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逝者，方能见干戈化玉帛。
——乔治·桑塔亚纳[1]
古人贤哲把“剑”与“犁”隐喻人类社会两个鲜明而永恒的主题：战争与和平。在《旧约圣经》对未来乐土的描述中，上帝的子民把刀剑铸成犁头，将矛枪制成镰刀，自此天下太平，干戈止息。《孔子家语》有云：“铸剑习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虽然时空背景各异，东西方人铸剑为犁、和平共处的愿望并无二致。
纵观人类历史，和平的阳光折射出的始终是战争的阴影。“唯有逝者，方能见干戈化玉帛。”乔治·桑塔亚纳这句被无数人误以为出自柏拉图之口的名言，凝重地道出了人类社会和战争冲突难以割舍的关系。考古证据显示，在人类尚不具备农业技能时，12000年前的狩猎采集部落之间就已经爆发了战争。在这之后的历史长河中，战争更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伴生物或动因。根据杜兰特夫妇1968年的考证，在过去3421年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风平浪静不过区区268年。[2]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发展的历史即为一部战争的历史，并不耸人听闻。
战争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战争作为人类最具杀伤性的活动，往往涂炭生灵、重创心智、破坏资源、拖累经济、分裂社会；另一方面，战争又为重建社会、振兴经济、团结民众、凝聚共识带来新的机遇。从历史表象上看，战争与和平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一个国家或龙血玄黄，或止戈兴仁。可以说，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是战争的产物。且不说两次世界大战对当代世界格局的深远影响，今日之两岸关系、中日关系、中朝关系、中韩关系、中美关系甚至中俄关系，哪一个不与战争的政治遗产有关？人类战争的历史一直呈现出一个悖论：“战争源自和平”（卢梭语），战争往往源自人类为了天下太平而作出的预防性措施。事实上，我们在寻找任何一场战争的因果链条时，总能发现人类追求和平的意图或举动；即使在风平浪静的和平外表下，战争的阴云也从未散去。从哈德良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到里根任内的美国，再到特朗普时代的今日美国，军事列强经常以“实力促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为基本国策，甚至不惜先发制人、以战止战。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以军备竞赛的方式拖垮苏联，可谓是一个备战止战、铸剑为犁的经典案例。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到福柯的“政治是战争的延续”，再到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战争催生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些论断都说明了战争与和平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剑”与“犁”是历代统治者手中的“武器”，“铸剑为犁”并不是每一个统治者所具有的政治“决断力”。换言之，人类利益的冲突是现代性的有机组成，维持一种秩序往往孕育了暴力的种子。托克维尔曾在19世纪上半叶观察到美俄两国不同的崛起之路：俄国人与人斗，靠士兵的剑攻城拔寨；美国人与天斗，以劳动者的犁开疆辟土。“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自主宰世界半数人口的命运。”[3]然而，俄国的崛起固然充满暴力，但也少不了国家的和平建设；美国的扩张有其自由民主护驾，背后却以超强武力为霸权后盾。暴力表象的背后蕴含了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变革过程；渴望和平的背后同样隐藏着战争的组织性和动员力。
对人性的不同预设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战争观。在霍布斯笔下，人类自然状态即为丑恶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卢梭则认为，人的本性如同白纸，暴力不过是结果而已。主导西方社会数百年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战争只是暂时现象，是人类历史进步过程中的嘈杂之音；伴随着人类的启蒙，未来的大同世界将硝烟不再。对于视战争为历史进步的推动引擎和必要之恶的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战争则是阶级斗争的极端体现，终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退出人类舞台。应该看到，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都缺乏对以战争为代表的集体暴力的应有重视。人文学者多记录特定战争的历史或醉心于抽象的伦理原则或政治正确，少见对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以及战争作为国家或集团有组织暴力的系统论述。在社会科学界，对国家之间暴力以及社会内部集体暴力的研究同样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贡献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不朽兵书的中国人，虽有“铸剑为犁”的和平理想，并没有在作战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一般性战争理论；如何为当今世界提供一种战争与和平的理论，这是摆在中国思想理论界的重大课题。
“剑与犁”译丛希望将冲突与秩序引入中国学界的思考，辩证地、历史地展现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为转型中的中国提供一个思考的维度。其旨趣有四：
第一，历史的厚重。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是两个国家或多个国家之间的对称性冲突；它有明确的战场；各方均以打击对手军事实力为目标。随着二战的结束，领土内部的军事冲突取代国家间战争，成为战争的主导形式。由于核武器的出现，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局势长期呈现为表面平静下的剑拔弩张。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趋于平息，战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内部，非国家性质的行动者走上前台。到了21世纪初，“9·11”事件使本不新鲜的恐怖主义进入公众视野。在“反恐战”的背景下，跨越地域的集体冲突往往呈现为小规模敌对者的高科技精准袭击，无论是恐怖分子将民用飞机变为致命武器撞向世贸大厦，还是美国军方遥控无人机定点空袭。战争往往不再以夺取国土为目的（围绕ISIS的战争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而是有针对性的杀戮，或是制造恐惧，甚至符号性的胜利宣示。放眼世界，有形战场上的两军对垒固然存在，无形战场上的多方较量更是日益凸显。本译丛既关注古代阵地战，也涉及当代反恐战，并力图凸显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演变。
第二，社会的根源。战争与和平都是特定历史轨迹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群体规范和群体动态的体现，有其独有的社会根源、历史演变、相互影响以及结构效应。人类只有在特定社会形态下才会诉诸于系统的暴力行动；暴力绝不仅仅源于人类出于自我保护的生理反应或追求利益的心理动机，它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但暴力并不是社会失序的必然产物，它离不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机制。比如，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地位悬殊的两个人或群体并不经常发生冲突，冲突双方往往社会地位相近或存在竞争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经济贫困或政治压迫引发暴力的传统观点。[4]再如，纵观人类战争史，我们发现，直到近代才出现的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在此之前，战争多表现为部落之间的小型战争。一旦臣民和国家达成契约，将人身保护权交托君主或政府，国家就担负起了保护臣民免受外族侵袭的责任，战争最终转型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在民族国家时代，战争的伤亡程度可能更高，战争的频率却大大减少。[5]本译丛试图展现战争的社会复杂性，力求摆脱“二战”以来形成的“政治正确”的战争与和平的理念，涵盖传统战争、恐怖主义、极端思潮、社会冲突、政权建设、国家兴衰等诸多关涉“和平”如何成为可能的主题，尝试从人类文明角度思考冲突与秩序的有机联系，期望对理解人类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有所助益。
第三，多元的学科。本译丛不限定于传统的学科分类，而力图提供一个学科交叉的平台。它既有凝重的历史叙述，也有复杂的量化分析；既有人际互动的微观视角，也有跨越千年的宏观全景；既有善恶正邪的道德拷问，也有手术刀般的无情剖析；既有热情洋溢的人文关怀，也有冷静沉着的社科考察。总之，本译丛寄望于展现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性和边界的流动性。
第四，现实的关照。作为学术译丛，它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将这些书引入中国的意义何在？西方学术源远流长，经典名著不胜枚举；倘若只考虑知识旨趣，本丛书将湮没于西方知识生产的茫茫大海中。但置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本译丛就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步入21世纪，全球格局正处于深刻的变动中。冷战的终结使得西方自由主义者产生了“历史终结”的感叹。但这种自满情绪仅仅延续了10年，恐怖主义的“游击战”所带来的恐慌又使人感叹“文明的冲突”是否意味着当代世界的死结。在这种全球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冲突与秩序、军事实力与国家建设、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文化主体与西方思潮之间的关系，对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中国尤为重要。基于这种考虑，本译丛的书目选择就有的放矢了。读的是西方的学术，想的是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选书的基本立场。
是为序。
李钧鹏
2017年3月29日