灵，以致触犯圣怒”。时刻提醒他们，能够在这块地方暂住，完全出于天朝对远来夷人的仁慈和怜恤。
现实显然要比档案里的文字来得宽松，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旧中国杂记·广东》中如此写道，我们满不在乎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照料我们的生意、划船、散步、吃喝，使岁月尽可能过得愉快一些。
这时候的对外贸易并不仅仅限于两国商人之间的往来，更是防夷、抚夷的一部分。清政府制定的《防夷五事》规定：外国人可以在每月初八、十八和二十八这三天进城，必须在中国翻译的引领之下，前往指定地点购物或是玩乐。不能骑马乘轿，因为天朝子民抬夷人有损天朝尊严，不能携带女眷。清政府甚至把妓院都给外国人指定好了，要想逛窑子，仅此一家。在清政府眼中，这些特殊行业的女性，大概比一般特殊行业女性的地位更低下。
西方商人租住在行商的商馆中，边上是栈房、商铺、作坊等，有各色货物，商人如织。黄埔岛上，居民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他们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这里是船只修理和海员居住的地方。西方人所有的行为都受到严苛的管制。等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垄断后，工业革命基本成功，清朝还沿用这一套贸易方式，大部分欧美商人就接受不了。
律劳卑抵达澳门后，并没有下榻于澳门东印度公司商馆，而是直接住进了英国商人马地臣的私宅。在澳门的一个星期里，律劳卑具体入微地听取了马地臣和他的合作伙伴查顿对中国时局和中英贸易，以及如何与清政府打交道等问题的看法。人还没有进入广州城，律劳卑已经在形成和强化自己对待清政府傲慢与强硬的做派。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查顿与马地臣这两位英国商人，或者说这两个鸦片贩子。威廉·查顿出生于苏格兰邓弗里斯郡的一个农庄，九岁时父亲去世，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勉强通过了爱丁堡医学院的考试。
查顿是在商船上当医生时了解到东印度公司贸易，这份月薪只有10英镑的工作，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掌握了另外一项生存技能，那就是做生意。船上的高级职员拥有一项特权，允许托运并买卖两吨自己的货物，而查顿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会。
在个人打拼的过程中，查顿为自己赢得了“最有经验、最靠谱的商人”这一业内口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查顿遇上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和商业伙伴詹姆斯·马地臣，一位苏格兰从男爵的儿子。马地臣与查顿有所不同，他的舅舅是一个有名的商人，因此他很早便经手远东商贸。他刚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就成为东印度公司一名签约学徒，来到亚洲，他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将来是否从事鸦片贸易。
1820年的夏天，查顿邀请马地臣，参与并组建一个从事中国贸易的企业。在此之前，马地臣因为未能将一封重要信件送给一位船长，刚刚被他的叔父安排送回英国，但是他拒绝离开，并加入了黎萨利公司。合伙人黎萨利去世以后，没有继承人，公司的全部股份就这样归入马地臣名下。这给了两人商业合作一个理想的机会，他们很快就用自己的能力和行动证明，他们是彼此最完美的合作伙伴。
在律劳卑来中国之前，查顿曾经写信告诉他在伦敦的代理人卫定说：“我希望你尽力使他（律劳卑）认清，在他和中国方面的交往上，尊严、坚定和独立的举止是必要的，他所要做的这桩事情是异常艰难的。”
而身为最佳拍档的马地臣则扬言，要打破行商制度，直接同中国中央政府往来，对于英国的贸易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争取不到，英国政府就不能高枕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